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忠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历史上也给中华民族带来许多灾难。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黄河水患时有发生，给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历史上黄河以多泥沙、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于世。尤其是明代，黄河水患十分严重，有关明代黄河决溢的记载史不绝书。山东地处黄河下游，自古以来就深受黄河水患的影响。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运河的地位急剧上升，保障漕运畅通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因黄河在山东境内与运河交汇，加之漕运的特殊地位，使得山东地区明代黄河的治理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

景泰年间山东频繁的黄河水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明代沙湾河患并非自景泰年间（1450—1457年）开始，其源于正统时期。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口决口，造成黄河历史上第20次较大的改道。黄河改流为二，一自新乡八柳树，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入沙湾。一决荥泽，漫流原武，抵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颍、郾城、陈州（现淮阳）、商水、西华、项城、太康。明英宗先命工部尚书石璞治理，未有成绩，改由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前往山东治理水患。王永和修沙湾堤大半，不敢尽塞，在东昌置分水闸泄水，黄河入大清河归于海。然而，王永和对于沙湾的治理只是暂时堵住沙湾决口，未能完全治理好沙湾河患，使沙湾河患遗祸景泰年间。

首先，频繁的黄河水患严重影响了山东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黄河泛滥，淹没农田、村舍，致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景泰三年（1452年）八月，山东兖州府奏：“雨水泛涨，禾稼淹没，人民缺食，粮草无征。”御史罗澄亦奏：“徐州抵济宁一带，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皆坍塌。老稚妻孥，流寓道路。”可见黄河泛滥对沿岸百姓危害之大。

其次，频繁的水患给山东地区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景泰三年，负责治理沙湾决口的工部尚书石璞上奏中就提及“两畿、山东、河南被灾穷民多事剽掠”，请求皇帝免除被灾百姓的赋税，以稳定社会秩序。水灾之年，农田被淹，百姓缺衣少食，为求生存，部分身强力壮者则转而为盗，使山东灾后本就脆弱的社会秩序雪上加霜。景泰四年（1453年），太仆寺少卿黄仕儁上奏“见黄河一派自荥泽县南流入项城县界，一派自新乡县八柳树北流入张秋会通河。两派河流皆经六七州县，有二千余里俱系民间耕植之地。民皆荡析离居老稚不相保聚，或徙或聚为盗”。

最后，黄河与运河在山东境内交汇，黄河泛滥，水量暴涨，往往会冲决运河河道，致使运河水随黄河东去，致运道淤塞，对漕运航行造成严重阻碍。正德年间曾任山东左布政使王■指出：“圣朝建都于西北，而转漕于东南。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

明景帝即位后加大了山东地区的水利建设

明景帝在继位之初，就着力于山东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尤其关注黄河冲决所带来的漕运淤塞问题，加大了山东地区的水利建设，以期保障百姓的安全及漕运的畅通。景泰元年（1450年）因也先（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入侵，山东水利建设仅监察御史陈全修筑了沙湾2个缺口。是年四月，监察御史陈全上言，当年王永和修沙湾堤，留西岸2个缺口未堵，“近者东阿县以西大洪口鲤连，河水落河身渐露，与缺口相去甚近。恐将会通河水落掣入东去，不便漕运。乞筑其二缺口为便”。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朝廷又命山东左参政王骢、按察司佥事王琬督导沙湾运河的疏浚。同年六月，命山东巡抚都御史洪英与河南巡抚都御使王暹共同治理黄河，务必“令水归漕河，军民攒运商旅往来无阻”。景泰三年，工部尚书石璞受命治理沙湾“浚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湾决口如故”。朝廷又派中官黎贤、阮洛及御史彭谊协治沙湾“筑石堤于沙湾，以御决河”，当年五月沙湾堤成。十二月遣内官黎质、武良及侍郎赵荣往治沙湾。次年一月“河复决沙湾新口”。工部左侍郎赵荣指出：“黄河之趋运河，势甚峻急。而沙湾抵张秋旧岸低薄，故此方筑完，彼复决溢。”提出于新决口处建石质减水坝以缓水势，加高加厚沿岸堤防，堵塞决口。四月决口堵住，五月山东大雨，又决。纵观以上历次对沙湾决口的治理，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河决即塞，漕淤即浚，缺乏对黄河治理的整体规划和长远考量，故常决口方堵，遇大雨便复决。

