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起

唐寅书画艺术问题浅说（之一）

王连起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是当代在中国古代书法、绘画、碑帖三个方面都有深入研究的专家

唐寅像取自上海博物馆藏清代方筠《唐六如先生小像》

唐寅，即唐伯虎，是明代著名的画家，同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称「明四家」或「吴门四家」，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地位。唐寅又同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唐寅自己更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加之其后的小说戏曲的演义宣传，在民间有「风流才子唐伯虎」之名，名气要远大于上述的沈、文、仇、祝、徐诸人，但相较于戏曲传说中的唐伯虎，其真实命运实际上是颇为坎坷，甚至是悲惨的。

唐寅，字子畏、又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以及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室名有学圃堂、梦

「晋昌唐寅」款署局部取自上海博物馆藏唐寅《秋风纨扇图》

「吴趋唐寅」款署局部取自故宫博物院藏唐寅《事茗图》

墨亭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一四七〇年）三月二日。与文徵明同年而早八个月零四天。寅为虎年，因为是长子，所以又字伯虎。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年癸未（一五二三年），年仅五十四岁。在他的书画作品上，常署「晋昌唐寅」，那是讲其有名望的远祖的居住地。据清代唐仲冕（自称唐寅族裔）《唐伯虎全集》序说，他们的远祖唐辉，东晋时为前凉的陵江将军，迁居该地。唐辉的曾孙、玄孙都做过晋昌的郡守，其后人也有受封为晋昌公的，如唐褒。褒之来孙（第五代后人）是唐开国功臣唐俭，被封为莒国公，图凌烟阁，

「吴趋」朱文圆印局部取自故宫博物院藏唐寅《双鉴行窝图》

莒为今山东境内的莒县，属古代的鲁国治内，这是唐寅「鲁国唐生」的出处。但是，晋昌在历史上不止一个，是晋昌郡，还是晋昌县呢？江兆申先生认为是「我国西北的『晋昌郡』」，邵洛阳先生则认为晋昌是古代县名，在今山西定襄西北。考察史书地理志可知，无论郡、县，在不同时期都称为「晋昌」的只有「我国西北」的甘肃安西。相对于唐寅上几代都无人为官，唐氏家族在晋昌居住时，还是很风光的。至宋代，其后人侍御史唐介，因直谏被贬渡淮，唐氏子孙开始变成南方人了。而署「吴趋唐寅」，则是他当时的家— 苏州府吴县吴趋里了，明代苏州城东为长洲，城西为吴县。文徵明署「长洲」，说明唐、文二人一住西城，一住东城。

