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出台《历史决议》的四次考量

2017-06-19肖建平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7年6期

肖建平

[摘要]

邓小平是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思考较全面深刻的中央领导人。他分别于1978年秋、1978年12月、1979年10月和1981年5月，四次对《历史决议》的出台做出关键决策。这四次考量尽管存在调整和反复，但都是根据具体实情的变化对决议的出台做出的策略调整，并非没有定力或出尔反尔，从而维护了毛澤东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推动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

邓小平；历史决议；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A76；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6-0023-0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经过长时间的、广泛而深刻的党内外讨论后，由胡乔木负责带领起草小组完成的。它是一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建国以来重要历史问题做出评价的政治性文件。它是否出台、何时出台、如何出台都事关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不能不慎重考量。邓小平是对《历史决议》的出台思考较全面深刻的中央领导人，根据党情和国情的变化，他四次对《历史决议》做出了关键决策。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曾多次公开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表明看法，批驳全盘肯定和全面否定两种思潮。邓小平在尚未恢复职务的境遇下就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表示“两个凡是”不行。[1]他还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2]指导前进。他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重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认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3]在十届三中全会恢复职务后，邓小平继续提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4]；要求“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5]邓小平是既批评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做法，又坚决反对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为了在危机关头解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的评价问题，邓小平构思了出台《历史决议》的方案。在1978年秋邓小平与陈云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像延安一样，通过决议把一些重要问题敲定下来。邓小平在谈话中说：“该拿个东西出来了……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陈云赞同道：“丢不得。这项工作要细……苏联丢了，结果吃了亏。”他还说：“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关于毛泽东的评价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接着，邓小平和陈云还对林彪、江青集团等问题交换了看法。[6]这次谈话，邓、陈明确了学习延安做法，尽快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对毛泽东功过评价问题和建国以来历史问题做出定论。至于出台决议的时间，双方都意识到要因时因势而定。这既确立了尽快做出决议的基调，又留下了弹性调控的空间，体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

上述谈话来源于图们的著作，书中标注的时间是“1978年秋”，但“秋”具体是指哪个月、哪一天，没有说明。查阅邓小平和陈云的传记、文选、文集和年谱，都没有记载这次谈话内容。根据传记、年谱所交代的邓小平和陈云的行程，谈话时间应该是8月。9月8日至20日，邓小平赴平壤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回国途中到了东北、唐山和天津视察。9月19日至11月6日，陈云在杭州、上海休养，11月7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而邓小平从11月5日至14日是出国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见，从9月8日至11月14日，邓小平和陈云要么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要么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上海，没有见面交谈过。另外，陈云从9月开始在休养，几乎不出席会议和重要活动，连文件也不批示了。陈云曾在中央会议上坦诚，“我的身体是很差的”，“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7]《邓小平年谱》记载，8月底之后的两个多月，邓小平在文件批示中由原先的“批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改为“批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8]，常委独缺陈云。又鉴于邓小平于1978年8月19日同黄镇、刘复之谈到了实践标准问题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与陈云谈话的主题相似，邓、陈谈话时间应该是在19日前后不久。由此，上述谈话时间很可能是在8月中下旬。

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根据此前与邓小平谈话达成的共识，郑重建议党中央对历史遗留问题做出决议，起到扭转会议风向和思想解放的作用。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突破原定议题，揭开了讨论历史遗留问题的盖子，冲击力和影响力最大。陈云建议“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其他老同志也纷纷附议陈云的建议，要求弄清长期“左”倾和毛泽东功过问题。会议气氛民主，对尽快解决历史问题和评价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使原本带有“左”倾痕迹的会议变成了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

但是，揭开功过评价的盖子客观上加剧了错误思潮的滥觞。一些知识青年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加以议论，加剧了分化和对立。值此危机关头，邓小平勇于担当，从安定和团结大局出发，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提出评价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11月15日始，出访回国的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得知党内外的严重分歧后，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处理历史问题不能急。11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看的清楚……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引导群众向前看。”[9]12月1日，邓小平又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10]邓小平还亲笔为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列了包括七个问题的提纲，其中第三点写到：“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11]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讲话。讲话浓缩为四个问题，其中明确指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纠缠不放，要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比如“文革”等历史问题，将来“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做出科学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加之“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2]邓小平的讲话获得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党中央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指导方针。胡乔木认为：“这个方针完全正确，非常必要……安定团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13]可以说，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领导集体基本达成共识：防止扩大党内外的分歧和激化社会矛盾，尽量回避影响安定团结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宣告：适当的时候对历史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14]当然，不急着做决议并不意味着不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准备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完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完成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然后再对“文革”、毛泽东功过、毛泽东思想等问题正式做出统一定论。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发言，逐步推动思想解放的春天的到来。全国理论界、知识界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进行着思考，与此同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错误言论，给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造成困扰。为进一步加强和明确宣传工作，经中宣部提议、中央常委批准，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正式召开。

