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祥鹏++赵玲

“子知夫水乎？子知夫治水乎？”这是刘天和对其著作《问水集》命名的缘由。“问水，知水，方能治水”，是胡缵宗为其作序的依据。刘天和之问，也是治水史上的千古之问。水为农耕根脉，孕育千年华夏文明；水又是洪患之源，自古灾祸频仍。《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水还承载着中华文化诸多人文内涵，孔子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孔子眼中水似德、似义、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

水性之复杂让历代治水者费尽心绪，刘天和曾说：“莫难于水之治也，自禹以至于今矣，予问之至再至三，而后知水也，而后知治水也。”刘天和是明代中期的治世能臣，亦是治水专家，嘉靖年间总理河道。受命治河期间，他曾役夫十四万，“忘己尽人，殚智毕力，弥二月而即功，百泉会流，千舰飞挽。岁漕四百万石，如期至京，中外神之”。其治水之策足资借鉴。世人称其：“宇度弘亮，有泛应才。凡所扬历，去后必有遗迹、余泽为人所称述者。至于治水防边，功能尤著。”刘天和治水功成之后，特辑《问水集》一书，记述黄河演变的概况、缘由以及对运河的影响，收集总结了黄河施工和管理经验，“其论莫不切于水、详于治焉”。刘天和的治水之策在前人南岸分疏、北岸筑堤的框架下，“在河、运淤积，修筑堤防、加强工程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极为认真的工作，并且是有所创新的”。他不仅对治水理论进行总结，而且勤问、明思、重视勘察实践与治河技术的应用。在治水过程中，他“西问之于梁焉，河若其奠也，决若何堤也，淤若何疏也；东问于鲁焉，汶若何导也，泉若何引也；南问于徐焉，淮若何汇也，湖若何潴也；北问于齐焉，白若何浚也，卫若何泄也，而又问于诸缙绅焉。于诸劳心，罔不勤勤焉。而又问诸闾阎焉。于诸劳力，罔不恳恳焉”。同时，重视勘察于实践，他亲自“测淤浅深，度河广狭”。“在河道，（刘天和）尝手制乘沙、量水等器”，亲自制作测量工具，推進工程进度。刘天和治水始于问、达于知、终于治。在堤防修筑、植柳防洪等方面也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治水理念，《问水集》就是反映其治水从思考、认知到实践这一过程的经验总结。该书成为后世研究中国水利史的重要著作，也是论述黄河、运河河道形势及治理的重要文献。

正是基于《问水集》在水利史研究中的地位，学者也开展了一些初步考证、点校工作，汪胡桢的《中国水利珍本丛书》中对其进行了句读，近期出版的《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中亦有陈二峰先生对全文的点校。邹逸麟等学者也对刘天和《问水集》中的治水思想进行过研究。2016年3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卢勇教授的《〈问水集〉校注》，该书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果，书中对《问水集》进行了较为详细而系统的校勘与注释，体现编校者在校注方面的新尝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版本对勘。明代刘天和的《问水集》成书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共六卷，前两卷是治水之情，后四卷是奏疏之议。现存三个版本，分别是明代学者袁褧《金声玉振集》本、北京图书馆明刻本和《中国水利珍本丛书》本。《金声玉振集》本未收录刘天和治水方面的奏疏，而此类奏疏尤能体现刘天和的治水思想；明刻本缺损刘天和所著之《黄河图说》及《图说三篇》（《国朝黄河凡五入运》《古今治河要略》《治河臆见》）；汪胡桢《中国水利珍本丛书》本是目前较为全面的，但缺乏注释，非专业人士研读稍感吃力。因此，作者以《中国水利珍本丛书》本为底本，参照另外两个版本进行核对，汲取三个版本的精华，并且在校注中又采用同时期的《皇明经世文编》和《明世宗实录》为参考验证，以及碑刻资料及今人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补充、比对，减少了校注中的错误。比如《刘天和黄河图说》就是利用了明代《黄河图说》碑文材料和周伟洲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多个版本对全文点校，有利于厘清旧版的讹误与前人研究的疏漏。

二是校注结合。在点校的同时，增加了对内容的解读与考证。《问水集》作为水利史典籍，其中个别生字难词、古今异义字词、专有名词颇多，尤其是水利史专有词汇与地名、河名、湖名、山名等历史地名，其意义古今变化较大。编校者结合水利史与历史地理的相关文献，对许多水利专有词汇及历史地名做出简要解释。部分注释后，又举出例证。如《问水集》卷一《治河之要》中荥泽注释为：古湖名，形成于史前，《禹贡》所云“荥波即潴”，说的是黄河水沿古济水溢出后聚集为荥泽。荥泽与济水息息相关。黄河的频繁泛滥和济水的沉淀，使荥泽泥沙淤积大增，加速了荥泽的淤塞，最终导致荥泽在汉代湮塞。从此，荥泽消失了，只在史籍上留下“荥泽”“荥波”“荥播”等称谓。这种校注结合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中的意义。

三是释读朴俗。许多古籍校注中，注者往往字字必究、寻根溯源、旁征博引，考证不可谓不详尽，引证不可谓不庞杂。注释艰深晦涩，使得非专业的读者阅读时倍感困惑。《〈问水集〉校注》则刻意注重了学术与通俗的结合，注释简洁、语言质朴，对于专有名词与水利术语的解释简单明了，不过分引证，不层层考释。比如在对《问水集》序一中有“湖若何潴也”，书中释为“湖泊怎么蓄积”，语言通俗平实，不綦溪利跂、故作深奥。《问水集》卷一《植柳六法》做校注时，“卷埽斧刃”的校记是：《四存》本、《中》本“卷埽斧刃堤后远近适中之处”，《金》本中为“卷埽斧刀堤后远近适中之处”，斧刃堤是当时河工中的专有名词，后文多处出现，仍沿用《中》本未改。言简意赅、朴实直白，减少了阅读的困难。这也是校注者编著过程中的新尝试，以期有利于更多的人关注水利史研究。

校注工作本身的繁杂，亦难免疏漏，如在《问水集》卷一《古今治河同异》关于“频年”的注释：《后汉书·李固传》：“频年之间，国祚三絶”，书中主要以简体字为主，此处“絶”字可简化为“绝”。《统论建置规范》中，有“治水有足稽矣”句，原文已标出序号，但文后没有解释，应为遗漏。另外第145页第一段结束时缺少句号。但这些问题不能掩盖编校者对校注工作倾注的诸多努力，该书参阅资料丰富、考订编辑细致、语言质朴简洁，也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当前对《问水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与总结。如果读者想了解明代刘天和治水事迹，本书完全能够满足读者的要求，此外对于学者研究明代治水方法也颇有裨益。可以说，《〈问水集〉校注》一书的编写与出版，既是编著者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也凝结了他对明清水利史研究的深刻思考。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