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莲香 辛红娟

(1.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2.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

从文本批评到译者行为批评
——外来译者沙博理研究述评

谭莲香1辛红娟2

(1.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2.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

本文考察1983年至今国内沙博理研究文献，分为三个阶段：分析译文文本特征，挖掘历史语境对译文特征的塑形作用，探讨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行为的关系及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这一研究进程基本上对应翻译批评研究从文本批评到文化批评，再到译者行为批评的总体趋势，也折射出研究者的视域从微观到宏观、关注对象从文本向社会现实的转移，指向中国文化传播面临的问题，以实现文化自觉的发展历程。

沙博理；文本批评；文化批评；译者行为批评

0 引言

论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谁来译”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英译者可分为3类：“母语是汉语的译者(如林语堂)；母语是英语的译者(如John Minford)以及母语分别是汉语和英语的合作翻译的译者(如葛浩文夫妇)”(马会娟，2013：65)。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对英语世界的意识形态、诗学传统、读者期待认知可能不够充分。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对文本选择与翻译过程有一定随意性，“文学作品可能遭遇‘诠释不足’或‘过度诠释’，从而导致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文化乃至中国形象的误读”(胡安江，2012：56)。在中国本土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外来译者群是译者模式研究不可忽略的一个群体，其中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2014) 是外来译者的典型个案。沙博理自50年代初开始从事翻译，译作涵盖小说、诗歌、戏剧和人物传记等约一千万字，并参与过毛泽东诗词英译润色工作(Shapiro, 2005)，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尝试梳理沙博理研究现状，厘清研究进程、发展趋势和研究前景。

1 国内外沙博理研究现状基本数据分析

国外对沙博理的研究成果很少，现有论述主要是简要评介沙译《水浒传》及少数几部通过美国出版机构发行的沙博理著作。这为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选材及传播途径等提供了一定启示。国内对沙博理的关注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研究性论文数量不多。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沙博理”为主题词检索，截至2017年5月31日，共369条记录，剔除重复及不相关记录，有效数据共约310条。除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外，另有一些论著涉及沙博理研究。本文重点对中国知网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同时也会兼顾其他著述。

图1 中国知网收录沙博理相关文章数量曲线图

就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八九十年代只有零星的论述。第一个小高峰出现在2006年，可能是由于2005年12月23日正值沙博理90岁寿辰，庆祝活动之后对其访谈及报道有所增加。第二个高峰是2011年，2010年沙博理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进一步吸引研究者的关注。第三个高峰出现在2014年，即将迎来沙博理百岁寿辰，相关报道较为集中；然而10月18日，沙博理安然辞世，继而引发一些追忆类文章问世。

本文根据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对1983年至2017年5月的310条有效数据进行大致分类，其中报道与访谈约94篇，占30%，研究性论文约216篇，占70%。

报道沙博理生平及其成就的文章从1983年延续到2015年，其多元身份始终是关注焦点，如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践行者、政协“洋委员”、犹太人、《中国文学》杂志发起人之一、中国“洋”女婿等。对沙博理的大量报道与访谈说明学界对其多重身份的关注，对其翻译业绩的认可。

216篇文章中有3篇为沙博理(1984,1985)本人所作，陈述了选择《水浒传》作为翻译对象的缘由及翻译过程。其余213篇研究性论文中硕士论文87篇，约占41%；期刊论文126篇，约占59%。213篇研究性论文按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部分有交叉重叠)，其走势如下图：

图2 六类研究内容走势图

如图2所示，第一篇研究性论文始于2001年，自2001至2017年间，《水浒传》沙译本特征研究论文共约141篇，占总量的67%，是现有沙博理研究的主体，但近3年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历史语境对沙译的影响、译者主体性、沙博理翻译思想的研究数量较少，而且各年份分布较为零散；对于沙译现当代作品特征的研究呈缓慢上升的趋势；而近年来对文化身份与翻译行为的研究则相对具有一定连续性。

