昭陵博物馆藏《龙泉亭诗碑》断代

2017-07-03胡元超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7年6期

【摘要】昭陵博物馆馆藏《龙泉亭诗碑》残石，留署名七律三首。本文根据残碑所留干支及两位诗歌作者姓名、署銜，结合昭陵博物馆馆藏《昭陵六骏碑》碑阴宋人题署、《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碑阴《唐太宗昭陵图》宋人题署，推断该碑是宋绍圣四年（1097年）立石，为该文物建档、建卡、评定等级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龙泉亭诗碑绍圣四年

《龙泉亭诗碑》，1978年出土于礼泉县城关镇皇甫村，后流落民间，现被礼泉县文物旅游局收缴，移藏昭陵博物馆。碑石青石质，左边及左下方残断已佚，中部断裂。残碑高60厘米，宽40厘米，厚6厘米。正书17行，满行24～28字，留七律三首，有泐文。今予以刊布，主要对碑石刊石年代进行探索，并就碑石原始风貌作一推测。

一、碑石录文

龙泉亭诗/

登甘北泉亭望远怀古偶成斐章/

醴泉尉开封李宰元均/

览古还销壮士魂，

危亭极目驻征轩。

涧滨渴雨湍流涩，

山麓飞/埃叠嶂昏。

百里民风遗古邑（甘北镇唐醴泉县旧址），

二陵王气锁荒村（太宗昭陵、肃宗建陵）。

龙/泉依旧开琼甃，

不减行人一勺恩。

丁丑孟夏晦日题/

次韵/

知醴泉县事管城杨仁宝择之/

自昔于兹出醴泉，/

里闾相与葺幽轩。

坐来虽喜心无累，

望□□伤/目已昏。

汨汨小池通远水，

阴阴高柳接前村。

行人盥□濯□□/惠，

岂识蠲烦涤病恩（至今里人取以治病）。/

又同前/

醴泉主簿太华李革孚叔/

多情何处不伤魂，

每遇登临暂伫轩。

连苑草莱埋古□，

□ □□/火照黄昏。

瑶台故迹迷荒署，

金阙余基接远村。

长□□□□□/水，

涓涓留得济人恩。/

（疑有泐文，当为“又”字）同前/

二、碑石规格

该碑中部残断，有泐文，且左部断裂已佚。留下来的镌七律三首，正题《龙泉亭诗》，副题《登甘北泉亭望远怀古偶成斐章》。《说文》称“斐”是“分”的别文。斐章即言诗文相错，谓有数章。因非实指，故难从“斐章”判断具体几章。虽然该碑镌诗均为七律，每首诗所占行数相同，但因不能确定镌诗首数，故亦不能按镌诗数目判断碑石完整时的规格。

碑虽残断，但右部上下完整，可知碑石完整时高即60厘米。第一首诗颔联“涧滨渴雨湍流涩，山麓飞/埃叠嶂昏”可连读者亦可证之。

第三首诗后另起一行又有“同前”两字，说明这两个字后又有步韵七律一首。以第二首诗从“次韵”到合句后小注“至今里人取以治病”共占5行来看，第四首诗“同前”二字后应还有4行，宽度约为10厘米。若以该碑录七律四首来算，加上左边留白10厘米，该碑完整时宽度应当是60厘米。古代所立的碑鲜有宽度大于高度来推测，该碑应当为高、宽各60厘米的方碑。诚如此，则残碑仅阙七律一首。

三、碑石断代

残碑所留的三首诗作者，均为醴泉县地方官，一为县尉，一为知县，一为县主簿。从诗的内容来看，诗文是他们巡检辖区至当地名胜龙泉亭时而作。第二、第三首诗（包括所泐的第四首诗）都是步韵诗，因此应当是同日完成，或是时隔不久相继完成，诗成后即镌碑立石。为了探索方便，不妨把写诗的日子看成是镌碑的日子。

