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剑雄+宋丹

[摘要]以民国时期的名校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为例，结合唐文治、李登辉与蔡元培等3位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提炼出这3位大学校长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的5个共同取向：坚持以学生为本、明晰育人目标、注重人格培养、坚守学术理性和提倡教育自治。这些共同取向或许正是大学孕育和培养优秀人才的最初使命与根本任务，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于：回归人才培养本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抓住双一流建设方案的重大机遇，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

[关键词]人才培养取向；民国大学校长；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7）03002404

自大学诞生以来，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职能也是最根本的职能。但是，随着大学职能的不断发展与延伸，越来越多的大学忽视了大学的第一职能——人才培养，过度强调大学的延伸职能。由于其不断地消解和沦丧，以致于出现了钱学森之问——为何中国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反观民国时期的大学，却能够诞生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与当时的大学校长教育理念有关，因为他们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分析、概括与总结民国时期3所著名大学校长具有共同特征的人才培养教育理念，即坚持以学生为本、明晰育人目标、注重人格培养、坚守学术理性和提倡教育自治，对现今我国人才培养本位的重新塑造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坚持以学生为本

大学之所以能够存在与不断地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能够为社会培养杰出人才，而学生就是大学的生命源泉。学生是一所大学存在最基本的要件，是人才培养的实施对象，大学校长将学生放在何种地位、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举措，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民国时期的唐文治、李登辉、蔡元培3位校长的教育理念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如何对待学生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坚持以学生为本、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唐文治校长和蔡元培校长都注重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倡导尊师爱生。唐文治在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时，采取刚柔并济的方法对待学生和关爱学生，倡导尊师爱生，注重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1]。唐文治校长经常教导老师对学生要坦诚相待，不应该施用教师权威，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主动关心和爱护他们[2]。由蔡元培校长领导的北大改革，在对待学生方面，认为学生是教育的实施对象，要承认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将其立于中心位置，爱护学生与尊重学生的个性。强调培养受教育者“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开发其自身潜在的创造能力，即培养具有主体意识、主体能力与健全人格是实施教育的目的、出发点与归宿[3]。从两位校长对学生坦诚相待、关爱和尊重学生的育人过程中，可以体现出其“以学生为本”的育人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以后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可借鉴之处，也是我国其它大学培养人才的可借鉴之处。

李登辉校长和蔡元培校长主张学生自治、民主管理的教育理念。李登辉校长为了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鼓励学生参与自治，积极地为学生参与自治创造条件与机会，会将学校的部分事务交由学生自治組织处理，让学生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务，让学生享有了极大的民主与自由[4]。他还专门单独设置1章将“学生自治”写入 《复旦大学章程》。蔡元培校长在对北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时，提出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主张，积极改革教学、学生管理制度，实行学生自治[5]。为了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和崇高人格，他不仅组织各种学术团体，而且提出了“六自”方针，即自尊、自学、自治、自省、自动、自助。

2明晰育人目标

一所大学必须要有较为明确的育人理念，才能树立起较为清晰、准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在育人理念上能够清楚地定位学校要为国家、社会培养出何种人才。

唐文治因时立教的育人目的，可以体现出他对人才培养的高要求，认为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应是中国最需要的人才。他说自己在学校时会不自量力的想要培养出具有领导风范的人才。唐文治认为“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为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就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1]。可以看出其目标非常明确，简要的说就是要培养出既有德又有才，在他日可以振兴中华实业、挽救国难的领袖人才。

在复旦时，李登辉校长提出以中体西用培植科教技术人才的办学方针，还指出要为社会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才[6]。李登辉校长受到美国教育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为了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不断开辟新学科，创办特色学科，奉行经世致用，培养实用人才。这些实用学科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社会亟需的人才，往往供不应求，并为复旦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

在就任北大校长一职时，蔡元培就明确指出，学生不应把求学当作升官发财的实现途径，而是要把研究学术作为学生的本职。从这一提法中，可以知道蔡元培校长是要培养出具有科学兴趣和研究能力的学生。为了实现这一教育目标，蔡元培校长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拘一格广招人才，为其提供优秀的师资，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主张教学改革，提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发展方针；支持主办各种学术刊物[5]。

3注重人格培养

人格的培养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如果培养出的人有才却无德，反而会成为国家、社会的一大潜在隐患。三位校长认为大学在培养人才时必须注重德育对人格的塑造作用，并在其教育理念中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

