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艳清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7)

社 会 学 研 究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性分析
——基于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

莫艳清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7)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重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入职的居民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总体趋势与特点,并通过对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推导和分析,揭示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内在选择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代际间职业地位的总体流动率较高,且上升流动高于下降流动;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代际间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影响较大,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主要通过对子女的教育和初职地位的获得发生作用。这一结论的政策性含义是:为了保障人们在职业地位流动过程中的相对公平,必须要在制度上保证教育机会的平等和维持社会关系的公正合理,摒弃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

代际流动;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社会地位

近年来,我国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呈现出消极或停滞状态,中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向上流动的通道瓶颈化,代际地位继承性增强,代内流动减弱,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固化”。社会阶层结构一旦“固化”,将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发展的活力,成为社会多种矛盾的主要根源,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畅通社会流动渠道,让底层人民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因此探讨居民间的代际流动状况以及厘清居民间代际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于深化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代际流动是衡量一个社会开放程度以及机会获取平等状况的重要指标,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可以了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与变迁趋势*Ichino A, Karabarbounis L, Moretti 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Economic Inquiry,2011,No.1,47-69.。学界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主要为代际间收入流动性研究和职业地位继承性研究。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性主要通过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代际关联来测量,关联性程度的高低意味着代际间收入流动性的强弱和社会平等竞争机会的多寡*Mazumder B, The Apple Falls Even Closer to the Tree than We Thought: New and Revised Estimate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Earnings, In Unequal Chances: Family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Succ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80-99.。国内学者关于代际间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因研究对象的城乡差别以及研究时间段的差别,得出的结论不同。王海港(2005)发现,1988年和1995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关联度分别为0.38、0.42*王海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经济科学》2005年第2期,第18-25页。。尹恒等(2006)认为,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关联度在1998—2002年间显著增强*尹恒、李实、邓曲恒:《中国城镇个人收入流动性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第30-43页。。然而,章奇等(2007)*章奇、米建伟、黄季焜:《收入流动性和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第123-138页。、孙文凯等(2007)*孙文凯、路江涌、白重恩:《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第43-57页。认为,1987—2002年间农村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不断增强。杨俊等(2010)认为,中国居民的代际间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杨俊、黄潇:《中国收入流动性再探讨》,《统计研究》2010年第11期,第24-33页。。

关于中国居民代际间职业地位继承性的研究,林南等(2002)利用职业地位获得模型对中国城市居民进行数据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毫无影响,但父亲的工作单位部门通过对子女工作单位部门的作用而对子女的初职地位获得产生影响*林南、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转引自边燕杰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3-115页。。Walder(1995)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市场配置作用扩大所引起的“再分配精英”特权模式之变迁上,认为教育文凭和政治凭证对进入中国的行政管理位置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在进行种种市场导向改革的今天,具有一般特权价值的政治凭证由于受到市场改革的影响,其作用正在削弱*Walder A G,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5,No.3,pp.309-328.。然而,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城市和农村均存在“精英阶层再生产”的现象。郑辉等(2009)认为,中国城市的不同类型精英群体通过“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两种机制来实现精英阶层的再生产*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65-86页。。吴愈晓(2010)发现,改革开放后,具有精英背景的中国农村居民有更高的概率获得精英职业地位*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9页。。陆学艺(2004)通过分析全国范围内采集的数据发现,中国一直是一个层级化社会,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会有重大差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所塑造的社会阶层结构已被打破,父辈传承其影响力的主要通道，从对不平等制度分割性因素(如分割市场中的单位部门等)的依赖转变为对教育路径的依赖。党员身份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在不同时期的作用程度有差异。农村户籍对个人初职地位的获得、教育资本的积累和现职地位的提升均有负面影响*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6、176-177、180页。*张翼:《中国人的社会地位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76-90页。。

由上述研究可知,学界对居民代际间流动的研究主要考察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收入和职业地位的相关程度,而对不同时期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几率及其内在选择机制的变化缺少研究,这是探究社会开放程度和机会平等状况是否随着市场转型而变化的重要渠道。为进一步丰富我国代际流动研究的内容,笔者将针对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分析:第一,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开放度究竟有多高;第二,不同时期入职居民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状况是否有差异;第三,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对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哪种影响更为显著？在当前国有计划部门和市场部门共存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的制度分割性因素对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影响是否依然显著？