唐寅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唐广德经营酒肆饭馆，唐寅给文徵明的信

「南京解元」朱文长方印取自故宫博物院藏唐寅行书《双鉴行窝记》

中言及自己青少年时，「居身屠酤，鼓刀涤血」，「穿土击革，缠鸡握雉，参杂舆隶屠贩之中」，还要帮助家中生意劳作，是生活在劳动者中间的。他的父亲「贾业而士行」，在文人荟萃的苏州开酒馆，将儿子置于祝允明、文徵明之间，更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于是「延业师教子畏」，要改换门庭。从唐寅的博学多才看，他读的书也绝非制艺所限。唐寅也确实天资聪明，颖悟过人，十六岁便考中了秀才。二十五岁左右，父母、妻子、妹妹相继过世，这种悲惨的遭遇对任何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在好友祝允明的劝导下，唐寅重新振作起来。离乡试还有一年时，他说：「明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弗售，一掷之耳。」就是说赔上一年一搏。他的《夜读》诗中句「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证明他读书是下过功夫的。要知道这种会试文徵明考了九次，王宠考了八次都没有考中，而唐寅是一举成功，而且是南京乡试的第一名！这就是他最常用的那方印—「南京解元」的由来。唐寅时年二十九岁，其春风得意是可以想见的。但唐寅不是真正的儒生，他生性狂放不羁，曾在府学前池中裸体戏水打闹，考前差一点就被思想正统的官员给除名。他走仕途是父亲的要求，他并没有儒家奉行的「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修养。当然有济世的理想，但多是任侠使气、一举成名。这方面，很有些像李白。李白得意时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失意时便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唐寅针对杜甫曾称「李白斗酒诗百篇」，自负道：「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唐寅中举后，进京赶考，也有这种类似表现：「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与其「联步上京华」的就是弘治十二年己未科场案的主角徐经，唐寅人生进取希望的彻底破灭即同此人有关。《明史·文苑·唐寅传》记云：「（程）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但唐寅这次并没有考中，《明史》卷二百八十六《程敏政传》记云：「时榜未发，诏敏政毋阅卷，其所录者令李东阳会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这起码不失为唐寅辩诬增加一个证据。但为唐寅作传的人皆不引用，其原因或是有损唐寅的「才子」形象。审讯是严酷的，他给文徵明的信写道：「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结果是「富子（徐经）既承，子畏不复辩」。这对于正春风得意，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美妙梦想的唐寅，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兹所经由，惨毒万状，眉目改观，愧色满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纳，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而且还由人皆羡慕一下子变成万人侧目。这种绝望的激愤心情，使他竟在伍子胥庙前写出这样的诗句来：「眼前多少不平事，愿与将军借宝刀！」但他向谁报复「鞭尸」呢，狠话说了，还得自我排解。这种残酷的人生经历，也确实容易让人精神上产生幻灭，这时便有了「六如居士」之号，人或以此分析唐寅思想中的佛教成分，其实唐寅自己就怕人误会，所以还有「逃禅仙吏」一号及「禅仙」之印，仙人要永享人间乐事，是不会死的。从祝允明为唐寅写的墓志铭可知，唐寅耻为浙藩椽吏，科举案后，便「放浪行迹，翩翩远游」去了。足迹遍及「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暂归，将复踏四方」。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远游，唐寅亲历了名山的壮伟，见到了海纳百川的辽阔，对唐寅思想的调整，特别是对其以后的绘画创作是非常有用的。情绪稳定后的唐寅，要效仿司马迁《报任安书》讲的前贤们经挫受辱后，发愤图强的故事，也要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而不朽了：「穷研造化，玄蕴象数，寻究律历，求扬马玄虚、邵氏声音之理而赞订之。傍及风鸟、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间，将成为一家学，未及成章而殁。」这么庞杂的内容，当然不可能「成章」，能有这些想法或称为志向，再次表明唐寅思想少有儒家的持重而多才人的浪漫。这也证明，他与祝允明游处，祝的外公徐有贞的思想对他是有明显影响的。唐寅虽没有能成就「一家学」，但其墓志所记，唐寅的「文辞诗画」已经是「四方慕之，无贵贱富贫，日诣门征索」了。看来，这方面的收入还不错，三十八岁已经能在桃花坞建一座庄园了。这就是他的桃花庵，内有学圃堂、梦墨亭、蛱蝶斋。友朋雅集，吟诗作画，当然少不了美酒佳人。《桃花庵歌》应写于此时。看唐寅的一些文章令我有时想起樊宗师，用典过多，显得古涩。看其诗则想起莲花落，有市井的警僻与俚俗。其中也翻用典故，以示通达，意在警戒，反成宿命，措辞浅显，立意不高，当然还是可见才情的。以《桃花庵歌》为例，人们很容易认为唐寅在命运面前参透了人生，知足而乐了。更何况他还有「荣华富贵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这样的诗句。但投奔宁王朱宸濠一事，证明他对富贵，还是要「强求」的。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又一次「成羞」。正德九年，他受宁王朱宸濠之聘赴南昌。朱宸濠蓄谋造反已久。早在正德二年，便已开始贿赂太监佞臣，幽禁杀逐地方官吏，强夺民田，延揽名士，蓄养亡命，窝藏盗贼。正德八年，建阳春书院，潜号离宫，这些作为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样受其邀请，文徵明就丝毫不为所动，一是道德修养，二就是有所察觉了。唐寅则踌躇满志，认为又有一显才能的机会了，有其诗为证：「画栋珠帘烟水中，落霞孤鹜渺无踪。千年想见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他来南昌，很想学学初唐四杰的王勃，在都督阎伯屿滕王阁宴上作《滕王阁序》，才惊四座，并得到阎都督的赞赏。但朱宸濠不是阎伯屿。唐寅很快了解到宁王作为的不规。这「一阵风」借得他为脱身装疯卖傻，自丑自秽，「成羞」到无以复加。在科举案上，古今都有人为唐寅开脱，或说是官场倾轧，或说唐寅不知轻重。这次投奔宁王事，也被夸为「唐寅头脑清醒，脱身早，才免去了这场大可受累的横祸」。才子受人爱怜，于此可见一斑。

