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俞栋

文化

程十发：画“小人书”的大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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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又称“小人书”），对于像笔者这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承载着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见，文化娱乐活动十分匮乏，加之当时很多大部头的文学名著都是以“小人书”的形式改编出版的。所以，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便成了孩子们乃至成人的“最爱”。当时很多作家、画家的名字，就是在看一本本“小人书”时知晓的。可以说，这些“小人书”对我们那代人的知识储备形成、艺术素养培育乃至人生观、世界观的塑造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记得，当时上海系1指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的“小人书”以品类丰富、绘画精美而最受欢迎，从而成为连环画的“大本营”。尤其是戴敦邦、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汪观清等画家，在当时可都是拥有无数粉丝的“红人”，丝毫不亚于现在的明星和“网红”。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以《画皮》、《聊斋志异》、《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人书”而享誉画坛，后又成为当代海派绘画代表人物的程十发先生,其实还有过一段与银行的职业之缘。

程十发(1921—2007年)，名潼，上海松江人，斋名曾用“步鲸楼”“不教一日闲过斋”，后称“三釜书屋”“修竹远山楼”；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美协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生前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画院院务委员、上海文联委员。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出生于江南水乡松江枫泾的十发先生，家里三代为医，其父雅好丹青，故其幼年即接触书画，启蒙于《芥子园画谱》。18岁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师从吴昌硕弟子王个簃诸先生，毕业那年还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了个人画展。可没想到，就在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试图用艺术来安身立命之时，却发现靠画画竟然养活不了自己。面对家徒四壁的困境，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放下手中挚爱的画笔，进入当时刚刚成立的上海工业银行2上海工业银行于1941年11月开业，地处上海市滇池路119号。做职员。更意想不到的是，命运如此多舛。才进银行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就迫使他辞掉银行工作回家疗养。贫病交加之余，十发先生只能“重操旧业”，通过画“小人书”来赚取家用。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进入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3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任美术创作员，境况才有所好转。可以说，早年的苦难、生活的艰辛也造就了十发先生勤奋、执著、达观的品性。

《牧羊姑娘》

《贺知章回乡偶书诗》

《九如图》

上海工业银行大楼旧址

作为当代海派艺术集大成者，十发先生所作无论人物、山水、花鸟、走兽、鱼虫，还是连环画、插画、年画、宣传画、书法等都堪称一流，尤以个性鲜明的国画人物饮誉画坛。他在人物画创作中，不管历史题材，还是现代题材，都善于糅合古典、民间及生活感受与个人情怀，以高雅超逸的古典美、幽默亲昵的民间美和回肠荡气的生活情趣，极大地拓展了国画的审美空间，丰富了国画的表现手法。从他诸多作品中，我们既能看到陈老莲4陈洪绶（1599～1652），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诗人。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迟，又号悔僧、云门僧。一生以画见长，尤工人物画。的影子，又能品到徐渭5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朱耷6朱耷（1626—约1705年），明末清初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擅书画，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形象夸张奇特，笔墨凝炼沉毅，风格雄奇隽永；山水师法董其昌，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石涛7石涛（1642年－1708年），清初画家，原姓朱，名若极，广西桂林人，祖籍安徽凤阳，小字阿长，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法号有元济、原济等。和华新罗8华新罗，清代杰出画家。用笔秀逸能变,施墨淡而有味，对后世影响极大。等人的韵味，更妙的是还可以体验到唐三彩、敦煌壁画等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的气息。这不但使其绘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也让他与其他画家在面貌上拉开了距离。记得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林墉先生曾说过：“中国美术百年必有程十发一石。程十发模式是唯一的。巧，是大巧，是大智大家。浪漫、幽默，多浇血者多开花，趣味之山，因风而动，能知民间艺术者，才有天趣心，能令人笑笑者，才是真大师。”

在近现代画坛上，有两位画家擅长描绘少数民族人物，有着“北黄南程”之称。“北黄”指北京的黄胄,“南程”则指上海的程十发。如果说，黄胄以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为主体，将素描速写的笔触与边塞人物相结合，形成了广袤粗犷的画风，而与之交相辉映的，则是十发先生那富有南方文化智慧性、幽默性、温和而又充满柔情的画风。1957年，十发先生曾赴云南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体验生活。此次云南之行，使其在艺术风格上产生了质变，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笔墨语言，被誉为“程家样”。在实地写生中，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和风土乡情，都激发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从《泼水节》《瑞丽江边》《傣族赶摆》到连环画《菠萝飘香的季节》都充满浪漫的生活情趣。根据西双版纳傣族民间长诗改编创作的连环画《召树屯和喃婼娜》9此册系程十发先生37岁时为云南傣族民间故事《召树屯》所作的插图，共有40开。在这组作品中傣族人家的服饰、器皿、村寨、建筑、乡风、民俗都一一翔实地表现在画面里，可以说是画家由生活而艺术，由灵感而创作的结晶。，是其水墨连环画中最精彩的一部，除了画面中大量采用当地取材的傣族服饰、刀具、乐器、傣族竹楼等少数民族风物元素，在画面构图上还大胆采用西画的构图及电影摄影场景，使画面内容更丰富，构图更奇特，人物更生动，堪称“程家样”代表作。