景泰四年冬，明代宗以沙湾决口久治无功，要求百官荐举可治水者，于是徐有贞受命治水。《明史》载，徐有贞“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可见徐有贞确实是治河的最佳人选，徐有贞也不负众望，成功地治理了沙湾河患。明代后期治河名臣万恭在其著作《治水筌蹄》中写道：“正统十三年河决荥阳冲张秋，尚书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王文相繼塞之弗绩。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贞役丁夫五万八千作九堰八闸以制水势，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起自正统十三年的沙湾决口在历经正统、景泰两朝近9年的时间后，在徐有贞的治理下，终于在景泰七年（1456年）“塞沙堤之缺而张秋运道复完”，大功告成。

徐有贞治理黄河水患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1）事前详细考察。徐有贞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使，负责沙湾河患的治理。到任后，徐有贞并没有急于组织人员堵塞决口，而是“乘轻航究河源，遂逾济、汶至卫沚，循大河道濮、范还”，认真考察黄河沿岸的地理水文状况及各支流的流域状况。提出“凡平水土其要在乎天时地利人事而已”，认为治水须顺水性，“夫水之为性可顺焉以导不可逆焉以堙”。这表明徐有贞治河的基调是以疏导为主，反对单纯通过堵塞决口来治理河患。并且通过观察，徐有贞从地势和土质的角度指出沙湾易决原因为：“河自雍而豫，出险固而之夷斥，水势既肆。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湾之东，所谓大洪口者，适当其冲，于是决焉，而夺济、汶入海之路以去。”“盖沙湾地土皆沙易致坍决。”正是通过事前详细的考察，使得徐有贞能够准确地了解到沙湾决口的原因，从而正确治理沙湾决口。

（2）爱惜民力。治水的成败虽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河大臣的治河才能高低，然而治河丁夫作为治河的主体，数量庞大，活动在治河的一线，如何调配和使用治河丁夫，也是影响治河成效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徐有贞无疑是成功的。《明史纪事本末》载，“河以决故涸，而有贞至，方冬月，水暴涨，公私之艘毕达，治河卒逾数万人，悉与之期而遣之”，徐有贞刚受命治理沙湾，到任后就恰逢河水暴涨，在这种情况下，河防建设根本无法进行。徐有贞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与数万治河卒订立归期，全部遣回，使其可以回家从事生产，足见徐有贞爱惜民力。治河卒感其恩德也悉数依期而还，在此后的河防建设中也更加尽力。此外，工部尚书江渊等人曾请求皇帝“遣中书偕文武大臣督京军五万人往助役”，遭到徐有贞反对，并乘机提出“蠲濒河州县之民马牧庸役而专事河防以省军费，纾民力”。这一建议不仅可以节省军费开支，而且可以使百姓安心治水，无后顾之忧，提高治水效率。《行水金鉴》载，“景泰中徐有贞张秋之役发丁夫五万八千而无怨言者，以蠲濒河民牧马庸也”。

（3）疏、塞、浚并举。明景泰五年（1454年）总督漕运都督徐恭、左副都御史王竑上言“运河胶浅，南北军民粮船蚁聚临清闸上下者不下万数。盖因黄河上源水塞，亦以沙湾缺口未塞而修治者之弗克事也”，提出“请敕左佥都御史徐有贞将阙口趁今水小急督工筑塞”，遭到徐有贞的拒绝。在徐有贞看来趁秋冬堵塞决口，以保障漕运畅通是一种短视且徒劳无功的做法，“秋冬虽仅能闭，明年春夏亦必复决，劳费徒施而无用”。秋冬时节黄河水量较小可塞决口，然而春夏时节河水上涨必然再次决口，想要单纯依靠堵塞决口来解决沙湾河患是不可行的。徐有贞认为治理沙湾河患应“先疏其水，水势平乃治其决，决止乃浚其淤”。在这一治水思想的指导下，徐有贞“于是设渠以疏之，起张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阳泺，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寿张之沙河……又三十里至大潴潭，乃逾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数百里，经澶渊以接河、沁，筑九堰以御河流旁出者，长各万丈，实之石而键以铁”。徐有贞设渠以疏水，筑堰以御旁出，疏塞结合。此外“乃浚漕渠，由沙湾北至临清，南抵济宁，复建八闸于东昌，用王景制水门法以平水道”。徐有贞治河采取疏、塞、浚并举，综合治理沙湾河患。“自此河水北出济漕，而阿、鄄、曹、郓间田出沮洳者，百数十万顷。……而山东河患息矣。”

景泰年间对山东黄河水患的治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多次的实践。尤其是徐有贞对沙湾河患的治理，是成功治理山东地区黄河水患的重要范例，对今日黄河水患的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