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中波

君子是中国历史文化之中一个特殊的概念。言其特殊，是因为它包含了中国历史文化之中有关人的修养、造诣、人格、人性、尊严、道德与人文精神等等內容。这个特殊的概念、观念或载体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与精华，并以其特有的现象而发展至今。因而，对其进行探讨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何谓君子？依据辞海的解释为：西周、春秋时期对贵族的通称。孔颖达疏引郑玄曰：“君子，止谓在官长者”。最早当指当时的统治者阶层，后演变为对有道德修养、有文化即所谓有才德的人的称谓，所谓“谦谦君子”。《白虎通义》有“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可见其纯粹的道德意义。其实，君子是一个产生于两千多年以前的历史文化概念。当其产生之日起，就蕴含了无限广阔的内容，又经过后世不断地发展与充实，始成为中国文化之中颇具兼容并蓄特点的道德人格载体，其作用与价值自然也不可低估。

一

君子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意指当时的等级秩序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等，五等级之中尚无所谓的君子，说明君子最早并未对应到等级秩序的某一个等级或某一个实际的整体上。“都！亦行有九德”（哦！人的德行有九种）；曰“宽而栗（宽大谨慎），柔而立（温和坚挺），愿而恭（忠厚恭敬），乱而敬（多才敬谨），扰而毅（受纷扰而刚毅），直而温（正直温和），简而廉（简朴廉正），刚而塞（刚正充实），强而义（勇敢合道义）”（《尚书》下同）。并进一步指出：人若每天努力勤行其中的三德来（“日宣三德”），则他就可以为卿大夫了（“夙夜浚明有家”）；若每天能勤行出六德来（“日严袛敬六德”）则就可以协助天子而成为诸侯王了（“亮采有邦”）；若每天都能以全部九德来要求自己（天子），则各种有才德之人就会得到公卿之位（“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这是最早关于人的德行的要求和规定，是对天子、卿大夫、诸侯等统治者阶层的道德人格要求，不包括士与庶人，同样，也没有提到君子，九种德行里面也没有注明哪一种德行属于君子。可见，君子在当时是既无名也无位，同时也无行的要求。

按以上《尧典》与《皋陶谟》为记录舜、尧与禹时期之事，此后，经商一代也未见涉及德行与君子之事。至周武王伐纣时有“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独无谋及君子，说明至此时仍无所谓的君子之说。

至周公摄政时才首次出现君子一词：“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通称官员）（《尚书·酒诰》）”此后逐渐延用开来：“呜呼！君子所（在位的官员），其无逸（安逸）”（《尚书·无逸》）。“惟截截（浅薄、无远见）善谝言（花言巧语），俾（使）君子易辞（疑惑而改变其辞）”（《尚书·秦誓》）。这里，君子指官员，而小人则指普通百姓。至《礼记》所谈君子，则稍有增益，其意也逐渐扩展，概略如下：“是以君子恭敬撙（克制）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颜色、态度）”（《礼记·曲礼》）；“君子行礼，不求变俗（风俗）”“君子已孤（丧父）不更名”。“君子虽贫，不粥（卖）祭器（祭祀用器皿）”“君子不亲恶（恶行）”（《礼记·曲礼》）…….

《尚书》《礼记》所言君子之特点：一指国君、诸侯、卿大夫士等官员，二指长者、贤者、尊者及有德行之人，三是学养道德之意：博闻强记、敦善勤行、贫不乱礼、不亲恶行等。并且将君子之概念扩大、将其变成一个泛指的和虚用的概念，至此已见其端了。

