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香港是国际性都市，深圳是中国的硅谷，而东莞则是世界工厂，这三个地方优势互补。只要抓住这个重点，就抓到了大湾区发展的核心。”

对于中国延续数千年“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而言，勇于冒险、宽容失败与敢于挑战权威的大湾区“文化转型”，是比资源投入更加重要的科技创新转型关键。

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发自香港、深圳

2017年6月20日，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在香港召开。这场以“共建中国的世界级湾区”为主题的论坛，由深港两地社会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下称“综研院”）和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由深具“大湾区基因”的腾讯公司承办。来自海内外政商学界的四百多位来宾齐聚一堂。

会议期间，综研院与腾讯联合发布了以“创新驱动和城市转型”为主题的湾区发展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作为“制造门类最全、产业链最丰富、市场化最活跃”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将担当起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引领转型的创新主体重任。

随后的主题演讲与讨论过程中，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大疆公司董事长李泽湘等与会嘉宾，分别从经济理论、企业实践与个人感受等角度，对湾区发展中的科技创新与城市转型、未来趋势与产业生态以及教育科研等主题，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

南方周末记者摘录并梳理了部分与会嘉宾的讨论内容，以飨读者。

截然相反的湾区经验

“6月15日全球创新指数的发布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指标。”北京大学朗润资深经济学教授周其仁说，这个英文名为“cluster”（集群）的创新区域指标没有明确的行政边界，而是以申请专利的邮政编码来划分全世界的“创新群落”。

作为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创新指标之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中，深圳—香港地区超越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东京湾区。

周其仁认为，涵盖了城市群的“湾区”概念，有助于粤港澳地区突破已有的行政边界，形成更紧密的互动与创新“浓度”。而在身为综研院院长的樊纲看来，从单一城市向城市群的转型，本身就是中国未来将面临的“创新挑战”之一。

“大城市正在变成城市群、城市带，这是世界的趋势。”樊纲表示，城市群的含义就是“互联互通”，大家共享同一个城市群里的各种设施和服务——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城市们的“共享经济圈”。

今天人口近7000万的大湾区城市群，未来将成为人口过亿的“超级城市群”，深刻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模式。而相对于长三角、京津冀等“超级兄弟”们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最响亮的“名牌”就是科技创新。

“中国要取得新的发展动力，就需要有这样超级城市群的科技转型能够起到支撑作用。”从这个意义而言，樊纲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中的使命，“怎么说都不为过”。

有着多年创业投资经历的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对此深有感触，“十多年前我做投资时，中国商业模式的本质都是C2C（Copy TO China，中国复制），而今天的中国创新更多是IFC（innovation from China，中国发明）。”张磊表示，这一从“创新1.0”时代向“创新2.0”时代的转型，意味着早期为“拉投资”而衍生的“取巧式创新”，正被以基础科技创新与融合传统产业的“实干式创新”所取代。在他看来，大湾区凭借着多年的产业与人才积累，特别有机会打造成以“中国创新科技2.0”引领世界的一面旗帜。

日本太阳经济学会理事长山崎养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与东京大湾区类似的“创新基因”：移民文化。东京湾区成立近100年时间里，人口从100万增长到3800万，主要来自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并在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基础上建立起了良好的城市生态系统。

有着与粤港澳湾区类似人口剧增经历的东京湾，在湾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对城市“未来规划”的重视。山崎养世表示，像粤港澳这样朝气蓬勃的发展中湾区，对于能源、交通、城市规划方面，要充分考虑到未来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及新型交通系统对城市运营生态的改变，通过创新的城市规划，“为未来的生活方式做好准备”。

在这一点上，来自美国硅谷-旧金山湾区的学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经验。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院院长肖恩·伦道夫坦言，很多中国朋友向他咨询硅谷的“规划经验”，但在他看来，硅谷经验恰恰在于“政府没有什么规划，它是自发发展起来的”。

从1850年代的“淘金潮”到今天近半创业者来自全球各地的硅谷-旧金山湾区，同样有着悠久的移民文化与“冒险文化”。而在1940年代以后，随着英特尔、斯坦福大学等知名企业与研究型大学的诞生，伴随着“信息革命”而衍生出一整套从基础研究、创业投资到产业化、资本化运营的“创新生态圈”。