（一）上下年限

该碑李宰诗中有“百里民风遗故邑”句，其后小注云：“甘北镇唐醴泉县旧址。”醴泉作为县名，始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京兆郡醴泉县条云：“后魏曰宁夷，西魏置宁夷郡，后周改为秦郡，后废。又以新畤、甘泉二县入焉，开皇十八年改县名醴泉。有甘泉水、波水、浪水，有九嵕山、温秀岭。”[1]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长安志》等史志均有类似的记载。《辞源》释醴泉县总其要云：“县名。属陕西省。本汉谷口县，属左冯翊。后汉及晋为池阳县。北魏置宁夷县，隋开皇十八年改曰醴泉县，因县界后周醴泉宫而名。明清皆属西安府。公元1964年改礼泉县。今为陕西礼泉县。”自以“醴泉”为县名后，治城至今凡三迁。1999年最新版《礼泉县志》第二章《建置沿革》列表记载，隋的醴泉县城，在今礼泉“县北7.5千米故县村”，亦即今礼泉县赵镇赵家行政村故县自然村。唐的醴泉县治，向东南稍迁，在今礼泉“县东北5千米泔北村”，亦即今礼泉县赵镇文家河行政村泔北自然村（考古证实此地有唐代城墙遗址）。这里所说的“泔北村”与李宰诗中小注所说的“甘北镇”实为一地。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醴泉县治不祥（当还在唐县治，而文献无载，故不能确定），但后唐依旧在“县东北5千米泔北村”。北宋时，移治宋置醴泉镇，即今“骏马乡旧县村”[2]，此地在今县城东南约15千米处。明洪武二年（1369），乃迁县治于今县城。李宰诗小注称“甘北镇”为“唐醴泉县旧址”，可见，该碑立碑的上限为五代后唐末年。

李宰诗后署衔“醴泉尉”，县尉之置，始于秦代，废于有明，故该碑之立，不应晚于元末。

综上，我们可以把该碑镌立年代框定在后唐末至元末之间。

（二）准确年代

该碑李宰诗后又有“丁丑孟夏晦日”年月日款，从后唐末帝清恭三年（936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年间，我国中原王朝和曾经统治过陕西的北方金政权纪年干支为丁丑的年份有7次，分别是：宋太祖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宋宁宗嘉定十年、金宣宗贞祐五年、兴定元年，1217年；宋端宗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

《龙泉亭诗碑》刊刻之年，应当就在上列7个选项中。该碑三位诗歌作者中，李宰和李革分别出现在两通有明确纪年的宋碑上，因此，我们把该碑定为宋碑，并把立碑之年精确到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这一丁丑年上。

先说李宰。李宰名出现在宋元祐四年（1089年）刊刻的《昭陵六骏碑》碑之阴。唐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安厝文德皇后于昭陵（位于唐醴泉县境内的九嵕山上）后，令阎立本（世传）将他在统一战争中骑过的六匹立有战功的骏马绘制成形，召石工琢于六块青石屏上，陈列于昭陵北司马院内，即是有名的昭陵六骏。宋元祐四年（1089年），武功游师雄在陕任运判奉议，因昭陵六骏石屏立于昭陵北阙，往来观瞻不便，乃令醴泉知县吕由圣于县城唐太宗庙立《昭陵六骏碑》一通，把昭陵六骏按比例缩成线描画，刻于石碑上。游师雄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短文，对其此举进行了说明，同时刊于《昭陵六骏碑》上，文尾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功游师雄景叔题”[3]的纪年署名落款。该碑自宋以降，著录者颇夥，现藏昭陵博物馆。宋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李宰与薛嗣昌观瞻了宋修唐太宗庙。李宰自称为唐景武公（即李靖，两《唐书·李靖传》皆云靖谥号“景武”[4]）后裔，薛嗣昌自称为唐献公（即薛收，两《唐书·薛收传》失载薛收谥号，薛收子薛元超相高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薛氏宰相》和薛收碑均载薛收谥号“献公”[5]）十四代孙。而景武公李靖、献公薛收均陪葬昭陵，又在宋修唐太宗庙里为太宗配享。因此，李宰、薛嗣昌于《昭陵六骏碑》阴刊刻了他们这次拜谒活动：“陇西李宰、河东薛嗣昌谒唐文皇帝祠□瞻拜远祖景武公、献公遗像。绍圣四年六月四日。十四代孙薛嗣昌题记。”[6]这里所说的“唐文皇帝祠”就是宋修的唐太宗庙。

这个自称李靖后裔的“陇西李宰”，应当就是《龙泉亭诗碑》所载的“醴泉县尉开封李宰元均”。或问，若是一人，为何绍圣四年孟夏晦日（四月三十日。绍圣四年四月大）做诗时，署为“开封”人，而时隔一月有余，却署为“陇西”人？我们说，这是古人攀附古贤、曲叙族谱造成的。李宰在《宋史》无传，其为官醴泉，并非土著，开封乃其籍贯。绍圣四年四月三十日作龙泉亭诗时，没有想到日后还要另攀门阀，认作李靖一脉，故直书其籍开封。而至当年六月四日，与薛嗣昌拜谒唐太宗庙后，因与李靖同姓，乃曲叙李靖为远祖，而李靖以陇西为郡望，故又署为“陇西李宰”。