与《尚书》《礼记》大约同一时代的《诗经》《易经》则对于君子的内涵与外延则有较大的发展、充实、扩大与扩充。以下我们对《诗经》《易经》所言君子作进一步的考查。

诗三百篇，概言君子者十有其六，其意所指也广而博，大意可归纳如下：其一，对于男子的美称，与淑女相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乐只君子，福履绥之”（《诗经·樛木》）。其二，指丈夫、情人、情郎：“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诗经·汝墳》）；“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草虫》）；“振振君子，归哉！归哉！”（《诗经·殷其雷》）；“展矣君子，实劳我心”（《诗经·雄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淇澳》）；“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诗经·君子于役》）；“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风雨》）；“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小戎》）……。其三，指天子、君王：“君子至上，福禄如茨”（《诗经·瞻彼洛矣》）；“假乐君子，显显令德”（《诗经·假乐》）。其四，指诸侯、群臣：“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诗经·裳裳者华》）；“君子乐胥，受天之祐”（《诗经·桑扈》）。其五：指统治者及当权者上层、王公贵族：“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诗经·南山有台》）。其六：指有君子之风的女子：“彼君子女，绸直如发…彼君子女，谓之君吉”（《诗经·都人士》），这里，都人士为美男子，与君子女相对应，而君子女则谓女而有君子之行者：《大雅》：“釐尔女士”，《笺》注：“女而有士行者”，皆此之谓也。其七：朋友之间的美称：“君子有德，酌言尝之”（《诗经·瓠叶》）…….

在此，君子是一个褒义的、美好的，同时又相当广泛的称呼（同样没有针对或固定于哪一个阶层或实体）。但是，这个称呼一般不包括下层民众，下层人民也常以君子讥讽上层统治者，如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诗经·雄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统治者也常以君子互称或自称，如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诗经·鹿鸣之什》）……

《诗经》所言君子除与以上二经相同之处外，其独特之处为：其一指男子、丈夫、情郎。其二指有君子之风之女子。其三为朋友之间的称谓。《诗经》是一部文学著作，其浪漫之情显而易见了。

至《易经》所言君子，与《诗经》则又有不同，《易经》更具体、更详细、更严谨，同时也更为确切。

《易经》所言君子，大意如下：其一指来问卜者或占卦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周易·乾》：指占者，言能忧懼如是，则虽处危地而无咎也）。其二指王侯将相等：“君子以经纶”（《周易·屯》：屯难之世，君子有为之时也）；“君子以容民蓄众”（《周易·师》）；“君子以折狱致刑”（《周易·豊》）；“君子以劳民劝相”（《周易·井》）；“君子以正位凝命”（《周易·鼎》）。其三指圣贤之人：“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周易·颐》）；“君子以虚受人”（《周易·咸》）；“君子以立不易方”（《周易·恒》）。其四，言于君子自身、君子之德也：“君子有终” “谦谦君子”（《周易·谦》）。“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周易·乾》）刚健之德也，元、亨、利、贞，为君子之四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益》）……·

《易经》所言君子除指王侯将相与圣贤道德之外，其特点为：一指占卜之人或与自己谈话之人。二为其道德含义的不同：谦谦君子、刚健自強、厚德载物、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等。

除《诗经》、《易经》以外，作为一个特有的概念和载体，对君子谈论最多的是先秦诸子，以下谨举《晏子春秋》为例：一、道德修养与诸侯卿相之谓：“吾不见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诗曰：载骖载驷，君子所诫”（《晏子春秋·内篇雜下》）。二、德位相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三、官员之操行节操：齐景公问君子之行于晏子，对曰：“衣冠无不中，故朝无奇僻之服；所言无不义，故下无伪上之报；身行顺，治事公，故国无阿党之义。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四、智慧处世：“是以君子（官员）不怀暴君之禄，不处乱国之位”（《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君子（卿大夫）之事君也，进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隐忠，不持利以伤廉”（《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道德之谓）”又“君子之大义，和调而不缘（循也），莊敬而不狡（急切也），和柔而不铨（卑屈）……，富贵不傲物，贫穷不易行，尊贤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义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此言君子之内涵与行为之标准。“君子慎所修”“君子居必择邻，逰必就士”（《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可见晏子所指之君子除与以上诸经相同外，着意强调操行、节操及处世的智慧，是对君子较为详细的完善与发展。