两天后在深圳综研院的专题研讨会上，肖恩·伦道夫深入解释了这一“创新生态圈”的外部环境、内部互动、关键机制及最新发展趋势等诸多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创新区域没有固定的发展模式，每个城市都要关注自身“独特的资产”，因地制宜地发展属于自己的创新经济模式。

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在不同的创新模式之间，区域内部顺畅的沟通协作，宽容失败的“冒险文化”，良好的生活品质以及丰富的“跨界交流”，则是所有创新地区共同的“财富”。

“X计划”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是本次论坛中的新“网红”：身为明星级创新企业大疆公司董事长，外界少有人知的是，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开始了粤深港之间“产学研合作”的努力与尝试，大疆公司只是这一创新合作模式下的成功案例之一。

“我们知道香港是国际性都市，深圳是中国的硅谷，而东莞则是世界工厂，这三个地方优势互补。只要抓住这个重点，就抓到了大湾区发展的核心。”李泽湘说。1992年来到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在最早提出“大湾区”概念的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炜鼓励下，成为最早跨过深圳河推动产学研“跨界合作创新”的香港高校教师中的一员。

十多年前，深港之间的往来远非今天这么畅通，老师们每周数次的港深往返都要在关口“受折磨”，加上大学里“论文本位”的考核方式，早期来到深圳创业的港科大老师在此后数年中，大部分又退了回去。

坚持下来的李泽湘，通过在东莞、深圳创办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和创业企业，为香港科技大学开设了一门“机器人设计”课程，在实际动手操作过程中打通不同专业门槛，形成了“问题导向”式的创新工程教育模式——大疆创始人汪滔就是课程学生之一。

但在李泽湘看来，面对未来爆发式的科技创新大潮，今天大湾区内的科技创新与创业人才远远不够：面对欧美科技界动辄十万甚至百万规模的科技人才培训与需求规模，大湾区必须“从娃娃抓起”，以一系列新型教育模式培养出成千上万的“科技工程师”，并从中成长起中国自己的“乔布斯”。

为此，他特别向“马化腾同学”致谢，认为他提出从香港高校和科技园，延伸到河套、深港乃至整个大湾区的“国际创新中心”的建议，正是大湾区科技创新“从1.0向2.0升级”的关键，为大湾区的年轻人提供了“无法想象的机会”。

过去一年中，在李泽湘成功实践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教育模式推动下，马化腾、沈南鹏和李泽湘等多位投资、教育和企业界人士共同发起了“HONG KONG X科技创业平台”计划。“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过程，培养学生敢想敢试。”马化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示，哪怕只有几千块研发经费，但学生们能“走完整个研发过程”，对他未来的工作或创业意识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在培育科技创新人才的长远目标之外，“X计划”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及其所依托的大湾区全产业链制造环境，正在对全球创新人才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在李泽湘看来，“X计划”的吸引力正是来自大湾区自身独特的创新优势：3亿中等收入人群构成的本土市场；每年高达2300多亿元的芯片消费量及背后“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增长；以及港、深、莞之间的创新产业链互补，“我们从创意到样机，再到批量制造的速度，跟硅谷相比，至少是它10倍的速度，而且是1/10的代价。”李泽湘坦言，这是大湾区“了不起的竞争优势”。

在这一难以抵制的竞争优势“诱惑”以及香港各界的努力推动下，已经有二十多个早年从香港到硅谷创业的研发团队与项目准备回到大湾区内“二次创业”，因为“未来的市场需求在中国”。

令听众们意外的是，这一为科技创业者们量身定做的“X”，对顺丰集团总裁王卫这样的成功企业管理者也带来了极大的“思想振荡”。他在论坛中笑称，自己的“低调牌坊”被马化腾邀请所打破，过去十年中一直在研究腾讯成功之道的自己，最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企业生态系统开放与封闭的“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十年后就是两千亿和两万亿（企业市值）的区别”。

终于体会到这“一念”威力的王卫，在盛赞腾讯CXO（首席探索官）职位“很有意思”的同时，脑洞大开地建议每个企业都应该设置一个“X部门”，甚至设想这些“头脑部门”的高管和员工可以跨企业“上班”，体验不同企业之间的文化与管理精髓。

作为被王卫赞扬的对象，腾讯CXO网大为出生于硅谷地区，在腾讯工作的17年期间，许多时候也在硅谷为公司寻找投资项目，对于“硅谷文化”深有体会。

“当我在硅谷遇见一位企业家或创业者的时候，一般来说他并不是美国人，甚至不算美国移民。他可能就在麻省理工或斯坦福上学，然后就来了硅谷创业。”网大为坦言，吸引他的并不是某个人的国籍或资历，而是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要解决那些全球性的重大问题，比如机器人、人工智能，或者是农业互联网等问题”。