李靖在两《唐书》中俱有专传。《旧唐书》本传云“雍州三原人”[7]，《新唐书》本传云“京兆三原人”[8]，一称其府，一称其州，并无本质不同。唐之三原县，亦即今之陕西省三原县。而李靖以陇西为郡望，史亦有载。李靖相太宗，出于陇西李氏丹阳房。《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云：“陇西李氏，定著四房，其一曰武阳，二曰姑臧，三曰燉煌，四曰丹阳。”[9]又云：“丹阳房有靖、昭德；又有道广、元紘、晟。”[10]还云：“丹阳李氏，晋东筦太守雍长子曰伦，五世孙文度，西凉安定太守，与族人宝入后魏，因居京兆山北。”[11]山北县后废，其地多并入三原县。同时列表载，文度生权，权生崇义，崇义生诠，诠生靖。李靖碑现藏昭陵博物馆，亦云：“公讳靖，字药师，陇西成纪人也。”[12]

薛嗣昌在《宋史》卷三百二十八《薛向傳》后有附传（嗣昌乃向中子），云其崇宁中（1102—1106年）“历熙河转运判官、梓州、陕西转运副使”[13]等职。史书言之甚略，想必绍圣四年时亦非白身。其人喜好书法，亦善摹刻，大观三年（1109年），曾摹刻《智永真草千字文》，俗谓之“关中体”，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宋史·薛向传》不言薛向籍贯，而薛向为薛颜孙，《宋史》卷二百九十九《薛颜传》云：“薛颜，字颜回，河中万泉人。”[14]万泉县即今山西万荣县，此地亦即汉至北周汾阴县地，为三国魏以降河东汾阴薛氏郡望所在（《新唐书》卷七十三《宰相世系表》薛氏宰相言薛收先祖薛齐曹魏时徙居河东汾阴）。薛颜家族有名于宋，入《宋史》者甚众，出于隋河东汾阴薛道衡（薛收之父）一脉，《宋史》已有定论。故薛嗣昌自状郡望河东汾阴，为薛收十四代孙，当不为谬。而李宰不知其为李靖几代孙，可见曲叙成分较大。李宰之所以攀附陇西李氏，可能是受到了好古之士薛嗣昌的影响。

判断自状李靖裔孙的李宰，就是写龙泉亭诗的作者李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薛嗣昌当时初入仕途，又在关中做官，与为醴泉尉的李宰品阶难可轩轾，二人俱好文墨，结伴同游，少有拘束。《昭陵六骏碑》当时立于醴泉县唐太宗庙廊庑，庙有主持，如果与薛嗣昌同游的李宰，不是醴泉尉李宰，恐怕他们不能司命庙主持在《昭陵六骏碑》阴题署刊刻。

既然绍圣四年（丁丑年）六月于《昭陵六骏碑》阴题署的李宰，就是在《龙泉亭诗碑》上作诗的醴泉尉李宰，而《龙泉亭诗碑》又立于“丁丑”年，那么，这个“丁丑”年亦应就是绍圣四年这一丁丑年。何以见得？试想一下，李宰当时为县尉，年龄应当在三十岁左右，若往前倒数一个丁丑年，则李宰还未出生，若往后顺数一个丁丑年，则李宰当有九十高龄，一个胡耇老人不可能出任县尉。况且，李宰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县尉这一职务上一干就是六十年。所以，定《龙泉亭诗碑》为绍圣四年碑刻应当是立得住脚的。

再说李革。李革名出现在绍圣元年（1094）刊勒的《唐太宗昭陵图》上。宋绍圣元年，游师雄命知醴泉县事符寤等官员刊勒《唐太宗昭陵图》于《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该碑开宝六年立于唐太宗庙内）之阴。与此同时，游师雄还撰写了一篇短文，对其此举进行说明，与《唐太宗昭陵图》一并勒石，其于文尾有“绍圣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师雄景叔题”[15]的纪年署名落款。该碑还在游师雄题款之后，具醴泉县立石官员名讳，云：“县尉张勺、主簿李革、右司德郎知醴泉县事符寤立石。”[16]绍圣元年，醴泉主簿是李革，这个李革，应当就是在《龙泉亭诗碑》上留诗的李革。我们定《龙泉亭诗碑》为绍圣四年立石，前距绍圣元年不过三年之期。三年之内，虽然醴泉知县、县尉职位官员调任很正常，但主簿职位官员未调任亦很正常。另外，就醴泉县而言，主簿一职，由同名同姓而不同人的官员来担任，纵使以千年计，恐怕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综上，笔者认为定《龙泉亭诗碑》为宋绍圣四年这一丁丑年刻石，理由是充分的。

参考文献：

[1]（唐）长孙无忌.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醴泉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6.

[2]礼泉县志编纂委员会.礼泉县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71.

[3]张沛.昭陵碑石·宋游师雄题六骏图碑并阴[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230.

[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98.

[5]（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薛氏宰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2.[6]张沛.昭陵碑石·宋游师雄题六骏图碑并阴[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230.

[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97.

[8]（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85.

[9]（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李氏宰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54.

[10]（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李氏宰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54.

[11]（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李氏宰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