二、数据来源与测度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构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调查”的被访者数据,抽样调查总体为浙江农村和城区1978年以后入职的居民。调查对象的选择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与分层、群规模成比例抽样(PPS)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在全省11个城市按照地理区划和经济发展水平,抽取浙东北和浙西南的6个城市,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人口比例,每个市抽取相应数量的区、县及乡镇,然后按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家庭户—个人逐层抽样。本次抽样的总样本量为1 300份,回收问卷1 213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1 042份。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被访居民的基本构成情况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1.研究思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丰富的数据资料和文献资料,系统地描述和考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省居民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内在选择机制。本研究主要着重于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居民代际间职业地位总流动率的分析,考察自1978年以来浙江省的社会总体开放度和社会流动趋势;第二,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对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各变量之间的特征及其相关关系,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影响居民职业地位流动的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第三,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职业地位流动机制进行分析,主要考察先赋性因素(16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在关于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中,布劳与邓肯选择被访者16岁时父亲的职业作为测量标准,因为他们认为此时父亲的职业地位达致最高点,对儿子的职业抱负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父亲受教育程度和16岁时父亲单位部门)、后致性因素(受教育程度、初职地位和政治面貌)和制度性分割性因素(16岁时居住地城市化水平*现代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的体现。作为现代化结构因素,笔者以“16岁时居住地区”为指标来测量。、户籍类型和初职单位性质)对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作用是否显著。

由于各个不同时期的制度背景差异,各个变量对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为了检视各个同期群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差异,本研究以被访者入职年代为基准,将研究时段设计为以下三个具有显著特色的时期:1978—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1992—2001年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2002—2011年全面向国际社会开放时期。

2.基本假设。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各种因素(市场的、政治的和地方的)对居民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假设。

(1)“后致性因素显著性假设”(工业化假设):在工业化过程中,父辈与子辈之间的职业地位流动主要取决于后致性因素的影响。第一,子辈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向上流动的概率就越大;第二,子辈为党员比非党员向上流动的概率要大;第三,子辈的初职地位愈高,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

(2)“先赋性因素显著性假设”*在国内外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一般以父亲与子辈之间的地位流动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母亲更多承担家庭的角色,而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于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来自于家庭背景的影响虽然微弱,但也应该与其他工业化社会一样具有显著性。第一,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向上流动的概率也会越大;第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向上流动的概率也会越大;第三,父亲属体制内部门相比于体制外部门向上流动的概率要大。

电气工程控制领域引入智能控制系统，可以提高电气工程的自动化控制程度，及时在没有工作人员值守的情况下电气工程也可以自动化的运行和操作，实现电气工程运行的高效化。电气工程控制包含内容众多，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在计算机虚拟世界中对电气工程运行环境进行模拟，同时具备了参数自动化桃姐以及刀具补偿功能，可以将加工过程可视化的呈现出来，进一步加强了工作人员对电气工程运行状态的了解。

(3)“制度分割性因素影响假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和所有制单位部门对于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具有显著影响。第一,非农户籍对于代际间的职业地位向上流动具有正向影响;第二,居住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对于代际间的职业地位向上流动具有正向影响;第三,子辈初职为体制内单位部门相比于体制外单位部门向上流动的概率要大。

(4)“性别假设”:由于中国家庭对男女教育投资的差异,男性比女性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地位,即男性相比于女性,其职业地位的上升概率也就愈大。

3.变量介绍与设置。在本次研究分析开始之前,首先对各变量做量化处理,具体设置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各有关变量的定义与赋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总体情况

父辈与子辈之间的职业地位流动,不管是上升流动还是下降流动,皆源于职业结构自身变迁和社会系统开放性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代际流动率成为衡量社会系统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其中,结构流动率反映职业结构变化的程度,即因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所提供的新增较高职业所提供的流动机会,而纯流动又称非结构性流动,它是因个人原因而形成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无关*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表3 代际间职业地位总流动率表(1978—2011)/%

由表3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总体流动率高。从总流动率(79.3%)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总体开放度较高,5个人中就有4个人实现了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同时,三个不同年代入职群体的总流动率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社会系统的开放度日益提高。第二,上升流动率高于下降流动率(60.6%>18.7%),且各个同期群之比均达3倍以上。上升流动率大大高于下降流动率,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职业结构在趋向高级化方向发展,较高层级职业的增加为大多数人提供了上升流动的机会。这符合中国职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的特征,也符合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第三,结构流动率高于纯流动率(40.1%>39.2%),但纯流动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31.7%<36.9%<39.7%)。结构流动率高说明,上升的职业地位流动主要是职业结构高级化的缘故。国际研究发现,职业结构高级化是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的一般趋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手段的引进往往会创造出大量新的职业类型和社会位置,高层次职业比重不断增大,形成了上升流动的潮流。三个不同时期纯流动率的不断攀升说明,年龄越大的从业者,其与父辈职业阶层的背离受职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越大;而年龄越小者,其与父亲职业阶层的背离则受社会开放程度的影响越大。