总之，从《尚书》《礼记》到《诗经》《易经》以及先秦诸子等，对于君子的含义与内容，其所具有的道德与人格的意义，可以说基本上规范和界定的非常之圆满。到了孔子及其门徒，将其定位为中国文化人格的理想框架及标准几已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二

孔子及其门徒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其中以论述小人君子为最多，《论语》中谈论君子竟达百余处。概而言之，大约为以下几点：其一，仍指王公大人、贵族或在上位者：子曰：“先进于礼乐（先学习而后出仕），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又：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但因其不善，所以，所有的恶名都归到他头上了）”这里显然以纣为君子。又“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此处含义有三：一言君子之过错，如日月之食，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大白于天下，人人得见；二言君子不掩其过，光明磊落；三言君子知错就改，人皆仰之）。此自是说王公大人、世卿大夫或在上位者而非普通君子。其二，孔子自谦、自称或以为自己即是君子之楷模：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论学问还差不多，说到身体力行则尚未达到）；又孔子欲居九夷（东方蛮夷之地），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其三，对有德者、道德修养高者之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其四，称有才能、有学识之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指博学而非某种特殊技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其五，对君子内涵的界定：1、躬行守信：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2、礼仪谦让：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论语·八佾》）。 3、斯文冷静：“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4、名正言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论语·子路》）；又“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5、乐天知命：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宪问》）。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其六，有关君子的准则：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论语·尧曰》）。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

可见，君子至孔子及其门徒这里，所论除了君子的“位”与“德”以外，于君子之才能有所谈及，于君子之内涵也有了非常大的充实，如“躬行守信”“礼仪谦让”“斯文冷静”“乐天知命”等，其中“三畏”“九思”当是对《尚书》九德的发展与充实。孔子把自己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和各种美德与操守全部赋予了君子，至此，君子始成为承载儒家文化的完美的道德人格载体。

而至孟子，则完全将孔子的思想继承了下来。并且对君子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充实，使其更加丰满健硕。

孟子所言君子及其内涵：其一，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仁厚之心及为善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又 “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梁惠王上》）。其二，指在上位者、官吏：“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其三，君子类于士：“古之君子仕”；“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孟子·滕文公下》）。君子之做官，犹如农夫之耕种，乃以做官为其职业也。其四，指德行及贤人：“敢问国君欲言君子……王公之尊贤者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理想的人格标准除君子以外即是其有名的所谓“大丈夫”之论：“王请无好小勇，王请大之”；“文王之勇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 “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志士不忘在沟壑（尸填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首，脑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

由以上所论可知，孟子所言君子除继承先哲以外，其对君子的发展与充实又有独到之处：首次将仁爱与善良视为君子之美德，指出君子类于士。最重要的是将君子赋予了铁骨铮铮、豪气冲天的“大丈夫”之勇气与志气。在孟子眼里，君子是能文能武、乃文乃武、能说能写、能打能杀，是一个文武全才之人，是具有文韬武略之人。此一思想对后世儒学及中国文化之影响实为巨大与深远。

继孔子、孟子之后的荀子，则几乎成为了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荀子对孔、孟所言君子的概括、发展、总结与论述已基本上可以说全面彻底、囊括无遗了。

