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40年前，高考曾是改变个体命运的最佳路径，40年后，关于它的争议越来越多，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它已经从“最好”变为了“最不坏”的选择。

唐太宗曾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也可以说，天下英才在最恰当的年龄，成功晋级社会中坚，无数青年人通过高考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掌舵者。不论高考有着怎样的弊端，起码在当下，它所承担的职能还无法取代。

一场恢复青春的国家考试

很难想象1977年下半年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经历了怎样的喜悦。“知识改变命运”成为无数年轻人最崇敬的美好人生。

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后经历过几次大变。1952—1965年，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文革”爆发后，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华等学校进行“推荐制”试点；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給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至于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当场拍板，从这一年开始恢复统一高考。尽管那时，自上而下谁也没准备好。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他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积压十一年的历届中学生，又一起走进考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老老少少”，“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的毕业生，很多超过30岁，早已娶妻生子；而同场竞技的在校高中生，还不到20岁。甚至有的地方出现师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一起上大学……

在复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的情况下，知青们白天工作，夜里点起煤油灯，拾起那些荒废已达十年的功课。没有经历过出身决定一切的岁月的青年一代，恐怕很难理解，一个凭自己能力博取未来的公平机会，有多么来之不易，又有多么让人喜出望外。

那一年，本科和大专的录取率加在一起只有4.8%，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没有人相信“读书无用论”。确实，太多人的命运因那场高考变得完全不同。这些来自车间、田野、军队的青年人，走出大学后，作为亟须的建设人才，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77级考生身上留下最深的“文革”烙印，同时又代表着改革年代的光荣、梦想与成功，注定会有着无法替代的象征意义。

多少故事淹没在岁月的泥沼中。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作家刘震云说，如果不是高考，他可能还在搬砖。易中天，这位后来的著名学者，当时是一位中学教师，他担心和学生一起参加高考有点儿丢人，就没有参加，但在不久后的1978年高考中，考上了武汉大学。肖复兴曾在1966年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就要入学了，‘文化大革命降临了，一个跟头，我来到了北大荒。”1978年，时隔12年，这位31岁的高三毕业班语文老师通过高考再次走进中央戏剧学院。

之后40年，关于高考的时代记忆成为历久不衰的声音。比如2003年：非典的恐慌夹杂着高考的压力，恐惧笼罩，谣言四起；高考时间从7月提前到6月，节奏打乱，人心不稳；那一年高考堪称史上最难最变态，生理心理双重煎熬，双重考验……

扩招与就业难“冰火两重天”

1995年，许冬生迎来了高考。那时候，全国尚未开始扩招。1994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从此，渐渐地，学生要自己掏钱读书，国家对大多数人也不再分配工作。即便如此，高考热度依然不减。

但社会上对高考的态度也在变得多元化起来。许冬生说，“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论调叫做‘读书无用论，说什么‘做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等，但是，整体上而言，大家对于高考还是很重视的，正是有了高考，许多人才有机会继续深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1999年的高校扩招，堪称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1999年6月16日，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这样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达到153万。

高校大扩招的出台，颇有几分戏剧色彩。1997年，东南亚爆发严重金融危机，1998年达到顶峰，并很快波及全亚洲。当时中国正力保GDP年增8%，欲置身事外，须在拉动内需上做足文章。

1998年11月，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认为，教育能有效扩大内需，他以个人名义向政府提出扩大高校招生数量的建议。

据估算，每名大学生年均消费1万元，此外还会带动交通运输、餐饮、文化用品等生活资料的消费增长。从某种意义上看，大学生相当于稳定、长期的旅游群体，他们在城市中一住4年，仅家长、亲戚、好友来探望的费用，便会带来颇多就业机会。

最终，1999年高校扩招实际增幅为47.4%，比上年多招了52万人。

此后一些年，中国高校在扩招之路上一路狂奔，2000年招生220万人，2002年320万人，2004年447万人，后虽有减速，但到2014年，仍达到700万人左右的规模，15年增加了6倍。

2005年，中国高校在校生达2300万，首次超过美国的1420万，成为世界第一，在今天，中国大学培养着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中国高等教育从5%的精英阶段发展到15%的大众阶段，只用了7年。

实行扩招4年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爆发，当年毕业生签约率僅为50%，专科生仅为30%。2004年，30%的学生未能及时就业。2006年，农民工月薪平均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仅为1000元。

甚至扩招最早的倡议者汤敏也表示：“现状与当时的提议是有距离的，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首先，我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第二，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显然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第三，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在高校扩招的同时，教育改革没有跟上，造成高校毕业学子非社会所需人才，这在我看来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第四，我主张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相对于城市，扩招后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更少，社会的阶层流动严重受阻。2009年1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温家宝有关教育问题的署名文章，特别提出：“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40年来，高考改革的可圈可点之处还有很多，如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是我国提前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助推力；由统一命题到分省命题，成为高考改革在坚持统一的基础上，走向多样化的关键步骤之一；网上阅卷，从程序和技术上保证了阅卷标准的一致性；网上录取、招生“阳光工程”，使招生信息更加公开和透明，保证了招生录取的公开、公平、公正……

考运与国运紧紧相连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故乡，是考试历史悠久的大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考运与国运紧紧相连。从宋朝以后，科举考试不仅仅是文官制度的根本，而且是民族心理记忆的一部分。这一记忆在反文化的十年后复苏，又因为恢复统一考试后的第一次高考之难而格外凸显。

恢复高考在当时的社会、心理冲击，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与理解。从事件本身看，考试古已有之，而且行之有效，虽然有其无情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却一直是相对最不坏的取士之道。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或者说恢复了固有的社会价值观，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

新一轮高考制度的改革也是围绕现代化的目标，站在教育的角度上，对教育改革要有全局意识，到底教育要干什么？什么是好的考试？当要区分一类人的时候，考试标准有吗？要改造考试，要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才能提高教育质量，做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真正做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每年夏季，高考都牵动着全民的心。高考房、高考蛋糕、状元粥……形形色色的方式，体现着家长和考生们对它的重视。而大部分身处其外的人，也会在高考当天，津津有味地讨论各省的语文作文，甚至还有人会“技痒”，亲自上手写一写。

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人们越来越能以平常心看待高考。它不再是独木桥。如今的学生，甚至可以选择用高考成绩申请一些海外大学；高考本身，也在考虑改变过去“一锤定音”的形式，综合考虑学生的素质；自主招生等也丰富了高考的形式。

一年一度的高考再次到来。今年的高考与往年又有些不同，因为“新高考”将在浙江、上海两地展开。此次两地高考改革源于2014年9月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确定了两地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为其他省（区、市）高考改革提供依据。

时间过去了40年，高考制度还在，但早已没有当年那样理所当然、万众期待，从和高考配套的教育模式，到命题思路、招生办法，都累积了大量的质疑之声。高考改革势在必行，中国考试制度或许又到了大变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