「六如居士」朱文方印取自故宫博物院藏唐寅行书《双鉴行窝记》

「逃禅仙吏」朱文方印取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寅《山路松声图》

我在前面将唐寅与李白并论，在唐寅投宁王事上，他确实与李白有惊人的相似。唐寅自己也有诗可证：「李白才名天下奇，开元人主最相知。夜郎不免长流去，今日书生敢望谁。」佩服的是李白的才名，埋怨的是当时没有像李白流放夜郎时有人伸出援手，却认识不到自己和李白一样趋利忘害，自取其辱。安史之乱，唐朝军民拥唐肃宗平叛，军饷全赖江淮财赋，永王李麟居江陵乘机占有，对平叛无异釜底抽薪，并且要占领金陵，割据东南，平日豪气万丈的李白，这时却对平叛没有信心，主张放弃黄河流域。他为宋中丞（宋若思）拟《请都金陵表》说什么「永嘉南渡，未盛于此」。被永王胁迫从行，同时有孔巢父、萧颖等，都伺机逃走了。李白却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加以歌颂，自比「东山谢安石」，要「为君谈笑静胡沙」。在浪漫的才子看来，「谈笑」就可以「静胡沙」，实际上是将「静胡沙」作谈笑了！关键是，李白没有看到李麟不仅仅是在和肃宗弟兄争王。安禄山是胡人，叛乱涉及华夷，平叛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其辨明事非利害的能力是极差的，所以才被流放夜郎。唐寅从宁王那里脱身后，是否从李白投永王事及时悟出点什么，不得而知，但从此唐寅在仕进方面是绝望了。在这里，我不可能对唐寅的思想做更深入的分析，只是在介绍唐寅的生平时，感到唐寅的遭遇，同他的出身、学养、才气、性情、交遊及个人的人生追求都是有关的。

唐寅在仕途上是失败的，但在艺术上则是成功的。看《唐伯虎全集》目录，就可知他诗文词曲皆能。其文学方面的才能和地位，已有很多专论研究，这里仅对其书画艺术略作介绍和评论。

明代绘画，在前期虽有由元入明的一些画家，继续着元代兴盛的文人画传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明朝廷的打压迫害，元代文人画的传统影响已经趋向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朝廷扶植和倡导的院体绘画，同样在书法上，由于皇帝倡导的台阁体盛行，元代师古风气影响下的师法晋唐，包括篆、隶、章草诸体都展现书坛的局面，也不复存在，特别是苏州地区尤为明显。

苏州本来在元代后期是文化昌盛之地。元末反元兵起，群雄割据，占据南京的朱元璋和占据平江即苏州的张士诚争斗激烈，张氏兄弟（士诚、士信）相较于朱元璋，显得特别优礼士人。周伯琦、陈基、饶介、苏昌龄、张经等，皆为其所用；王蒙、陈汝言、张绅、高启、张羽、徐贲、杨基等亦聚集于此。正因如此，明太祖得天下后对这些文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迫害，对苏州等地的赋税征收也颇为苛刻，洪武朝多次蠲免税粮，而苏州不在其列，这些都同朱元璋「怒民附寇」有关，这种报复对苏州的经济文化是严重的摧残。就书法艺术来说，其在苏州的复苏当是徐有贞（一四〇七年～一四七二年）、李应祯（一四三一年～一四九六年）成名之后，绘画则是沈周（一四二七年～一五〇九年）成名之后。

唐寅的绘画，有关苏州一地的地域性画史著作《吴郡丹青志》言及出沈周之门。然而从构图到用笔，其间的师承并不明显，这同二人的审美取舍有很大关系。沈周从董、巨、「元四家」来，唐寅则更心仪南宋的李唐甚至马、夏，这一点同他的另一位老师周臣是一致的。