会议期间，代表们多次讨论到“文革”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个别中央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毛泽东功过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等。会上要求党中央做出正式定论的呼声很高，第一组的声音具有代表性：“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们党不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很被动。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总结我党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15]会议第二阶段，邓小平做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驳了一些错误言论，加强了会议主题的集中和思想的统一。但各个省的代表在到底什么才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他们建议中央：“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才算真高举，需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阐述。”有的代表建议“要像六届七中全会那样，作一个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毛主席”。[16]这是明确提出要做“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丰富了邓小平和陈云1978年秋“尽快作出决议”的想法。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的讲话旨在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无政府主义抬头的现象，而不是为了压制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理论务虚会上，吉林省代表就擔心：“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否定前一段务虚会的苗头，发展起来就要否定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17]邓小平更多地是希望在不影响安定团结的前提下，继续解放思想，恢复优良传统和作风，抵制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当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内过激言论后，邓小平即要求军队和地方要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补课”。[18]之后，全国未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地区和部门进行了补课。补课运动推动着思想的解放和作风的扭转，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历史问题的反思。理论工作务虚会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促使党中央将历史问题的评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6月，中央常委一致决定：由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在建国3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初步总结；还决定要把讲话提交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19]

邓小平对国庆讲话起到了重要贡献。他主持起草工作，要求：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20]初稿出来后，邓小平点评讲话稿说：“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在第一部分，对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在第二部分，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概括成为几个特点，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21]9月4日，邓小平继续提出意见：“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22]28日，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讲话稿，并予以高度评价。29日，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对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和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内涵做了论述。讲话对毛泽东并没有直接的批评，不过暗含着一定批评；还对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基本总结，对“文革”和林彪、“四人帮”做了概要分析。至于具体细节问题，是准备放到以后再说。正如胡乔木所说：“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三十年作全面的总结。”还提出：“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经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23]这里虽未指明另外的“时间”和“会议”具体是什么，但反映出中央已经考虑到下一步要尽快做出一个正式的决议。

邓小平的意见和叶剑英的讲话表达了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做出反思的态度。国庆讲话后，各界感到既满意又不满足。国庆讲话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说出了群众的心声，但讲话出于时机考量，采取“点到为止”的写法，对有些问题没有讲透，留下了探讨的空间。这又掀起了讨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讨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热潮。为此，国庆讲话不到一个月的10月下旬，党中央常委会经充分讨论，做出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对一些重要问题做出评价。随后，邓小平召集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1980年工作安排时指出：决议起草工作，“现在着手，明年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24]邓小平还在1980年1月的会议上向干部打招呼：“可能年内我们还要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决议。”[25]可见，尽管党内外也有少部分声音反对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出于尽快走出困境、开创新局面的考量，邓小平因势利导，郑重做出起草决议的决定。

国庆讲话为总结历史问题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国庆讲话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决议自1979年10月底开始，至1981年6月定稿，经历了十多个草稿和六次大的集体讨论。

邓小平亲自指导决议起草工作，要求通过决议尽快结束党内外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四化建设上来。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历史决议》在明年的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要求起草小组“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交六中全会讨论通过”。[26]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同邓力群谈话时指出：“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27]邓小平还根据政治经验提出，决议通过后，可能有些同志思想上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要采取“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的办法来消除争论，力求党员干部在坚定执行中加深理解。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结指出：“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是合乎1980年3月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的，可以通过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等，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28]6月22日，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草案做了充分肯定，“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29]6月29日六中全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再次高度评价，说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30]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党的威信和毛泽东的地位面临危机的转折关头，分别于1978年秋达成尽快把历史问题敲定下来的共识；该年底考虑到各界争议太大，为避免扩大分歧和对立，做出“不必匆忙去做”的决策；国庆讲话后根据党内外的积极响应，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决议；决议基本成型后，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推动在六中全会上全体通过。这四次考量尽管存在调整和反复，但都是根据具体实情的变化对出台《历史决议》进行的策略调整，并非没有定力或出尔反尔。通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深的理論修养和政治智慧，以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做出了决议，维护了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从而推动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

参考文献

[1][2][3][5][8][9][10][18][21][22][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55-157.157.158-159.203.362-364.435-436.445.541.549.552.574.

[4][12][25][28][29][3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2-43.148-149.244.305-306.307.383.

[6]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6-37.

[7]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54.

[1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98-99.

[13]胡乔木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588-589.

[14][2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1.522.

[15]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71-150）[Z].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1.

[16]对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Z].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

[17]正确估计前一段务虚会的成绩，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吉林代表的意见.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第二阶段）[Z].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

[19]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