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艳广

[摘要]从1935年11月开始，围绕法币政策在天津的实施，天津各方力量对法币政策的相关规定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反应。本文拟以与法币政策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天津金融业为中心，考察法币政策在天津的实施过程，评析抗战前夕天津金融的多样业态、华北特殊化、南京与华北地方之间的微妙关系等因素，对国民政府推进金融政策的影响。

[關键词]法币政策，天津，金融界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看号]0457-6241（2017）06-0034-06

近代以来，天津因开埠而兴起，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都市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治重心南移，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但与其他城市相比，天津金融机构的数量、资力、经营规模以及业务辐射范围等方面，都仅次于上海，仍是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华北金融中心所在地。当时，华资银行、钱庄和外资银行是天津的三大金融势力，其中既有银钱两业之分，也有官商、中外之别，依照其各自与法币政策的利害关系，可大体归纳为主动推行者和被动接受者。对于法币政策在天津的实施，以往中国近现代史教材和通史类著作，较少论及法币政策的实施。在天津地方史研究中，研究者对于法币政策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相关论文上，吴景平在考察英国、美国与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关系时，也关注了日本对法币政策中所持的态度。张连红注意到法币政策的实施在各省地方政府中的不同反应，认为华北各省为部分执行型，对法币政策基本持赞成态度，但不同意将白银运到省外，对取消省银行的发行权也不甘心，对法币政策暗中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