唐文治校长坚持德育为先、四育并重的人才培养观，认为学生必须先有大德然后才有大才，可以看出其非常重视人才的道德品质教育与学生崇高人格塑造。针对当时所出现的道德沦丧，他认为积极倡导中华民族崇高之人格可以挽救世风。他说：“学问之道，首先看重品格和行为，必须把人才培养放在首要地位”[2]。

李登辉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认为想要改革社会，必须从自身开始做起，提倡德育即人格教育，非常重视个性对于学生思想行为和身心发展的重要性，注重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和严密训练，使其正常发展，以养成健全的人格。他说：“教育事业想要对现在还是未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仅仅关注物质上的进步是不足矣，而是要关注道德的进步”，因为“单重体育，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单重智育，只能造成狡猾的自私”[6]。那些有才却没有道德的人才是社会最可怕最危险的人，会给社会带来无法想象的灾害。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和谐发展”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五育是造就完全人格之个体的基础和前提，主张以五育塑造具有完全人格的人[7]。通过道德教育可以提升自我素养、塑造健全人格、培养国家之栋梁，他把国民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他还指出道德教育对个人、社会乃至国家有着基础性作用，德育在人格塑造的过程中，可以使学生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与什么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其有利于优化一个人的内心道德。为了培养出有助于国家不断发展、实现国家复兴的健全人格的全体学生乃至国民，他提出了具体的道德教育方式，比如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相结合，通过实践加深对道德的理解，了解道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综合言传身教和自我管理两种方式；主张采用模范教育、舆论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8]。

4坚守学术理性

高度理性的社会活动的内在规定性就是大学的学术理性，其不仅源于大学有其特殊规律的、天然的人才培养使命，而且还源于高等教育本身。“大学学术理性不仅是人们关于大学的本质及其现象、活动科学认识后对大学本质及大学办学治校规律的准确把握，更是对大学人才培养之组织属性及其价值判断的选择和守护”[9]。即使全社会失去了理性，大学仍然可以理性的思考与教育，这不仅是大学存在于社会的最大价值之处，也是区别于其它社会组织的根本所在。民国时期的大学之所以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大学校长能够坚守学术理性。

唐文治校长能够很好的坚守学术理性的教育理念。首先，他能够始终坚持把国家、民族乃至天下苍生的安危牢记在自己的心坎上，培养出有德有才并且在他日能够挽救国难的领袖人才；其次，他提倡尊师爱生的办学理念，始终倡导维护良好的师生关系，告诫教师不要施用教师权威而是要关爱学生；最后，由于深受传统文化道德观的影响，他十分重视道德对人的培養作用，提出了德育为先、四育并重的人才培养观。

李登辉校长的通识课程设置理念、学生自治、民主管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等教育理念无不体现了坚守学术理性的思想所在。虽然他的通识课程设置理念注重外语和西方文化的学习，但是不影响国学经典在整个课程体系的重要地位。他在恪守马相伯校长“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十二字办学信条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这是他始终能够坚守大学学术理性，积极创造追求真理和探索科学的大学氛围，而不受功利驱使和权力羁绊的所在。

蔡元培校长在主政北大期间开创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蔡元培认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0]。他广纳人才，用人不拘一格，力邀各派学术名流加入北大，允许各种思想的竞相迸发。每个学者在北大都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自由阐发、自由辩论与自由传播从而使得各种学术思想在北大盛行，形成了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新风气，促进了北大学术繁荣。蔡元培校长虽然允许学术研究自由，但并不是所有学派思想都可以被接受，而是要遵循科学、民主、进步的原则，并且他也反对任何假借学术的名义传播思想。可以说蔡元培校长在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时也呼吁和坚守着学术理性。

5提倡教育自治

从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看，高等学校自身的内部机构如果能够独立于其它社会利益集团、社会机构与政治集团等，就能够不受其干扰，独立自主的处理自身事务。民国时期这些校长虽然深受各派政治势力的压力，但是他们都能够坚持着自己教育自治的理念，办纯粹的大学教育，使大学免受政治的干扰。

唐文治走访了西方各国，了解了西方各国的教育，这是他思想发生了转变，走上教育救国之路的原因所在。他开始脱离官场，转向发展教育，精心设计了一套教育救国的方案，并在大学治学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救国的思想，比如立国之本要以教育为根、学校乃救国的基地、救国需要培养领袖人才、兴国学、读经书等。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教育事业举步维艰的时期，唐文治仍然坚信教育能救国，把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渠道，为国培养振兴实业、挽救国难的领袖人才。