2 国内沙博理研究发展脉络

相对于沙博理对新中国翻译事业的突出贡献，中国学者对沙博理的关注显得滞后，较为深入的学术性探讨起步也晚。从研究内容来看，以沙译《水浒传》文本解读为主体，并贯穿始终。从研究视角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2001年始至2009年，以沙译《水浒传》文本对比分析为主；第二阶段自2009年后，依然以《水浒传》文本分析为主体，但有少量论文开始论及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在时间上基本重叠，但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向——文化身份与翻译行为，并阐释其翻译行为对当前文化传播的意义。这三个阶段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国内翻译批评的发展。

2.1 文本批评视域：沙博理《水浒传》英译本解读

第一篇专门分析沙译作品的论文是徐学平的《试谈沙译〈水浒传〉中英雄绰号的英译》。该文以跨文化交际为视角，认为沙译108位梁山英雄的绰号大多数传递了原文民族文化特征，但也有小部分值得商榷，究其原因，在于译者对源文意思考证不够准确；对绰号的信息内容没有足额转换；为求易解，对部分绰号进行了不恰当的中西文化转换(徐学平，2001)。

此后，不少论文从社会符号学、认知、语用学等视角进一步分析沙译《水浒传》中绰号、称谓和粗俗语的翻译。对文化负载词的分析多采用例证法，重点探讨沙译的翻译方法，倾向于做价值判断，一般对沙译本持肯定态度。沙译《水浒传》和其他译本的对比研究也集中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后大多会做优劣判断，一般认为沙译的翻译方法更为灵活，优于其他译本。除了文化负载词翻译外，原文文体风格的再现是早期沙译个案研究的另一焦点，如章回体风格、模糊美感的再现等。一般认为沙译力图保留原文艺术特征，但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有时有所删减，导致原文风格有一定缺失。

第一阶段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对沙译《水浒传》的文本解读，一方面与《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水浒传》英译本被认为是沙博理的代表作。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沙译《水浒传》研究，主要考察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倾向于对译文进行价值评判。这种特征与传统翻译批评特征有一定相似性。

翻译批评研究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传统时期，出发点是文本批评视域，主要特点是以原文为中心，以“忠实”为标准，强调译文和原文的近似度。第二阶段即文化转向后，出发点是文化批评视域，主要特点是考虑译本产生的外在因素。第三阶段为当下，出发点是行为批评视域，将翻译内外研究相结合(周领顺，2014b)。

这一阶段的沙译《水浒传》研究，基本是文本静态分析，寻求译文与原文的近似度，以忠实为标准衡量译本的优劣，译者基本隐身于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特征与翻译批评发展的第一阶段特征基本吻合。

2.2 文化批评视域：历史语境下的沙博理译作描述性研究

2009年以后，沙博理研究依然以《水浒传》文本分析为主体，但对译本的优劣评价逐渐减少，描述性研究逐渐增加。

随着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兴起，研究者借用语料库手段对《水浒传》多译本语义韵特征和译文风格进行描述性研究，由于对比的体量大，统计数据准确，以此为依据对译本特征进行描述，更加客观。有研究者(刘克强，2013)借助语料库手段对《水浒传》四译本的词汇、句对、语篇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归纳了其共性和个性及对翻译研究与实践的启示。也有研究者(董琇，2014:14)建立了翻译风格的球体量化模型，用数学语言描述《水浒传》各译本风格，认为：“沙译努力保留原文的特点，但与赛译相比，更为接近球面即目标语读者习惯的风格，与原著内核距离稍远一些。”这种尝试构建新模型来描述翻译风格的方法，突破了传统的两极评价法，有利于客观地、历史地认识各译本的价值及译者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除译本特征的描述外，部分研究者着眼于外部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对翻译的影响，认为沙译《水浒传》书名的变更正是译者“为顺应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所做的变通”(李晶，2006:48)；《水浒传》各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取决于不同语境下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孙建成，2009)。