荀子将儒分成了更细的等级，将君子更加具体化了：其一，博学多思、慎言慎行：“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君子慎其所立乎”；“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慎 ）其身”（《荀子·劝学》）。“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无留善，无宿问”“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荀子·致士》）。其二，修身养性、为所当为： “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君子行不贵苟难……唯其当（恰当）之为贵”“君子易知（交接）而难狎” “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劝学》）。“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其三，审时度势、见机而作：“先虑之，早谋之……是士君子之辩者也”（《荀子·非相》）。“少言而法，君子也”“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夫是之谓诚君子”（《荀子·非十二子》）。“故君子时诎（通“屈”）则诎、时伸则伸也”（《荀子·仲尼》）。“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荀子·宥坐》）。其四，修己以隐、谦让而胜：“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荀子·儒效》）。其五，积善成德、行有规矩： “君子言有坛宇（指界限），行有防表（标准），道有一隆（有所专注）”（《荀子·儒效》）。“君子有常体（准则）矣。君子道其常”（《荀子·天论》）。其六，道德礼义、君子经纶：“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民之父母也 ”（《荀子·王制》）；“君子以德，小人以力” （《荀子·富国》）。“聪明君子者，善服（治理）人者也”（《荀子·王霸》）。其七，治人治法、君子为原；礼义良法、治乱之要：“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无君子则道不举。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故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 ”（《荀子·致士》。其八，礼乐之要、君子守之：“君子既得其养（礼义为养），又好其别（贵贱等级）”（《荀子·礼论》）。“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荀子·乐论》）；“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 （《荀子·正名》）。“君子听律习容而后士”（《荀子·大略》）。其九，志坚节高、明智好學：“君子诚之好以待”“君子道之顺以达”（《荀子·成相》）。“明达纯粹而无疵，夫是之谓君子之知（智）”（《荀子·赋》）。”“君子立志如穷（穷时），虽天子三公问正，以是非对（不枉说）”“君子隘穷（困穷）而不失（其信仰），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昔日之言）。…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不坚持其认为正确的东西）”（《荀子·赋》）。其十，君子之位，承上启下： “人有五仪（等级）：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圣人）”“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为有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君子也”（《荀子·哀公》）……

荀子所言君子之特点尤为突出：其一为体系庞大，于古来所言君子之优点包容无遗。其二为兼有孔（如博学、慎独、固穷等）、孟（如刚毅果敢、大丈夫气等）而又有发展如士君子等。其三为君子之定位为圣贤之下而庸人、士之上，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状态。其四为前贤所谈君子多重其位，至荀子则多重其德与实……可见，荀子对于君子的论述、总结、发展与概括，实已到了完备与集大成的地步。荀子实际上也是儒学的发展、继承和集大成者，其所谓“有治人，无治法”“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是对儒学的巨大突破与贡献，可惜为后世诸儒所不苟（朱熹：“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 （朱熹《孟子集注》），注：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发展与总结，君子成了一个完备的名称和概念，并将儒家学说中所有积极、美好与进步的内涵附于其上，从而使君子成了一个颇具兼容并蓄特点的道德人格载体，这个载体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或精华，代代相传以至于今。

三

以上所论已见君子之概念与观念的完满形成，自秦汉以至于后世诸儒对其应用与延用也可见一斑。于延用一说，自秦相吕不韦所编《吕氏春秋》可引以为说：“今世俗之君子（德行者），危身弃生以徇物…”（《吕氏春秋·贵生》）；“君子之学也（有学养），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吕氏春秋·尊师》），“凡君子之说也，非苟（随意）辨也；”（《吕氏春秋·怀宽》），“诈诬之道，君子不由”（《吕氏春秋·务本》），“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吕氏春秋·慎人》），“故君子不处幸（侥幸、运气），不为苟”（《吕氏春秋·遇合》），“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吕氏春秋·正名》），“君子善谋（预谋、谋断），小人善意（臆断）”（《吕氏春秋·重言》），“君子济人于患”（《吕氏春秋·离俗》），“君子之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吕氏春秋·高义》），“故君子之容（仪容），纯乎其若钟山之玉”（《吕氏春秋·士容》）……可见，《吕氏春秋》所言君子，多为德行、修养、学养、品行、操守、规范、谋略、仁义、人格等等，是对于约定俗成的君子之概念与观念的运用而已。秦汉以后，对于君子的运用也已信手成习，我们也可做以简单回顾。