(二)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内在选择机制

1.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4是有关变量的相关系数。由于初始职业地位、初职单位性质和受教育程度是其他变量的因变量,但在职业地位流动中又作为自变量,因此首先考察这三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指出其中的主要特征。

(1)初职地位与初职单位性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0,同时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0,且后两者对彼此分散的解释能力分别为16%、25%,据此可以认定个体初始职业地位的获得与初职单位性质、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初职地位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关系如第1列所示:职业地位与性别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与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单位性质、16岁时居住地区、户籍类型和政治面貌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相关关系,其中与政治面貌的关系较强,达到0.39。

(3)初职单位性质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如第2列所示:除了性别之外,其他变量都与初职单位性质表现出了一定的相关关系,其中与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的相关关系分别为0.45和0.42。这进一步印证了性别在个体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无明显影响。

(4)受教育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关系如第3列所示:除了性别之外,其他变量均与受教育程度表现出了相关关系,其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对其影响最大,分别为0.43和0.54,这表明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影响。受教育程度与政治面貌之间的高度相关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其入党的机率越大。

表4 各自变量的相关关系(Pearson相关系数)

注：左下为相关系数,空白处表示无相关(即在0.001以下显著性无意义);右上为样本数。

(5)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单位性质、职业地位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均为0.53,这充分印证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有着高度的影响;父亲的单位性质与子女户籍之间存在0.60的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户籍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父亲属于体制内部门,子女一般也是城市户籍;户籍类型与16岁时居住地之间存在着0.65的相关关系,这在城乡户籍制度分割的中国也是自然,因为居住地城市化程度越高,其户籍类型是城市户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实现的内在选择机制。基于前述的分析框架,本部分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代际间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与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以及制度分割性因素的相关关系。通过对上述因素之间相关关系的考察,探究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实现的内在选择机制。根据前述的变量设置,职业地位流动为虚拟变量,上升流动赋值为1,非上升流动赋值为0。

表5 代际间上升流动实现的内在要因解析

注：*** <0.001、** <0.01、* <0.05显著性有意义。

表5为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进行计量解析所得的结果。表中的系数由变量增减法而得。故此,对职业地位上升流动没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性别、父亲受教育程度、16岁时父亲单位性质、户籍类型、政治面貌)在模型中消失。在职业地位上升流动过程中,性别未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这个事实证明,在浙江省居民中,男女在实现代际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公平性;父亲受教育程度和16岁时父亲单位性质对代际职业地位上升流动没有直接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不重要,可能在其中起间接作用;户籍类型始终没有表现出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打工,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或者其他职业身份的转变,抑或是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许多农民通过创业实现了从农民到私营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的转变,从而实现上升流动。

在代际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实现过程中,受教育程度、16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初始职业地位、16岁时的居住地区和初职单位性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第一,受教育程度是实现代际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最主要因素,这说明教育作为一个后致性因素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变动起主要的干预作用,这与布劳与邓肯对工业社会地位流动与获致的研究结论一致,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层次,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的概率就增加2倍以上,且在不同入职年代的同期群中,这一因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代际间实现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概率就越大,父亲的职业地位每增加一个层次,代际职业地位实现上升流动的概率就增加1.523倍。父亲的职业地位是子女实现上升流动的主要社会和经济资源,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子女能获得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越多,那么实现上升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子女所受到的教育也就越好,自然也对子女的职业地位流动产生正面的积极作用。第三,子女的初始职业对实现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子女的初始职业地位每增加一个层次,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实现的概率就增加1.827倍,这一概率高于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相比于父辈整体职业地位低的现实,初职地位高自然带动了代际间的上升流动。此外,初始职业地位越高,所能获得的平台就越广、越高,实现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第四,16岁时的主要居住地区也发生了微弱且正面的影响,居住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每增加一级,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实现的概率就增加1.149倍。由于中国制度分割的因素,教育资源在各个地区的分配有差异,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其教育资源就越多,那么流动的个体所能受到的教育也就越好。同时,在不同城市长大的个体,其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其适应城市和高级职位的能力也就越强。第五,初职单位属体制内部门对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实现的概率比体制外部门高1.028倍,这主要是由于体制内单位垄断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单位的级别、支配资源的能力,甚至人们所在单位的国有化程度,都成为影响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

