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华

中国地域辽阔，每年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部地区水灾的发生。水灾是一种自然灾害，如何预防水灾以及水灾发生后的救灾工作，是政府给予人民生命财产减少损失的有力保障。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起特大水灾，1963年河北省发生了一起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

■ 水灾发生的原因

（1）反常的天气。河北地处华北地区，受温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夏季多雨水，1963年8月更是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雨，这与当时的异常天气有很大关系。1963年8月，势力强于以往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气温高、多雨水），与势力弱于以往的北方蒙古高压（气温低、少雨水）相遇时，形成降水同时也使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不会很快被蒙古高压所推动，于是两者徘徊于河北地区，形成了大量降雨，致使1963年降雨量过大，超出以往年份。1963年7月，《河北日报》就报道了沥涝的情况，为洪水的到来敲响了警钟。但是，在这之前，河北沧州地区的庆云、盐山、东光、南皮、孟村、宁津等6个县的大部分公社（当时乡镇的称呼）已经都下起了暴雨……由于降雨时间集中，雨量大，一些地区雨后积水达0.3～0.7米深，低洼地甚至达1米以上，积水面积约140万亩。

（2）地形原因。虽然1963年河北洪灾的形成与当时降雨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也与河北西高东低的特殊地形相关。河北地区河流由太行山发源，由南向北流经华北平原，最后汇聚海河，呈扇状分布。海河五大水系从南到北依次分布，均上游支流多，短而急，中游较为平坦，下游河道低洼易积水；1963年8月降雨从南到北几乎同时开始，不同往年南北降雨时间有先有后，可以让河流之间的洪峰错开，彼此之间交错入海，当年降雨集聚，河流普遍涨水，洪峰汇集引发特大洪灾。

（3）社会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前，因连年战争，社会动荡，政府无暇顾及河道的治理，使得河流的过洪能力不足。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力虽有所恢复，并开始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治理，1956年水患之时，国家就注意到了水利河道方面的问题，整修、重建了部分水库和河道。因为此次洪水量大、百年一遇，水利工程经年失修，导致各个地区损失惨重。

■ 救灾工作的开展

（1）各种救灾政策出台。洪水来袭，政府做出快速反应，召开会议，制定政策，动员一切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救生工具，全力抢救被水围困的灾民。水利、气象等单位做了雨情、水情的全面分析和预测，加强大中水库以及有关河道防守工作的领导，加快救灾物资的发放。8月5日，北京派出飞机，携带500套救生衣，赴邢台空投，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也下令紧急赶制10万斤熟食，支援邯郸、邢台、石家庄地区灾民。

各级政府积极进行救灾，稳定灾民的情绪。8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视察天津，要求尽量减小灾害损失。灾区人民立即动员起来，以战斗的姿态，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投入抗灾斗争。非灾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发扬一地受灾各地支援的全局精神，全力做好支援灾区的准备工作。

（2）各部门合力救灾。在政府积极救灾的同时，各个部门也在努力保证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救灾时，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显得格外重要，邮电职工在保证通信方面做了重要努力，虽然有些地方雨水威胁着机房，但是报务员、话务员们仍旧镇定地坚守岗位，昼夜不离机台，迅速而准确地接通电话、收发电报，使得通信得到了保证；在医疗方面，除了保证受灾群众基本的疾病救治、防疫之外，还注意到了对于耕畜保护，22日有关报刊发表了《保护耕畜安全度灾》的社论，提出千方百计保护现有耕畜，也是当前受灾社、队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此外，还提出把被水冲散的麦秸等饲草及时晒干收拾起来，可以解决饲草问题，并注意到了对于畜棚的检查，动员兽医进行巡回治疗。天津市药材公司也做好了災区药品供应的准备。

（3）各地区纷纷支援。在洪水还未退却的时候，天津市听闻灾区食物不足，便动员了副食、运输、采购等部门和饮食公司员工加班为灾区民众赶制熟食。不仅天津市如此，北京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也派出医疗队、运输队支援灾区，积极为灾区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天津市的非灾社队积极为灾区社队寄养牲畜，以此来减少灾区的物资消耗，保证耕畜度灾。在各个地区积极支援灾区的同时，一些受灾地区也坚持自力更生，从灾难中恢复过来。

在救灾工作中，各地区、各单位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在抗击洪水来袭时更是做到了互帮互助。冀县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看到邢台地区的新河县不仅要抗击上游来的洪峰，而且要防守滏阳河东堤，防汛任务很大，便伸出援助之手，承担了滏阳河东堤的部分抢险任务。

社会各界对这次水灾的评价

1963年水灾发生之后，《河北日报》作为河北政府的官方报纸，在救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抓灾区思想、稳定灾民情绪方面，为救灾工作取得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

报纸刊登了政府积极的救灾措施、领导干部下基层视察灾情，逐步稳定了灾民的情绪，维护了社会稳定，为救灾工作的开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报道东北等地区庄稼长势良好，为灾民度过灾年树立了信心；在报道国家救灾的同时，宣传国家救济与灾民自救相结合的具体事例激励民众的干劲，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家救济的负担，还可以把民众注意力由灾情转向农业生产，维护社会稳定。

报纸还充分表扬了解放军、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派100名水手，于7日下午到达衡水，分别到邢台、邯郸、衡水等重灾区赈灾，发挥解放军的国家柱石作用；省级领导干部也不畏困难，到灾区视察，以实际行动鼓舞和带动人民群众的救灾积极性；《河北日报》也进行了思想教育，刊登了《两个社会，两个洪水》《从几个灾年看新旧两个社会》等文章，其中《两个社会，两个洪水》中谈到了北洋时期的水灾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39年天津水灾，并和这次水灾救灾工作进行了对比。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常委张省三说：“旧社会的防汛只是一种形式。”此外还对抗洪救灾中的英雄模范事迹进行了宣传，其中对“不朽的战士——谢臣”进行了重点表扬，大力宣传谢臣为抢救群众而光荣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表彰“谢臣班”，鼓励抗洪前线战士向谢臣学习；天津市还利用抗洪精神来鼓励企业职工进行技术革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

《河北日报》利用自身新闻媒介的传播能力，充分发挥自身对于舆论的影响作用，在基于事实的情况下如实地报道了1963年河北省洪灾的概况，让广大群众可以及时地了解到洪灾的真实情况，认识到抗洪救灾的迫切性，了解政府的积极救灾措施，为稳定灾民的情绪，安抚民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报纸对于洪灾的报道过于片面，只有水情，对于灾情报道不详；除此之外，对于当时的救灾模式，报纸中所涉及的灾后救助只有国家救助，并没有社会救助，忽视了社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