秦嬴政征战杀伐，统一六国，或言儒道“以文乱法”“以古非今” 因而重刑明法，焚书坑儒。汉刘邦出身于草莽无赖，偿言儒士为“愚儒”“腐儒”“竖儒”而侮辱轻蔑之，则所谓君子无以得显。自汉司马迁以下，承古史官记史言事，秉笔直书之优点，引经据典，多有援引，可为参考！司马迁：“君子曰：‘能守节矣（索引注：君子者，左丘明所为史评仲尼之词，指仲尼为君子也）”（《史记·吴太伯世家》）；季札适衞，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同上），有君子，即无患，君子之意大矣，其延陵季子，三让其位，赠剑徐君“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同上）；以下多援引君子之义，举凡不合礼法、不合王道、有悖于君子之德者均以“君子讥之”相讥讽；又“宋襄公：‘君子不困人于阸（厄），不鼓不成列”（《史记·宋微子世家》），遂成迂腐之笑谈。所谓君子与世推移、达于机变，岂非此之谓也？又引老子言曰“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韩非列传》；嵇康《高士传》亦载此语），斯为孔子所深敬之，而司马迁谓老子为“隐君子”，足见其敬畏之深。以司马迁而论，游侠、勇士、刺客等等，举凡具君子之德者皆可列于君子之列，而自天子以至于王公大臣，无君子之义而有小人之行者则不可以君子论之，即所谓有位而非君子，无位而真君子也。此司马迁之伟大处而又为前人所不及矣！

以此观之，则屈原、贾谊君子也；郭解、豫让君子也；聶政、荆轲君子也；张子房、诸葛亮、关云长、范仲淹、岳鹏举者又何尝而不为君子？是以嵇康（竹林七贤又何尝而不为君子？）曰：“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利于天下万物）之意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也将君子分出了大小高低。司马光：“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德胜才，谓之君子…君子挟才以为善，善无不至矣”（《资治通鉴·周纪一》）；“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资治通鉴·周纪四》）；“易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佚终日”（《资治通鉴·汉纪八》）；又“君子犯礼，小人犯法”（《资治通鉴·汉纪十》；“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君子作文，为贤者讳”（《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三》）；“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三》）……·王安石：“故天下之有德者，通谓之君子”（王安石《君子斋记》）。朱熹注四书五经，言圣人之道、君子之德。其大学章句序言云：自孟子之后，俗儒记述词章之句而权谋术士、百家众技者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雜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故而欲使“圣经贤傳之指，粲然復明于世”“以俟後之君子”此不言已自明矣！又多處引用君子之意：“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注君子：谓其后贤后王也）”“故君子必诚其意”“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朱熹《大学章句集注》序）等等。以朱熹注四书五经，意在扩张儒学，大树儒教明王圣德与君子之道，其用心之良苦自不待言，其于儒学与君子之道之贡献也实非俗儒之可比。

总之，汉儒以后诸儒所引君子即按照先圣先贤之规范发展应用，此后再无增进，且由于统治者及其制度之影响，君子的内涵渐行渐少（士君子多无好下场，另有论），以至于践行者也鲜有其人了，虽然是一个常人可达的境界，但碍于时势，绝大多数人却并不能达到。宋欧阳修：“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而又“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之耳”（欧阳修《廉耻学》）。以廉耻尚不能守，更遑论其它？君子渐渐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人格标准，此所谓君子之悲剧所在。