除了历史语境中的诸因素，译者这一翻译主体逐渐纳入研究范围，主要关注译者主体性。研究者主要从《水浒传》原文与译文、沙译本与其他译本的对比入手，将其差异解释为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也有研究者(李菁，等，2015)通过副文本的考察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阐释，丰富了研究视角。

总体而言，第二阶段的沙博理研究呈现两个特征：语料库手段成为新的研究工具，基于统计数据而做出的结论相对更加客观；文本外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译者主体性等因素对沙译的影响成为新的关注点。但论文相对较零散，将翻译内外研究相结合的持续性研究较为少见。

这一时期的沙博理研究与翻译批评发展的第二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相呼应。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学界开始关注译本产生的外部环境因素，为译本找到存在的外围的、历史的、理性的成分，包括译者自身因素、译文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译者主体性受到关注，译者显形(周领顺，2014a)。但就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基于文本比较和分析对译者语言风格、翻译技巧、能动作用等进行规范和评价，换言之，译者并没有被真正置于翻译过程中进行考察其立场、选择、行为以及行为的动因、目标、结果等”(刘云虹，2015:66)。

2.3 行为批评视域：沙博理译者行为阐释

如上所述，2009年以后，总体趋势倾向于对沙译《水浒传》译本特征进行描述，并对影响译本生成的外部因素探源。在这一总体趋势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译者行为阐释，其基本特征是“文化身份”“翻译行为”“译者行为”成为新的关键词。

在微观层次上，研究者通过对沙译文本的分析，尝试归纳其翻译行为规律。研究者基于语料库对沙译《水浒传》翻译特征进行分析，发现“隐性衔接的意合句式广泛分布于《水浒传》沙译本，且句式的意合程度要高于标准英语句式”，认为沙译语言具有中国英语的典型特征(任东升，等，2015：70)；发现沙译衔接性副词的使用“最大化表现汉语原文的语言特点”，认为其原因与语言的渗透、沙博理特殊的译者身份及制度化层面的国家翻译实践相关(任东升，等，2016：105)。

除古典小说外，研究者逐渐将沙译现当代小说纳入研究视野，对《平原烈火》《小城春秋》《林海雪原》《家》《李有才板话》《月牙儿》及《上任》的译文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1)沙译《平原烈火》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话语三层次的转化，既实现了交际效果，又保留了原著的文学性(任东升，等，2017)；(2)沙译《小城春秋》对原文的大量删减、拆合与重构是照顾读者阅读习惯所做的调适，与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译者角色有关(任东升，等，2017)；(3)在《小二黑结婚》英译本中，“沙博理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建构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个体叙事，进而在目的语中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正面形象”(刘红华，等，2016：129)；(4)沙译《林海雪原》中人名称谓语翻译呈现两种倾向——“革命英雄人物有意亲切化处理，反面人物有意负面化处理”，其原因在于沙博理文化身份、文化态度及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孙明珠，等，2007)。

除了沙译小说，沙译诗歌也开始引起研究者关注。研究者通过对《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沙博理译文、“官方”译文和许渊冲译文的对照分析，认为沙译“在忠实再现该诗词的创作意图、整体思维、灵动意境和霸气诗情方面自胜一筹”，这一特征与沙博理的“三位一体”独特译者资质有关(任东升，2016：2)；通过对沙译《酱油和对虾：政治讽刺诗》的分析，研究者还发现，该译本“通过对字词的精选和锤炼、诗句跨行和修辞调整以及拟译和押韵，使译诗在创造性词语转译、诗句力量再现和篇章形式重构方面显示了高超的翻译艺术，保持了目的语读者取向和再现原诗犀利政治讽刺效果之间的平衡”(任东升，等，2017b：1)。

