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希朝

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的襄阳是万里茶道上重要水陆联运节点。明清时的襄阳“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建有20多个商业会馆，30多个码头，商业辐射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茶叶作为当时交易的大宗商品，晋商茶船都需要在襄阳码头卸货，再通过陆路转运至山西、内蒙古、蒙古，到达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茶叶贸易促进了襄阳上百年的经济繁荣。“万垒云峰趋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唐代元和年间，全国有4个人口过10万户的城市，襄阳是其中之一，仅次于长安。由此可见，襄阳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

万里茶道

先“茶马古道”，后“万里茶道”，让上万人的商队一走就是500年，走出了历史、走出了财富、走出了辉煌。

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明朝一个官员到西番“茶马互市”：“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月，曹国公李景隆还自西番。先是，上命李景隆拿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马，凡用茶50余万斤，得马13518匹。”明永乐七年（1409年）正月，边关“茶马互市”中，茶叶与马匹的具体交易价格也有记载：“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给茶六十斤，下马给茶四十斤，永乐初，怀柔远夷，递增其数，由是马者多，而茶禁少弛。碉門茶马司用茶83500斤，止易马70匹。”再看中国南方茶叶生产和积贮情况又是如何。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四川产巴茶凡477处，茶2386943株，茶户315，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征茶二两，无户茶园，令人薅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岁计得茶19200斤，令有司收，等候西番易马”。

“万里茶道”始于清雍正年间，是中国到俄罗斯一条重要的茶叶出口商道。据资料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允许其边境贸易”，标志着中俄长期贸易开始。1694年2月19日，伊台斯商队，满载着中国茶叶的驼队，离开北京并于1695年2月1日返回莫斯科，于是中俄版图上开通了一条万里商路。

清雍正六年（1728年），沙俄和清政府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俄商每3年来北京一次，同时允许俄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然而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宣布终止俄商来北京贸易，把与俄罗斯的贸易口岸锁定在恰克图。

俄语“有茶叶的地方”就叫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在俄蒙边境，西距纳乌什基车站35公里，人口1.53万，原属中国，1727年建为要塞，1728年6月，中俄在此签订《恰克图条约》，并划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城归俄即恰克图。

万里茶道是与汉唐“丝绸之路”齐名的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贯穿中国福建崇安（现武夷山市）、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从伊林（现二连浩特）进入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现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在俄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座城市，转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延长到13000公里之多。

从19世纪开始，清政府同俄国的茶叶贸易进入辉煌时期，茶叶出口量逐渐超过棉布、丝织品而跃居第一。1811年，茶叶出口俄国达8万普特，1820年起超过10万普特，茶叶已占当时两国贸易的88%。

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纺织品。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都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额，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清后期，每年蒙俄需要中国茶叶40万箱，每箱60斤左右，共计在2000多万斤。雍正年间贸易额每年在六七万卢布，乾隆时期，交易额在四五百万卢布，道光时，每年在1000万卢布，到清咸丰二年（1852年）已高达1500万美元了。

茶道水运

汉水是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在中国版图上，只有汉水是西北—东南走向，它连起了北黄河南长江，连起了南方与北方，而襄阳正位于汉水中游，其水路航线开发成效尤著。逆汉水抵陕南、川北，转丹江入豫西，溯唐白河达豫南，顺汉水入长江，过洞庭，达湖南。这里水道南北纵横，道路四通八达，襄阳自然成为商贾云集，货流通畅的商品集散地。

襄阳是古万里茶道的汉水中枢，在当年万里茶道上有3个重镇，即汉水北岸的樊城、汉水南岸的襄阳（今襄城）、再往上游逆行90余公里的老河口。“天下十八口，除了汉口是河口。”这是至今老河口人引以为傲的话题。老河口历来为襄阳下属，距其不远为丹江入汉水处，故名。该处沿岸地质状况和水流深度极佳，故水运繁忙，贸易昌盛，很早就成为船舶停靠，商品集散城镇。

作为汉水支流之一的唐白河，则是茶船北行另一水道，唐白河是由唐河和白河于襄阳市襄州区交汇而成，自古以来是连接湖北、河南两省水上交通重要航道。唐白河水流较大，但唐白两河左右分流后水势变小，唐河较之白河，水量尚充足，河道较深，水情变化小，故全年均可通航。这样，沿唐白河北上一直航行到唐河航程尽头社旗（今河南省南阳市境内）。

清代中期，汉江上汉口到襄阳的船每年约有2万艘，老河口到樊城，樊城到社旗，长期往返的船只大概有1600艘，可见当时襄阳水运的发达。

当年，晋商在武夷山茶区采购茶叶先运到汉口，再经汉水运至樊城或老河口或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市），然后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荒原沙漠，最终抵达恰克图同俄国商人进行国际贸易，这是万里茶道的一条主线。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商务报告记载：“极为巨大的茶叶贸易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大部分茶叶经由恰克图运往俄罗斯市场。这种茶叶由汉口运往距汉口约563公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在樊城起岸后，装大车运往张家口，运往归化。供蒙古销售的茶叶是由名为老河口的大市镇，从老河口以骡马和大车运往山西运往归化，然后由归化分销于蒙古全境。”