在人们越来越将文人画家定格在董、巨及「元四家」，并渐渐成为绘画师法的主要选择的明代中期，唐寅却师法民间画师周臣，学李唐等南宋院体。然而其山水画的画法，又是对宋人皴法改造后的创新。自倪高士说了一句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的名言之后，很多想要以绘画来找文人高士感觉的人，作画从构图到笔法，开始日趋避繁就简和程式化。而唐寅的山水有些是从李唐溯源到北宋，构图讲究，境界变化多样，又有让人可游可居的感觉。尤其是画中的林木，种类繁而变化多，极具匠心，这在职业和文人画家中都是少见的。董、巨及「元四家」基本上不画人物、花鸟，唐寅不仅画人物，也画花鸟，并在艺术风格上还要有所变化。以仕女画为例，既有典丽的工笔，又有以笔墨见长的写意。诗书画结合于同一件作品虽不是唐寅所创，然而将诗书画三者与个人情感紧密结合，唐寅则是做得最好的。有人为董其昌「南北宗」中「南宗」没有唐寅而为之不平，必须指出，董其昌以禅家有南北宗，套在中国绘画上形成他的「南北宗论」，因为有顿悟和渐修、文人和画匠选边站队问题，使得古人很少对其比附的粗简和用心的丑陋作客观的分析。董氏抬出的「南宗」祖师是王维，但他认定《江干雪霁图》为王维画的证据是像赵孟頫，因为赵是学王的，更为荒唐的是，他认为宋徽宗的《雪江归棹图》是王维画！而他奉为「南宗」文人画标准的董元、巨然，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是文人呢！宋元以来，兰竹一类的君子画最能体现文人画的审美，特别是文人画的主要特征—书法用笔，董氏却一笔不能。他认同「元四家」是标准的「南宗」画家，但对于为「元四家」「提醒品格」（董其昌语）的赵孟頫，却在他的「南宗」画家中没有地位。如将赵孟頫放在「南宗」，势必压在他自己头上，使他顿显不足；放在北宗，他还不敢。同样，对唐寅，他也是采取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今天我们的艺术评论家，不仅可以纵观古今，而且还可以兼通中外，更不会怕因不信其论而被认为是「北宗」，何必不自己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分析，还要再受董其昌作的茧来自我束缚呢！在这里我只说，唐寅是文人，唐寅的画有文气。唐寅的画有精工刻意处，也是他的风格。绘画需要的是不必自我宣说就能让人客观感觉到的艺术之美，而不是是否被圈入了哪个宗哪个派中。下面，就从具体作品来探讨唐寅绘画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问题。

《黄茅小景图》唐寅款

《黄茅小景图》，纸本，墨笔。此图画法可谓无门无派，构图亦一反常规，近景完全在图的中部，可谓主题突出，山石皴法不古不今，如必归类，或近于乱柴。江兆申先生讲唐寅的第一张画是「他自己野笛无腔信口吹的『创体』」。（可惜江先生将《贞寿堂图》当做唐寅的「第一张画」，则完全错误）一般人认为唐寅学周臣，山石为斧劈皴，但从这件尚不成熟的作品看，唐寅就已经对斧劈皴的刷掠改作了长笔带「写」意的皴法了。其款书也极稚嫩拘谨，后自题行书虽略放，但早年书的瘦硬欹侧、体势偏长，还是很明显的。较之二十一岁题周臣《听秋图》的结体不工、笔法稚嫩，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较之二十六岁《自书旧诗》，笔法结构上，也少了一些生稚；较之二十九岁题邹衡《绿香泉图》卷，其书无论结体还是用笔又稍逊一些和谐自然。证以同卷文徵明书法尚未成其体势，此图当是唐寅三十岁之前二十七八岁时的作品，是今所见唐寅画中最早的。

《南游图》，三十六岁时作，纸本，墨笔。坡石皴法，皴染并用，无勾斫之痕，草木叶子基本是双勾，笔法秀逸，画面温润。人言其坡石有元人韵致而难指认其师承来自，其树木从「宋四家」变出而化刚劲为虚和，图后诗题则瘦硬方劲，书法已见由长入方转变的端倪。一些字既有欧书的笔意，而其上舒下促的地方，又似乎见李北海的风貌，其实直接的影响是来自吴门书法家李应祯。书画虽然皆无年款。但此图自题是为琴师杨季静游南京（金陵）作，杨氏赴金陵的时间，从卷中彭昉所撰《送琴师杨季静游金陵诗序》可知是「乙丑二月」即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年）二月，唐寅三十六岁之时。后文徵明题款「文壁」，尚未完全形成后来数十年少变的结态与用笔的程式化，亦是三十六岁前后的风貌。（未完待续）

《南游图》后文徵明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