在中观层次上，研究者探讨翻译行为与译者文化身份的关系，并阐释沙博理翻译观。有研究者归纳其文化翻译观，即“以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为目的，以塑造中国历史文化为立足点，同时兼顾译文整体效果和读者需求，适当加以改写”(任东升，等，2012:108)。也有研究者总结为“和谐”翻译文化观，即“天和”以求“达”，“人和”以求“雅”，“心和”以求“信”，并进而尝试阐释其“创作性”文学翻译观(刘瑾，2015，2016)。还有的总结为“忠实性叛逆”的文学翻译观(黄勤，等，2016)。

在宏观层次上，将沙博理翻译行为放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发掘对当前文化传播的意义，并尝试建构中译外理论体系。研究者对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理念、本质、伦理、模式等进行阐释，认为“沙博理是翻译制度化产出的制度化译者，其译者身份呈现出典型的制度化特点”(任东升，等，2015:22)；他们还发现沙译具有中国英语的典型特征，而中国英语的地位稳固与否反映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的强弱，因而在汉语经典作品外译中，“译者需要首肯并尊重中国英语的文化主体地位，并自觉运用于对外翻译实践”(任东升，等，2014：43)；沙博理“以‘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解读所译中国作品，以‘文化间’双重身份操作自己的翻译，以‘英语读者’的视角把握译文表达，这种 ‘一人三体’的翻译模式对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和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模式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任东升，2015:27)；从国家叙事视角看，沙博理是“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实施者，他的翻译行为是其政治选择行为的结果和延续”(任东升，2017:120)。

这一阶段沙博理研究呈现以译者为中心、兼顾翻译内外研究的趋势，与翻译批评发展的新趋势也有一定相似性。在翻译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主要是翻译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以译者为切入口，充分把意志性纳入考察范围，对译者行为合理度的评价涉及译者的身份和角色界定，译文是译者行为角色化的结果”(周领顺，2014a:47)。

沙博理研究与国内翻译批评研究所呈现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翻译研究发展总体趋势的折射。翻译学在我国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基于传统和经验的“朦胧期”，发生于“文革”之前和国际学术视野比较封闭的年代。第二个时期是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的“输入”期，发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起初多集中于对西方翻译思想本身的阐释，之后则转向以阐释中国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为旨归，并以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评价、引导中国翻译研究为最终落脚点。第三个时期，即反思自我传统、构建中国译学话语和理论创新意识增强的“发展”期。(许钧，等，2015)

沙博理研究从最初的静态文本分析，发展到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视角阐释历史语境中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进而将翻译内外研究相结合，试图建构适应当前语境的中译外理论。这一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界学人研究视野从微观向宏观，关注对象从文本向社会现实转移，逐渐以解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问题为旨归，实现文化自觉的发展历程。

3 沙博理研究趋势展望

总体而言，沙博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无论是文本、文化还是译者行为视域下的批评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3.1文本批评视域

文本批评视域下，沙博理译作有待于客观全面地描述。现有研究主要以《水浒传》为研究对象，对现当代作品涉及并不多，且多以个案研究为主，需要进一步宏观系统的梳理。在文本批评视域下，有必要将沙译现当代作品纳入研究视野，对其译作进一步分类，归纳各类译作的文本特征，并分析其历时与共时特征，总结沙博理翻译策略与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有待于进一步将语料库方法引入沙博理译本分析。目前仅有少量论文基于语料库对《水浒传》各英译本进行对比时，对沙译本纳入了描述范围，有待于将沙译《水浒传》及其他译作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深化沙译文本批评研究。

3.2文化批评视域

文化批评视域下，有待于全方位考察历史语境对沙博理翻译活动的影响。现有少量论文仅涉及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对翻译行为的影响，有待于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国内政治形势、主流意识形态、赞助人、权力关系等因素深入分析，探讨对沙博理翻译动机、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的影响，客观认识新中国翻译史，反思国家政府主导的翻译实践得失。英国汉学家杜博妮(McDougall，2011: 136)认为，“外文出版社从创立到20 世纪末，国家并未从它那里获得巨大的利益。原因包括翻译选材的平庸、翻译作品缺乏对目标读者的观照、译作质量平平等”。对这一时期翻译史的反思，将利于深入认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为当下中译外翻译实践提供借鉴。正如许钧(2014:2)所言，“没有对翻译史的整体性研究，就不可能在历史的高度全面认识翻译形态的多样性、人类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就不可能认识翻译活动的根本性特征，不可能认识翻译活动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更无法把握翻译活动的历史性和发展性”。

