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霞

摘 要：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一个重要特征，“无讼”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道家、儒家以及法家的思想都与“无讼”有一定的联系，“无讼”思想的产生有其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根源，这一思想有诸多的不足，但其积极的方面对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无讼”思想；和谐；道德教化；和谐社会

一、概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脉相承，“无讼”的观念由来已久，不过真正提出“无讼”这一概念的是孔子。《论语·颜渊》记载着孔子的这一主张：“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审理案件，我同别人差不多，目的在于实现无讼。

诸子百家的很多思想观念尽管都不尽相同，但却大都是提倡社会“无讼”的，以下就简要介绍一下道家、儒家和法家中的“无讼”思想。

道家并没有具体提出“无讼”的概念，但我们却可以从其思想中看出“无讼”这一主张。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在老子看来，天、地、人，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事物都是和谐统一的宇宙的组成部分，和谐决定了世界的安宁和人的幸福。和谐不仅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和谐的。为了实现这种和谐，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3]“无为”也就是“不争”，“不争”则“无讼”。

而儒家吸收了道家的宇宙观，倡导天人合一，人存在于天地之中，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与人是一体的，天道就是人道，因而，人必须顺应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进一步推衍到人类社会，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诉讼则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对天道的践踏。儒家认为要实现“大同世界”，其途径便在于制礼作乐，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4]通过礼的等级差异来定纷止争、实现和谐，并通过道德教化来平息争讼，使社会出现没有诉讼的局面。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5]孔子相信人性是会变化的，后天的教化能夠促使人心向善的方向发展。所以他强调道德教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用德教、礼教使人人都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追求一个没有诉讼、没有纷争的和谐社会。

法家虽也没有明确地提出“无讼”，但其奉行的重刑主义，即通过制定严刑峻法，施行残暴的统治来禁绝犯罪，最终达到“无讼”的目的。商鞅就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7]，“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8]。法家所主张的以刑去刑与儒家倡导的以德去刑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实际上，两者的对立仅仅是手段上的，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无讼”的境界。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过于颓废消极，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以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而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则过于激进，也同样被历史所抛弃。儒家思想取中庸之道，因而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到西汉时期，儒家学说经董仲舒发扬光大，成为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无讼”思想也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无讼”思想产生的根源

（一）经济方面

无讼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首先是建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由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基本不依赖商业的小农社会，再加上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政策，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商品经济不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少，社会关系要比商品经济社会简单得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古代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事纠纷相对较少，诉讼自然也不会太多。另一方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官府对农民生活的干预也较少，若非重大民事纠纷，一般不予理会，除征收赋税之外，一般都是由各个家庭或家族各自管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百姓的起诉活动。

（二）社会方面

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宗法时代所提倡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和世代毗邻的地域关系，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会出现人口的大量流动，社会成员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熟人”社会也由此形成。在“熟人”社会之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民们大多不愿撕破脸皮对簿公堂，而是寄希望于纲常礼教的德化作用和族长邻里的调解功能。“无讼”思想相沿成习，成为农业社会人民淳朴的象征，“好讼”成了道德败坏、刁民的同义词。

（三）政治方面

首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以追求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为其目标，而发动诉讼必然会影响生活、耽误生产，出于巩固政权、维护安定的考虑，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对诉讼者进行道德教化，使他们能自觉提高道德修养，进行自我反省，把诉讼化解在公堂之外；另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造成百姓不知法、不懂法的局面。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不同，其权利、义务、荣誉和社会地位也不同，人们必须依据自己的身份做相应的事，说相应的话。当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产生纠纷时，如果侵犯者是贵族或家长则可免罪或轻罚，如果侵犯者身份卑微低下则要从重处罚，双方当事人在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从而变相剥夺了低等级的人们在诉讼中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公正的裁决十分少见。久而久之，造成了人们对法律和官员的不信任，这也是“无讼”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思想方面

如前文所述，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几乎都包含了“无讼”的主张，这对中国古代人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后来居于官方正统地位的儒家，对此更是极力鼓吹。儒家重视道德教化，在义利关系上倡导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9]，应存天理，灭人欲。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冲突时，当事人不能太过计较个人利益而争执不休，双方之间应互谅互让，平息纠纷。在儒家这种思想的笼罩下，“无讼”思想更是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际关系讲究的是友好、和睦、协调，判决和惩罚等有悖伦理纲常的行为是应当尽量避免的，纠纷也是应当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