《饲羊图》

《连环画稿》

《少女与鹿》(扇面)

《阿Q连环画稿》

众所周知，人物画往往需要配景，或山水，或花草，或动物。十发先生尤喜作羊和鹿，犹如徐悲鸿爱画马。十发先生笔下的羊和鹿，既重“型”，更重“趣”。他不仅画出了羊与鹿的姿态，而且物随心动，根据画中人物的身份、心态及所处环境不同，每只羊每只鹿的表情都不尽相同，颇为传神。观其画作，无论是《北海牧羊》中那些围在苏武身边，或张嘴、或抿嘴、或睁目、或闭眼的羊群，还是蕴含“少女怀春，鹿唏嘭嘭”意境的《麋鹿图》《少女与鹿》中那些温存而悠然的小鹿，画面上都看不出丝毫人驱使或驾驭动物的痕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是如此和谐，充满着相互为友、惺惺相惜、平等共生的情景与意趣，艺术家对美好生活的赞颂与憧憬跃然纸上。

除了国画创作，最为人们熟知和称道的无疑是十发先生的连环画作品。作为当代连环画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一生共创作了30多部连环画，如《野猪林》、《葡萄熟了的时候》、《毕加索的和平鸽》、《冬天和春天》、《东郭先生》、《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孔乙己》、《画皮》等。其中，《儒林外史》前后创作时间达3年之久，共作插图100余件，后定稿时仅选择了其中的20幅最优之作，该作品曾获华东地区书籍装潢一等奖，并获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装潢银奖。此外，其设计的美术动画片《鹿铃》在第13届莫斯科电影节获最佳动画片奖。针对当时很多画家看不起或不屑于画连环画，认为这是“小儿科”不登大雅之堂的论调，十发先生则认为：“根据自己几十年来学习绘画的艺术实践，得出的体会却正说明画这种画是最好的锻炼。不仅可以提高艺术技巧，而且也可以提高艺术创作的思想水平。因为它迫使你要刻苦地画大量的人体素描和速写，迫使你深入社会生活去写生、搜集创作素材，也迫使你要认真阅读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名著。我自己觉得这样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使我的艺术创作逐渐有所进步。”其一方面告诉我们艺术源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告诫我们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修养在艺术创作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仅凭这样的认知，十发先生已堪称这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了。

《鲁迅》

《少女与麋鹿》

《阿Q画押》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十发先生的书法亦别开生面、独具个性。他将水墨画的技法运用到书法上，并大胆地打破了篆草隶楷的界限，各种书体的笔法彼此交错，字法相互杂糅，突出线条的多姿，追求章法的绮丽，而不斤斤于通篇的一致性，初看似有杂乱失调之缺憾，细品实有浑然天成之大美，具有强烈的形式感和趣味性，与“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的“七分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其书风与以“二王”10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宗的传统文人书法拉开了距离，被誉为“画家书法”。其不少精品佳作就是“以画作书、以书为画”，画中有字，字中有画，和谐辉映，相得益彰，意趣清冽，境界不凡。

就艺术价值而言，十发先生的作品在生前就倍受市场的追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嘉德四季第3期拍卖会上，其创作于1957年的连环画稿《召树屯和喃诺娜》以160万元起拍，最终以1100万元成交，不仅打破了其个人作品拍卖纪录，也创造了连环画原稿拍卖的最高纪录，同时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继傅抱石、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吴昌硕、潘天寿、李可染之后国画作品拍卖成交价超千万元的画家。这充分说明，伟大的艺术家及其优秀的作品终将被市场所肯定，只是时间问题。雅昌网市场监测中心显示：2001年前后十发先生作品每平尺的均价为1万元，2003年上升为1.2万元，2005年则飙升至8万元，2012年升至12万元，而目前每平尺均价稳定在15万元左右，精品甚至高达30万元以上。据其家人统计，他创作的连环画插图，若以张数来计算，大约有4000张；国画约有6000张。若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估价，这批作品的市场价格早已近乎“天价”。而十发先生于1996年6月却将其毕生珍藏的122件古代和近、现代名家书画作品全部捐赠给上海中国画院，这在当下艺术早已商品化的时代无疑是一项壮举。其无私的人品、艺品，在人们心中会变得更加高大和伟岸，还有那些不能以价而计的作品亦将为人们宝而藏之。

收笔之际，笔者不胜唏嘘。试想当年，如果十发先生没有患那场病，或病愈后又重返银行，那么很可能就捧着“金饭碗”一路笃行，成为一名颇负名望的银行家。真若如此，中国则会少却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而多一位银行家。但人生没有如果，命运就是如此神奇。(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沙孟海研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艺评论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