3.3译者行为批评视域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现有部分论文试图总结沙博理翻译行为规律，并将其放在国家翻译实践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取得了较大进展。可以进一步结合翻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在文本批评的基础上，归纳沙博理译者行为规律，考察翻译行为与译者文化身份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挖掘其文化身份与翻译行为对当前文化传播、中国文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群翻译行为研究。沙博理并非孤例，而是新中国外来译者群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翻译实践中，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爱德乐(Sol Adler)、戴乃迭(Gladys Yang)、吴雪莉(Shiley Wood)等一批外来译者为中国政治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外译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基本隐身于中国翻译史。考察该群体翻译行为特征的共性，包括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模式、对民族形象的建构等，分析历史语境的塑形作用，进而探索对当前中译外译者体系建构的意义。

(2)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与其他外来译者文化身份比较研究。除了对沙博理个案的深入挖掘外，还可以将沙译《水浒传》放在《水浒传》英译史中考察，将沙博理与其他主要英译者如赛珍珠(Peal S. Buck)、杰克逊(J. H. Jackson) 、登特·杨父子(John and Alex Dent-Young)的翻译行为特征进行对比研究，对影响译者决策的历史语境进行分析，探讨翻译行为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探索译者文化身份对当前中译外的意义。

(3)外来译者翻译行为社会影响研究，或者说译作接受现状研究。国内译学研究多是“自我评价”，即“中国人评价中外译者的中译外实践，关于境外读者对中译外作品的阅读情况，缺乏调查与分析，因而难以评判中译外作品在境外的接受效果，难以确定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成效与影响”(张威，2011：197)。考察沙博理译作在译语语境的遭遇，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并可将其与葛浩文译作的传播效果进行对比，进而从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传播途径等视角分析原因，利于客观认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普遍障碍。进而探讨如何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进行协调，在翻译选材上既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西方文化市场的规则；在翻译策略上逐步建构中国文化话语体系，同时又观照读者的可接受度，为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生存寻求合适的土壤；并利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手段拓展传播渠道，为当前中西文化交流明显不平衡的语境下中国文学传播探索切实可行的模式。

4 结论

通过以上1983年迄今国内沙博理研究的统计分析发现，“沙博理研究”已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越来越明确，研究队伍构成多样，具有领域性研究前景。仅从研究视角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1年始至2009年，以沙译《水浒传》文本分析为主；2009年后，基于语料库的描述性研究开始兴起，文本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成为新的关注点；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在时间上基本重叠，但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向—文化身份与翻译行为，着力探索对当前文化传播的意义。这一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与翻译批评发展的总体趋势即“文本批评视域—文化批评视域—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相呼应。沙博理研究的发展轨迹也折射了研究者视野从微观向宏观，关注对象从文本向社会现实转移，逐渐以解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问题为旨归，实现文化自觉的发展历程。深入系统地开展对外来译者沙博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国家翻译实践史的研究及其书写，而且对于当前中译外的翻译选材、译者模式、翻译策略、民族形象建构、传播途径等议题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

Shapiro, S. 2005. My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McDougall，B．2011. 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M]．New York: Cambria Press.

董琇. 2014. 翻译风格的球体量化模型:基于《水浒传》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6)：12-17.

胡安江. 2012. 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4)：55-61.

黄勤，刘红华. 2016. “忠实性叛逆”：沙博理之文学翻译观[J].外国语文(4)：111-115.

李晶. 2006. 翻译与意识形态——《水浒传》英译本不同书名成因探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1): 46-49.