而网大为的理想，则是包括腾讯在内的大湾区企业，有一天也能为解决“全球性的挑战与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腾讯正从网络游戏、音乐等娱乐应用，逐步向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核心技术推进，这些突破中的核心技术未来就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能源等重大挑战的新型产业基础。

实际上许多名称不同的“X计划”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企业”中悄然推进着：格力的万人研发团队与机器人制造、数据机床等尖端设备研发；香港新世界与周大福集团的创意孵化产业链布局与“文化硅谷”愿景。

作为房地产企业的代表，香港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副主席李家杰坦言，恒基兆业正在尝试“从认知到手脚”的全自动房屋建设方案，并相信未来10年一定有公司可以实现自动化建房方案，把房地产建设成本“整体降低20%”。

但无论多么美好的创新理想，最终依然要回到“人才”这个起点上。多年从事科技教育的李泽湘坦言，未来大湾区科技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教育远远落后于科技产业的发展，没有起到科技创新发动机与推进器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文化转型”

面对科技创新为传统教育模式带来的挑战，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刘遵义有着特殊的发言权。

早在1960年代从位于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毕业，此后数十年中担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及研究所负责人的刘遵义，可以说是“看着硅谷成长起来”的。而在2004年之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和中投国际（香港）董事长的经历，又让他对粤港澳地区的教育体系与商业文化有着深入了解。

刘遵义教授提出了自己对大湾区未来的期待：新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级创新枢纽”。而要成为这一“创新枢纽”的关键，就在于大湾区能否在“自我内生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创造与产生创新原创性的技术概念”。

要实现这一“内生式”的创新增长，刘教授提出了两个“关键条件”：一是持续深入的基础研究；二是不怕挑战既定理论与权威，同时在商业实践中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以硅谷为例，正是因为有着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大学，硅谷才得以成为信息革命时代长达数十年的“领航者”。

相比之下，刚刚走出“世界工厂”角色的大湾区，在这方面仍然有着很长的路要走：香港对研发投入只占GDP的0.73%到0.78%，远不如占比4%的深圳，更不如韩国和以色列等地区。

而在科研经费投入方向上，中国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仅占5%，而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近30%，“这样一比，你就能看出为什么很多最新、最前沿的发明创新，都出现在美国。”

在呼吁重视基础研究投入的同时，刘遵义教授同样关注大湾区内“创新文化”基因的培育。在他看来，这一“创新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吸收移民”，无论是美国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等基础学科的“留学生文化”，还是深圳特区这样的“移民城市”，都充分证明了移民文化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影响。

刘教授认为，对于中国延续数千年“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而言，勇于冒险、宽容失败与敢于挑战权威的大湾区“文化转型”，是比资源投入更加重要的科技创新转型关键。

面对这一“文化转型”的挑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直言，深圳不能仅满足于“吸引人才”，更要沉下心来“培养人才”。他以北大深圳分校为例，指出北大在全国招收的学生，在深圳研究院毕业后，至少有三分之一留在深圳工作。

除了公立大学的建设外，海闻将教育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企业和民间大学身上。

未来的大湾区学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格局，“要有全球视野和面向未来的眼界”，不能仅满足于成为企业或地区内部的“培训机构”。海闻坦言，在中国大学还处在考查论文和教学课程“数量”模式的背景下，要做到这一点更有赖于“老师的格局和眼界”。

在教育改革的思路上，曾任香港教育署署长的罗范椒芬对李泽湘教授提出的“以问题为导向、项目为基础、多学科融合”的教育理念表示认同。并建议像腾讯CXO网大为所说的那样，把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交给两地大学生共同研究”，寻找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她表示香港要吸取未能留住大疆创始人汪滔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大湾区格局下充分发挥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与深圳、东莞等大湾区城市共同打造“全链条的创新生态圈”。

针对刘遵义教授提出的“创新文化”转型问题，罗范椒芬表示，传统大学中“以国际文献发表数量为升级标准”的管理模式，对真正做科研实践的教授激励不足。并提出像麻省理工等学院，已经开始在注重“写论文”的同时，关注相关研究项目“对社会的贡献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