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

许多人把八十年代归结为“理想主义”，大学校园无疑是重要的载体。百年历史流变的时代中，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学如何为文化守夜，如何成为一个时代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

八十年代校园：“对知识的狂热与浪漫”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年，作家止庵18岁，在那场注定永载史册、改变了几十万人命运的高考中，他得以迈入大学校园，深刻感受到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那种狂热”。

“同学们都不睡觉，晚自习结束了，他们也不回去，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钟都还在看书。”和止庵一同入学的人中，年龄最大的大他12岁，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儿学习。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文革”后第一批外国文学书籍上市，新华书店开卡车到各高校卖书，但真正洛阳纸贵的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那个年代，文学大多面目可憎、乏味可陈，突然有那么一个才华横溢的聪明人，说上这么聪明的话，觉得不可思议。”止庵解释道。

上世纪80年代初，大批西方哲学著作译介进入中国，1981年前后的“萨特热”、1985年前后的“弗洛伊德热”和1987年短暂出现的“尼采热”，让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本哲学书。

“萨特的存在主义带给国人强烈的自我意识，萨特强调‘选择，而选择的主体就是自我。”选择和自我，成了当年的流行词。在大学校园里，大家争相传看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

“尼采最大的影响，是帮助国人把根深蒂固的偶像、权威意识破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