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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的作用

2017-06-30

中外企业文化 2017年6期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新闻与出版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历来对于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缺乏研究。本文对于梁启超各个时期的重要出版活动、出版参与方式及其若干出版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译书出版成为梁启超维新活动的重要起点之一,梁启超以出版为政治 服 务是其从事出版活动的一个特点。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重要人物,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研究,以至于对于他的报刊活动,学术界都有较为深人的研究。与办报关联最为密切的是办出版,梁启超也将“书局日多”和“报馆日多”作为20世纪初最见光明的三大社会现象中的两项,梁本人投人于这两项中的精力也多,他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也应有一席地位。但对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图书出版方面的作为,研究成果则还不多见。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出版有多种关联。作为作家与出版家,在梁启超的编辑出版劳动里,往往含有作者劳动在内,这是新出版建立之初的一个特点,如1897年辑《西政丛书》共32种(慎记书庄石印)。这种著述与编辑出版重叠的间接性的出版工作,这里特研究梁启超所从事的直接的出版活动。

一、变法时期的译书局,近代中国为数千年来一大变局。

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力图与这种变局相适应,推行变法维新。梁启超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代表。在变法之前与期间,梁启超曾经有过办报办书局的一番经历。我们还可以说,创立译书局办出版就是这部分先觉的知识分子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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