至此，我们对君子这个道德人格载体可以做一个基本的总结和概括：其一、君子一词始见于《尚书》《礼记》，经《诗经》《易经》广泛应用，而至先秦诸子始臻完善。其二、君子最早是一个“位”的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德”的思想，地位与德行并举，是这一文化的特点（附于贤人政治之下）。其三、君子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未实际对应某一个阶级或阶层，是除了小人（劳动人民、农民、下人、庶人等）以外所有统治阶级，上自天子下至三公九卿以及大夫士等大小官员的，是可以上下游动的概念。其四、若强言君子之可处的位置也无不可，则大约处于圣人、贤人之下，而处于士与庶人之上（见荀子）。但多数论君子之时，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在位者）均有所用，则又将这一概念作虚了。其五、君子在其发展过程中，“德”的含义逐渐超过了“位”的含义，进而成为一个纯粹的道德载体，以至于成为只要有德，无位也可称为君子。其六、君子之才能者何？君子是一个全才之人，而非只拥有某一项特别技艺：孔子“君子不器”；荀子说：君子之所谓贤者、所谓知（通智）者、所谓辩者、所谓察者，非能徧贤、徧知、徧辩、徧察人之谓也：有所止矣。并进一步：事农则“君子不如农人”；事商则“君子不如贾人”；规矩绳墨则“君子不如工人”；而“量能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所宜，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荀子·儒效》）。这无疑是对君子之才能的一个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换言之，君子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却是深知和熟悉每一方面的行家，所谓大道无外、终极相通，此之谓也。其七、君子的道德含义范围极广，包括：礼仪方面：言谈举止、衣食住行；人性方面：仁与善，慈与悲；人格方面：诚与信、忠与勇，正直无私；智慧方面：睿智、聪慧、明哲；节操方面：刚毅、果敢、处惊不变、临危不惧；修养与操行方面：谨慎、节制、温和、勤奋、见识、宽容、慷慨、特立独行、出类拔萃……。换言之，中国伦理道德之中所有美好积极、进步向上、优良优秀等等美德全部都集中于君子一身了。

以上君子之所具有的地位、道德、才能与人格等等，使君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处于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文化之优良部分得以传承、发扬，皆有赖于此。屈原、范仲淹之忧国忧民、关羽之心在汉室与挂印封金、诸葛亮之鞠躬尽瘁兴复汉室、岳飞之精忠报国收复河山、文天祥之“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近代以来如秋瑾、邹容与戊戌六君子之为国为民慷慨以死等等等等，诚如鲁迅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些仁人君子或为道德之楷模，或为人格操守之榜样，其领袖群伦、导引世风，确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之脊梁。

可见，这个君子所含的意义，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精髓、精神，似乎毫不过分，说是中国理想的道德人格载体也应该非常恰当，因为它确能名符其实。

但是，它所隐含的消极的、甚至落后与倒退的思想与成分也同样强大，其所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因为它的道德含义是完全依靠了人的自觉、觉悟而不是靠某种制度的约束。靠自觉和觉悟，则取决于人性、人品与其人格的质量，则其可变性及随意性也就非常之大。曲高者寡，德高者稀，努力为之者尚难以企及，况随遇而安与随波逐流者欤？

其一，如前所述，君子的泛指性与虚位性使其成了一个人人都可以追求、人人都可以达到的道德人格标准，可是同时也意味着人人都难以实现的可能。正如同中国的贤人、圣人、明君政治一样，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可是古今来做到的有几人？君子之道德人格标准与产生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其所产生的结果也绝然不会超出它的影响范围之外。这种贤人政治与君子之道德是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前者治其上而后者统其下，上下一贯，将一个社会以圣贤明君与仁人君子依靠三纲五常等道德礼仪统治的铁桶一般。这种政治与道德逐渐的变成了社会与人性的桎梏与障碍，影响深远。

其二，孔子、孟子、荀子的关于君子之大才、通才、全才的理论，就像圣人、贤人、明君一样，自古以来鲜有其人。正因为常人的无可企及而变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所谓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正是对这一人群的典型写照。

孔子进行私塾教育，其目的是，旨在培养“弘道”的君子，也就是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人材。但是，能够从事政治而实现其主张的人终究是少数，于是，孔子主张其余的人可操起教育的职业，教徒授学，这就是教育与培养人的最终目的，即既可以做官，也可以为人师，即所谓的“君子儒”（“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儒以道得民”（《礼记·周礼·天官太宰》）。春秋时期，凡懂《诗》、《书》并以六艺（礼、乐、射、御、术、数）“教民”的人，称作“儒”。这个“儒”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类于“士”。但到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儒”的地位下降，只能依靠某种技艺糊口（写写算算、吹吹打打），这就是所谓的“小人儒”。小人儒以技谋生，技工、匠工者是也。

