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新平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的时候，白衣港防洪堤猛然冒出了一个代销店。

当时，我们大队是由11个生产队组成，所有“瓜”集合起来叫大队，大队是从公社这根“藤”上分出来的。公社有个供销社，“爬”到大队就叫代销店了。喜欢“看新鲜”的乡亲们纷纷奔赴白衣港防洪堤指挥部，将代销店那两间房被挤得水泄不通。糖果、肥皂的香味、五加皮的酒味、煤油散发的气味与乡亲们的汗味混合在一起……

店长是供销社一位病退人员，吃“国家粮”，名叫周诗佩，因患支气管炎和肺病在老家疗养。他身材干瘦，尖嘴猴腮，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穿着供销社的蓝布工作衫，舀煤油、打酱油、称糖果饼干、收鸡毛报纸废铜烂铁……手脚麻利，眼尖手快，算盘打得溜溜转。特别是称糖果瓜子，他一手提秤杆，一手拨秤砣，秤杆子翘了，他用手拂去一些；秤杆子低了，他用手添进去一撮，那样子，精明干练。秤足时，秤杆子翘了上去，社员夸他姓“洪”；秤少时，秤砣顺着秤杆溜下来，社员骂他姓“刘”。他还用菜油炸出又香又脆的油饼麻圆出售，为代销店增加“人气”。有人为他编了一个顺口溜：“周诗佩，油腻腻，三分钱一甲，五分钱一对。”气得他七窍生烟。由于身体没完全恢复，他不时咳嗽着，呼吸困难，刮北风的时候，鼻孔像塞进一团棉絮，抽气出气像拉风箱。

代销店办起来了，柜台里摆着不少诱人的商品：香烟、牙膏、肥皂、酱油、煤油、五加皮酒、白纸信封、糖果花生、铅笔小刀、乒乓球、芝麻饼……而这些商品要运回来，成了最大难题。那时不通公路，所有货物搬进搬出依赖于肩挑背驮。以勤劳老实出名的爹被周诗佩选为“挑脚人”。一担废品送到霞流街上，再挑回一担商品。这种“挑脚”异常辛苦，一担来，一担去，肩膀没气歇，没有一定的耐心和骨力吃不消。爹10多岁给地主当长工，吃过千般苦，这种活尽管很辛苦，在他看来，属“家常便饭”。

一次，爹挑着一担煤油直奔代销店，我悄悄跟在他身后。

爹的个子不高，一根扁担两头负重，在肩头一上一下地闪着，“吱呀吱呀”，滴滴汗水从他花白的头发里冒出来，流至脸颊；从他弯曲的脊背上流出来，浸透黑色衬衣；从他双脚的毛孔中钻出来，留下一行湿润的脚印……爹不時挪过扁担，换一下肩膀，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天气炎热，上午，太阳将他的影子投至地上，从长至短。本想歇口气，想到一家9人吃饭，4个孩子上学，不挣点钱，孩子就要辍学，便咬紧牙关，艰难地移动脚步，换一下肩膀，继续前行。其实，每担货物有七八十公斤，要挑担货物来回走五六公里，“挑脚费”不过一元。他从不计较，他认为，人家有活给他干，是看得起他；他有“面子”，白衣港每家每户的衣食住行离不开他。

西斜的太阳静静地照射在代销店的柜台上，爹挑着一担煤油吱呀吱呀，正一步一步从门口穿过，他的黑色衬衣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结满一层厚厚的盐花。看到窗台上一排透明的玻璃缸内，摆着花花绿绿的糖果，橙黄橙黄的饼干，金黄金黄的蛋糕……我的眼睛发绿，口水快流出来了，我多么想爹给我买点吃的，哪怕用一分钱买一颗糖也行。我失望了，爹交完货，看见我，装作不认识。只听见周诗佩向他反复交代：“老成呀，把这担废品送过去，再挑一担南杂百货回来，这是拨货单。”爹将那张绿色的拨货单折好，放入上衣口袋，摸了摸，又拍了拍，生怕丢掉，便饿着肚子挑着废品赶回家吃中饭，这时已是下午2点多钟。

路上，我气鼓鼓地跟在爹身后，真想大叫一声：“小气鬼，连糖果也不给。”

“小气”的爹也有“大气”的时候，临近期末考试，我没日没夜地复习了几天，几个作业本写完了，正闹着去代销店买作业本，爹一下子给我买来了10个作业本，花掉0.5元，毫不“心疼”。他告诉我：“一个人不能死懒好吃，钱要花在正道上。用来读书写作业，再多也得花。”

小小代销店曾经绽放过村庄的繁华，不但给周边百姓带来诸多便利，而且见证了社员们对物质的追求和梦想。他们买油盐酱醋、尺衣量布、买糖打酒，不少要凭票供应。煤油票每户每月半斤，布票每人每年6尺，白糖票每户每年一斤，肥皂票每家每月一块……在计划经济年代，不少商品短缺，越是买不到的东西，乡亲们越是梦寐以求，来代销店“一饱眼福”，嗅点气息，反正嗅嗅不要钱，不嗅白不嗅。有的买来二两五加皮酒，几块饼干，斜倚在柜台边慢慢地喝；有的跷起二郎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谈论着一些陈年旧事，说得驴唇不对马嘴；有的一字不识，见一毛三分钱一包的“丰收牌”烟盒上印着抱稻谷的农民头像，便称“丰收烟”为“抱谷烟”；有的没事找事，用手指将几粒盐、一点酱油放到舌尖品尝……

后来，代销店由一家变成了3家，离我们屋门口更近了。邮电员图省事，所有报刊信件由代销店捎带。

如今，家乡已进入互联网时代，物流发达，快递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代销店仍像秋天的南瓜藤蔓那样，虽然饱经风霜，但依然顽强地向外攀爬……

责任编辑：子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