当时，携货北上的茶商们，将茶包塞满船后，离开汉口，逆水行舟20多天，经汉江水路来到樊城。往北到河南洛阳的传统商路基本上是三条：一是在樊城上岸走旱路到洛阳；二是在樊城卸货换体小之船，驶入较窄的唐白河，到社旗上岸奔洛阳，因多走一些水路成本便宜；三是继续往西90余公里到老河口，在老河口上岸卸货，换上骡马往洛阳。但无论走哪条线，襄阳都是茶商们必经之地。

襄阳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津。北津戍（现湖北省营盘村）、东津这两个地理名称就因此而起。津即渡口的意思。

清中后期，樊城东部处于唐白河水道的两个镇，白河口镇（今樊城区清河口）和柜门关镇（今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津镇）商业兴起。运茶船只在这里停靠，商人在这里歇脚，一时商贾云集，直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一夜之间烧毁白河口镇，加之同年唐白河改道，繁荣富裕的白河口镇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东津镇的商业地位也深受影响。

襄陽码头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穿城而过的汉江，孕育了码头，为襄阳城市最初的发源点。早在商周之时，就已初具渡口雏形，春秋时开始营运，成为军事重镇。东汉时，已成为汉水流域重要的水陆码头，物资集散地，到唐代已呈现千帆竞发的繁华景象，一跃成为商贸重埠。到了明清时期，襄阳已完全发展成为南北往来最重要的码头商业城市之一。

码头曾是襄阳繁荣的见证，襄阳码头最初为陡坡式土码头。清中后期，襄阳一带水运极盛，修有诸多停泊码头，其中樊城就有20多个。清道光年间任襄阳知府的郑敦允，为治理汉水泛滥，由商人赞助沿江修筑了一条坚固大堤，后人称之为郑公堤。大堤修筑也为河街繁荣创造了条件，同时还将樊城码头改为台阶式石码头。有的还是人货分开。每个码头都和河街、会馆相通，有的则直接对着会馆，如公馆门码头、晏公庙码头、官码头就距山陕会馆较近。官码头是当年樊城岸上最大的一处起运点，以装运土产杂货为主。

据《襄樊港史》载：“俄商经襄阳转运的茶叶数量很大，据1892年至1901年《通商华洋贸易总册十年报告》记载，俄商经汉水北运的茶叶每年约有20万担运往俄国本部，平均约2.5万担运销于西伯利亚和蒙古，从清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俄商从襄樊港转运的茶叶达2684214担，占俄国输入茶叶总量的15.9%，最高年份占64.7%，俄商利用襄樊港转运茶叶达数十年之久。”

大批茶叶在襄阳换装，运茶后南归的大车和骡马载回北方物产，又成为南来船只的回程货源，南茶北运和北货南运给襄阳带来商业经济的繁荣。

那时，樊城沿河兴起了一条河街有3公里多长，是现今的中山前街、中山后街的前身。

随着西伯利亚铁路通车，这条万里茶道便日渐衰落，它始于雍正年间，终于十月革命（1917年）。这个时间大约为200年，高峰期在襄阳不到100年。

据《襄樊交通志》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汉江5公里多江边共分布11.5个码头，其中襄城3个，樊城8.5个。襄城上自小北门下至长门依次为小北门码头、大北门码头、长门码头。樊城上自大码头下至梯子口，依次为大码头、公馆门、晏公庙、官码头、占吉庙、回龙寺、基峨巷、马道口及梯子口（半个）。

今襄阳码头分布于汉江两岸，共有31个，其中南岸有9个，分别为：檀溪、罗家、夫人城、临汉门、官亭、铁桩、拱宸门、长门、闸口。分布于北岸樊城码头有22个，分别为：火星观、米公祠、大码头、龙口、公馆门、林家巷、左家巷、邵家巷、望岘亭、余家巷、莫家巷、官码头、占吉庙、五显庙、回龙寺、汉阳书院、基峨巷、苏家巷、湖南馆、马道口、梯子口、迎旭门。

拱宸门码头，亦称大北门码头，位于襄城拱宸门外东侧，长18.3米，宽6米，占地109.8平方米。码头为条石台阶式，保护较好，共29级，上呈扇形10级，下为直立式19级，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巡道聂贤始建大北门青石台阶码头。

公馆门码头，位于樊城沿江大道中段，始建无考，因临近公馆门而得名，原为土坡码头，清道光八年（1828年）襄阳知府郑敦允筹资改成石码头。码头占地220平方米，由石磴道和石平台组成，上层石磴道为扇形18级，在修沿江大道时又原样加高5级。下层石平台也为扇形，长16米，宽2.5米至7.3米不等，两侧各有石磴道17级，昔为达官贵人渡江专用，1949年后除供人渡口外，还改为运输货物。石磴道中间有“民不能忘”四字。

大码头，位于樊城米公祠西端，原为土坡码头，清道光八年修樊城堤防时改建成阶梯式石码头，上建有牌坊，横额刻“大码头”。

漕运兴盛年代，襄阳城区汉江两岸大小码头最多达72个，如今绝大多数已衰落。现在，襄阳城区汉江河段33公里，岸线总长约105公里，涉水域面积约70平方公里，码头34个，主要集中于樊城、襄城等人口密集区。其中襄城区13个，樊城区8个，襄州区3个，东津新区（经济开发区）5个，鱼梁洲5个，泊位总计约180个，包括旅游码头、公交码头、游艇码头、公务码头、渔船码头等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