沦落为小人儒，是儒士的彻底失败，也非君子之所为。

孔子曾经历过“小人儒”的生活，深怕其弟子误入“小人儒”的泥潭与危险之中，因而谆谆告诫其弟子“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的意思很明确，即，不能将吃饭问题当做目的，只要学得了君子之道，吃饭问题自然解决，地位财富自然会有（这种思想被后世儒生发展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庸俗理念）。孔子旨在将学生培养成贵族官僚的预备队。

孔子的主张，被其门徒子夏作了很好的概括，即“学而优则仕”，则学而不优者就只能沦于小人儒的境地。况且，也有学而优而又不能仕者如孔子等，则只能根据环境及形势的变化，或从事教育或从事别的什么行当。至此，尽管以“弘道”为目的的君子由于环境和形势的逼迫不得不从事各种行当以养家糊口，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成了一句无法落实的虚言。

其三，而“君子儒”其实成了绝大部分君子以智力谋生、投机到政治与权贵之中，以谋求更好的生活与更大的权力的借口。孟子的“得道与民由之，不得道则独善其身”与孔子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君子儒”一脉相承。其实，这个名曰“弘道”（曰参政之人材，或曰教育之人材）的“君子儒”一点也不名符其实，倒时时处处隐含着投机取巧的成分，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心与贡献精神。所谓“谋道不谋食”所谓“得道与民由之，不得道则独善其身”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等等，则君子对于社会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当社会政治清明、礼制道德健全的时候，君子们出来做官，而当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候，君子则避而不出，隐也者，去也！所谓“君子不处险地，不居危国”等等，均表明君子是比小人更阴险、更会见风使舵、更会投机钻营的人。只不过，小人的眼界小、目标小，而君子的眼界高、目标大而已。也因其目标大，则同样危害也大。所以，所謂的“君子儒”实以“弘道”为标榜，实际上是以投机于社会、投机于政治，只会锦上添花、沽名钓誉而已，说虚伪已是相当的客气了！

其四，由于社会的动荡变化，被称为通才、全才的君子无法对应到社会的正常行当与秩序中去，从而造成了职业与生存的危机，而信誉与道义也就渐渐的出了问题。孔子教人以信，但以维护三纲五常与君主道义为根本，即所谓君子之信是有前提的，否则，“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而至孟子也一脉相承“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义也者，王道礼义纲常名教也。其后，言行不一、不守诚信而大言炎炎的劣行则渐渐的成了君子的正常的品行。孟子：“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举世推移、与时变化，岂非将君子引上了歧路？

其五，趋炎附势、媚上欺下，成为封建制度与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孔子“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看似含有主观与帮助之意，无意间却违背了客观的事实，隐藏了人的正直与正义，而表面上维护或维系了人的关系与所谓的和谐。君子而不能匡正人之恶，其良知与道义何存？其与小人又何以分别？

小人是明明白白地为了吃饭问题而奔波、忙碌，而君子则假惺惺的以谋道为借口而谋更大的食。透过其表面现象而从其目的、本质出发，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是由同一种文化所造就的。

其实，对君子虚伪性的认识，古人早已相当清楚、明了：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者；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候！候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篋》、《史记·游侠列传序》）等等，正此之意也。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其发展变化自然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相互影响，君子之产生与发展自也与此相一致。自《尚书》《礼记》开其端，而至《诗经》《易经》又张其本，后经孔孟与诸子而完善并延用至今的君子概念与观念自然也不乏其时代与历史的烙印。我们弘扬历史文化精神，必须分清其精华与糟粕，学会继承与扬弃，保留其优良积极的部分而抛弃其落后与糟粕的东西，始为当今对待传统文化之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