李菁, 王烟朦. 2015. 副文本视野下沙译《水浒传》的译者主体性解读[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81-86.

刘红华, 黄勤. 2016. 论沙博理《小二黑结婚》英译本中的叙事建构[J]. 外语与外语教学(3)：129-135,139.

刘瑾. 2015. 从和谐文化观看沙博理翻译[J]. 外国语文研究(5)：63-69.

刘瑾, 华先发. 2016. 论沙博理的文学翻译观及其形成的主体因素[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54-158.

刘克强. 2013. 《水浒传》四英译本翻译特征多维度对比研究——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研究范式[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云虹. 2015. 译者行为与翻译批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评析[J]. 中国翻译(5)：65-70.

马会娟. 2013.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J]. 中国翻译(1):64-69，126.

任东升. 2015. 从国家翻译实践视角看沙博理翻译研究的价值[J]. 上海翻译(4): 25-28.

任东升. 2016. 意象整体和思维整体的再现——评沙博理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J]. 外语与翻译(2)：6-11.

任东升. 2017. 从国家叙事视角看沙博理的翻译行为[J]. 外语研究(2)：12-17.

任东升, 高玉霞. 2015. 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J]. 中国翻译(1)：18-23.

任东升，和瑶瑶. 2017.《平原烈火》沙博理译本的叙事转换[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31-35, 50.

任东升，吕明. 2017b.《小城春秋》沙博理译本中的语篇重构[J]. 东方翻译(2): 46-53.

任东升, 马婷. 2014. 汉语经典翻译“中国英语”的文化主体地位[J]. 当代外语研究(2)：40-44.

任东升, 马婷. 2015. 基于语料库的《水浒传》沙博理英译本意合句式研究[J]. 外语研究(1)：64-70.

任东升，王芳. 2017. 沙博理政治讽刺诗英译艺术探究[J]. 外语与翻译(1): 1-7.

任东升, 张静. 2012. 试析沙博理的文化翻译观——以《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为例[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05-109.

任东升，张玉凌. 2016. 基于语料库的《水浒传》沙博理译本汉英衔接性副词对比研究[J]. 中国外语研究(1):103-112.

孙建成, 温秀颖, 王俊义. 2009. 从《水浒传》英译活动看中西文化交流[J]. 外语与外语教学(5)：52-55.

孙明珠，韩江洪. 2017.《林海雪原》中姓名称谓语的英译特征研究——以《中国文学》中沙博理英译文为例[J]. 沈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5-79.

许钧. 2014. 直面历史 关注现实——关于新时期翻译研究的两点建议[J]. 外国语(3)：2-3.

许钧, 周领顺. 2015. 当前译学界应该关注的若干倾向[J]. 山东外语教学(4)：96-100.

徐学平. 2001. 试谈沙译《水浒传》中英雄绰号的英译[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96-99.

张威. 2011.中译外调查与分析——提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J]. 中国文化研究(3):195-201.

周领顺. 2014a.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周领顺. 2014b. 译者行为批评论纲[J]. 山东外语教学 (5):93-98.

辛红娟，女，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典籍英译研究。

责任编校：陈 宁

A Shift from Textual Criticism to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An Analytical Review of Research on Sidney Shapiro

TAN Lianxiang XIN Hongjuan

This paper makes a survey of the research on Sidney Shapiro since 1983, followed by a division of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namely, analyzing the features of Shapiro’s translated texts, identifying the impacts of historical contexts on the feature of his translation, and discern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is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nslator behavior. Such a shift of academic effort, to some degree, reveals the trend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textual criticism to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n to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Presentl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ed text and the social reality it presents. The goal of such studies is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 dilemmas confronting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nglish world.

Sidney Shapiro; textual criticism; cultural criticism;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H059

A

1674-6414(2017)03-0111-07

2017-05-01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译者文化身份与民族形象建构研究”(15WLH01)、中国外文局资助课题“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2017TSB1)阶段性成果

谭莲香，女，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