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

许多人把八十年代归结为“理想主义”，大学校园无疑是重要的载体。百年历史流变的时代中，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学如何为文化守夜，如何成为一个时代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

八十年代校园：“对知识的狂热与浪漫”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年，作家止庵18岁，在那场注定永载史册、改变了几十万人命运的高考中，他得以迈入大学校园，深刻感受到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那种狂热”。

“同学们都不睡觉，晚自习结束了，他们也不回去，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钟都还在看书。”和止庵一同入学的人中，年龄最大的大他12岁，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儿学习。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文革”后第一批外国文学书籍上市，新华书店开卡车到各高校卖书，但真正洛阳纸贵的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那个年代，文学大多面目可憎、乏味可陈，突然有那么一个才华横溢的聪明人，说上这么聪明的话，觉得不可思议。”止庵解释道。

上世纪80年代初，大批西方哲学著作译介进入中国，1981年前后的“萨特热”、1985年前后的“弗洛伊德热”和1987年短暂出现的“尼采热”，让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本哲学书。

“萨特的存在主义带给国人强烈的自我意识，萨特强调‘选择，而选择的主体就是自我。”选择和自我，成了当年的流行词。在大学校园里，大家争相传看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崔健也替中国人第一次喊出了“苦闷”和“宣泄”。

“尼采最大的影响，是帮助国人把根深蒂固的偶像、权威意识破除掉。而弗洛伊德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作家的小说写得更深了，中国文学整个不一样了。”不断地解禁，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读书无禁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得学术、文艺和实业纷纷繁荣。

那个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知识急剧传播、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经过了文革，中国社会突然从思想封闭的状态中走向开放，对年轻人来说，改变狭窄的精神生活的渴望要远远大于改变物质贫困生活的冲动，对知识的渴望成为了80年代校园生活的主旋律。

80年代的大学，也不乏浪漫与诗意，舒婷、顾城等朦胧诗人的作品在校园非常受欢迎，涌现出了一批校园诗人。邓丽君的歌声从东南沿海向全国扩散，许多男生模仿港台明星，烫着卷发，穿着喇叭裤，弹着吉他，这是当时大学校园里最时尚的一景。

时代流变的潜在逻辑

许多人把八十年代归结为“理想主义”， 其启蒙思潮尤其可贵，可以说，上接晚清“幼童”赴欧留美的思想资源，中接五四西学东渐的革新传统，下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拿来主义”精神。

校园稚子们的心声，缀连在中国文化母体的长河中，滚烫的词语和激情四溢的文气掩盖了学识上的粗糙，成为一代人心灵的突围。《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重现了大学校园八十年代的学习热、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新千年后的崛起热。

在人文传统不敌物质大潮，渐渐潜伏下来，等待又一次“复盘”的当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学校园能否成为“上行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大学居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始创于1810年的德国，由普鲁士王国内务部文教总管洪堡筹建，他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基本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教学与学术自由对内是互相宽容，对外是不受政治干涉，而寂寞，则要求独善其身，不以功利为目的。

传统中国社会，家族有私塾，朝廷有太学，社会有书院，直到清末才有圣约翰大学（1879年）、北洋大学堂（1895年）、南洋公学（1896年）和京师大学堂（1898年），尽管有西方、宗教或政府背景，但大学校园还是相对独立，譬如南洋公学为官僚、巨商盛宣怀创办，但其教学却原版引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材。

民国期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时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

这种办学精神，滋育了王淦昌、钱钟书、曹禺、夏鼐、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费孝通、钱伟长、吴晗、钱三强、王大珩、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一代骄子，直接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化史、科技史、政治史。

而民国大学给予教授们的自由环境，推崇他们的孤傲与高洁，激发天赋，不受或少受政治势力的左右，以确保他们的学术研究纯粹、精细而个性，结果如后世所见，他们所学之艰深，其中多数令后辈难以索解，加之以乱世中的“魏晋风度”，使人无尽怀念。

西南联大与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对接

1952 年年底，留英回来的王竹溪到山东大学讲学，他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就名气很大，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

讲座中途，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 40 分钟。王竹溪站在一边，认真听讲。

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2005年，著名科學家钱学森曾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2016年，中科院院士胡海岩表示，在各类“大学排行榜”甚嚣尘上的当下，“没有一所大学能达到上世纪30—40年代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水平。”

他们所追忆的“过去”，西南联大是绕不过去的精神标签。

何兆武《上学记》和《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中关于西南联大生活的几段，自由气息之浓郁甚至可以从纸张中嗅出。其时的校园生活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校园生活颇有相似之处：随意地旁听和逃课、彻夜辩论、选择喜欢的专业、自由的课堂等等。

当时的教授，有“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的王国维；退隐政治光芒之后在清华园内纵横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的梁启超；有“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通晓 22 种语言，所开的课程后无来者；也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的疯子黄侃。正是这样的自由与丰富共同成就了中国最后一个大师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年代里，后来成名的理工科学生有很高的文史哲素养。他们旁听文史哲的课，看相关的书，甚至去文科寝室没日没夜地辩论。

西南联大的时代和八十年代，大学还浸于读书人、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之中。也许那些宿舍辩论的内容不过是概念对概念，或者年轻人空有的一腔热情、纸上谈兵，但是那种人人心怀天下的氛围，创造出了让那群人感到最值得回忆，也让现在一些人最向往的校园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