李登辉1913～1922年担任复旦校长的这10年间，总共修改了3次章程，大学章程体现了李登辉校长的教育理念，其章程的修改有的是由李登辉校长起草交送董事会长核定后，再由各董事会成员决议；有的是由校董事会集体商讨。民国时期的复旦大学是私立大学，经常面临着经费不足的局面，要向外筹措资金保证办学的稳定性，难免要借用政府的力量，会与政府官员周旋。但是李登辉校长为了竭力保证大学教育的纯洁性与独立性，无论多么艰苦始终都不向政界低头，决不允许外界力量干扰大学事务，他坚持独立自主办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在1922年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蔡元培校长教育自治的思想被充分的体现出来。蔡元培是主张教育自治较为彻底的校长，他奉行“教育独立化运行”管理理念，认为教育不仅应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治，还应独立于教会，教育完全是教育家的事情[11]。教育之所以要独立于政党，蔡先生认为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其会束缚教育的正常发展。首先，教育与政党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教育以健全的人格培养为价值追求，而政党则以实现政党利益为宗旨；其次，教育追逐远效性，而政党则是抹杀个性，强调群体性，考虑的是眼前利益；最后，政党往往因政权更迭而不太稳定，但教育往往需要稳定的发展。教育之所以要独立于政治，蔡元培认为教育不是培养驯服的工具而是在于养成完全的人格，教育能够帮助被教育的人开发其自身的潜力、塑造健全的人格。教育之所以要独立于教会，是因为教育与教会性质上、追求真理时都是互相矛盾的。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落后的；教育具有共通性，教会则具有差异性。要使教育能够按其自身内在的、客观的规律发展，就必须独立于教会，不受其制约。为了确保教育自治、学术自由，培养出健全人格的人才，政府乃至国家要适当的放权、给教育松绑，赋予学校更多地自主办学权，而不是过多的干预教育内部的发展规律。

6對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人才培养观与发展的启示6.1对当代大学校长人才培养教育理念的启示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所学校，首先要评论它的校长”[12]。回顾我国民国时期著名大学的持续快速发展时期，离不开一批具有远见的杰出校长，他们不仅铸造了大学发展辉煌史，而且留下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是大学的精神支柱与灵魂，是校长办学治校之根本。虽然民国时期三位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点，但他们的教育目的殊途同归，那就是为国家与社会培养杰出人才。其实在他们的教育理念中都突出了大学的基本职能人才培养，不管是从学校管理上、教师管理上还是学生管理上都能够把学生放在首要地位，非常重视学生的培养，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方针。大学在以培养一流人才为己任的过程中，大学校长起着灵魂性的作用，当代大学校长要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确立办学理念、准确定位办学目标，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能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卓越综合素质的高水平、高能力的人才。当代大学校长在人才培养教育理念中不仅要强调能力、素质与人格塑造的结合，还要更加强调立德树人与全面发展的导向，扭转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现状，让大学的办学理念和职能定位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上来。在制定大学发展政策方针时，当代大学校长能够将人才培养理念真正落实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提供政策保障。

6.2对当代大学校长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启示

前任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对大学的发展谈了一些相当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13]。依据他对大学品流的看法，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大多数大学的发展还处在追求科研、强调论文影响因子和数论文数量的“三流大学”发展阶段，并且将其作为衡量一流大学的指标之一。当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距离人才培养这一根本职能越来越远时，即使其它方面达到“一流”，也不能证明其是一流“大学”，因为它过度地强调科研，正在慢慢地迷失大学的发展方向[14]。然而纵观民国时期的许多著名大学，培养出了许多大师，主要在于当时存在一批在教育理念中非常重视人才培养的绝佳大学校长[15]。绝佳大学校长能够精准地对大学精神进行诠释，坚守教育理性与注重人才培养，并且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独特的大学理念和独特的大学核心价值观[16]。当代大学校长在抓住双一流建设方案的重大机遇与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重视人才培养、坚持以学生为本、注重健全人格之养成。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当代大学校长要树立起以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的教育理念，努力打造一流的本科教育，强调提升教学水平，进一步明确大学的本来意图。总的来说，当代大学校长如果能够树立起回归大学人才培养本位的取向，就已经开始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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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ree prestigious Jiao tong university，Fu dan，Pek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in China in Minguo period， combines Tang wenzhi，Lee tenghui，Cai yuan pei three principal education idea and education practice，refining the five common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idea and education practice of three principal talents′ cultivation，that is to say，persisting studentoriented education，clearing educational target，paying attention to personality cultivation，keeping and holding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autonomy.These essences perhaps are the original mission and fundamental task that universities gestate and cultivate talents.At present， it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s to returning to the nature of talents′ cultivation，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seizing the important opportunity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scheme and speeding up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pace.

Keywords orient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university presidents in Minguo Period； educational conce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