对不同年代入职群体的代际职业地位流动进行模拟的结果表明,以全样本为对象的观察结果与各个不同年代入职群体为对象的观察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16岁时居住地区城市化程度和初职单位性质对不同年代入职居民的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具有不同的影响。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在1978—1991年入职的同期群中,初职单位性质并没有发生影响,但研究生以上受教育程度却有着显著的影响,其实现代际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概率是其他受教育程度的6.987倍;在1992—2001年入职的同期群中,其观察结果与总体无太大差别,但其中受教育程度表现出来的作用差别较大,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受教育程度对地位上升流动的作用大大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分别是其他受教育程度的7.024和4.270倍;在2002—2011年入职的同期群中,中低受教育程度(初中、高中和小学及以下组)均为表现出显著影响,而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度却大大增加,是其他受教育程度的44.859倍和16.744倍。三个不同年代入职群体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实现的模拟结果表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教育程度对人们实现代际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家庭背景因素来看,16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单位性质在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职业地位的代际继承性越来越强,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有“固化”的趋势。从16岁时居住地来看,它对1992—2001年和2002—2011年入职的居民比1978—1991年入职的居民,在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中发挥的作用要大,两者皆高出0.2倍左右。从初职单位性质来看,在1978—1991年入职的居民中,它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但在1992—2001年和2002—2011年入职的居民中,均表现出了显著影响,在1992—2001年入职居民的初职单位是体制内部门的比非体制内部门实现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概率高0.1019倍,而2002—2011年入职居民的初职单位是体制内部门的比非体制内部门实现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概率高0.703倍。这说明制度分割性因素在实现代际间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16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16岁时父亲单位性质均与子女的初职单位性质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进一步说明了职业地位的代际继承性较强。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笔者利用2011年浙江省居民问卷调查的有关资料与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入职居民的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状况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代际间职业地位总体流动率高,呈整体向上流动的趋势,结构流动率高于纯流动率,但纯流动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社会系统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第二,在代际职业地位流动的过程中,性别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获得上升流动的同等机会,这与之前的研究假设不一致。第三,在各个历史时段的代际职业地位流动中,受教育程度均表现出了相当的显著性,这与之前的研究假设一致。教育程度已经成为社会成员职业地位流动与获致的重要变量。第四,家庭背景对代际间职业地位的继承与流动主要通过对子女的初职单位性质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发生影响,个人的后天性因素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五,虽然家庭背景对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的实现没有直接影响,但这并不排除家庭条件间接影响职业地位流动的可能性,而且在前面的Pearson相关分析中,家庭背景对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具有极强的正面影响。第六,子代初始职业地位和初职单位性质对代际间的职业地位流动具有极强的正向影响,父亲的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单位性质在实现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职业地位的代际继承性越来越强。第七,对不同年代入职群体的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实现进行模拟的结果表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教育程度对代际间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可以概述如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大大促进了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但是否可以认为这个过程比较开放,其对每个人都是机会均等的？从个人的后致性因素对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的重要性来看,似乎不可以否定上述两个命题。但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作为代际间职业地位上升流动实现的最重要媒介——受教育程度的形成条件来看,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在较大程度上受家庭条件,尤其是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地位和父亲就职单位性质的影响。因此,要实现居民间职业地位流动机会的均等,就需要保证居民受教育机会的均等性。同时,还要破除家庭背景因素在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中的障碍,警惕社会阶层结构走向“固化”。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三点。一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确保公民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要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城市内部教育资源的分布,平衡地区间的高等教育发展,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子女、平民子女和偏远落后地区的考生能够享受到足够的优质教育资源,并同时降低教育行业的产业化程度,以最大程度上确保公民能够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利益集团对资源与权力的垄断局面。要从根本上通过民主化打破利益集团对资源和权力的垄断,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法制化,排除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市场竞争的严重干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不断满足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愿望和要求。三是完善干部人事制度设计和政策,极力革除干部制度中“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弊端,坚决消除政治特权,解决“权力通吃”“特权盛行”和“腐败丛生”的问题,从而消除家庭背景因素在代际间职业地位流动中的特权壁垒。

(责任编辑 陈汉轮)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 Residents’ Occupational Status Mobil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esidents Social Mobil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MO Yanqing

(East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ZhejiangAcademyofSocialSciences,Hangzhou,Zhejiang, 310007,China)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social mobility of Zhejiang residents in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ity of occupation status of the intergeneration residents who have entered the job marke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rough the deri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 status, the internal selection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status mobility is revealed.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re that the overall turnover rate of intergenerational status is higher and the upward flow is higher than the downward flow. The results of mode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ising mobil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status, and the family background and other factors mainly play a role i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initial statu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conclusion is that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fairness of people in occupation status mo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maintain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system, and to abandon the unjust of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 professional statu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status

2017-02-27

莫艳清,女,湖南邵东人,助理研究员,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10.3969/j.issn.1671-2714.2017.0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