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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楷书入唐至巅之原因

2017-06-16吕杰

魅力中国 2017年19期
关键词:唐代石刻科举

吕杰

摘要:楷书源于魏晋,发展于南北朝,至唐逐渐发展成熟。“楷书”从字面上来理解,具有两层含义:“楷”,在古词典《广雅》上注有法式,典范。楷,法也。所以凡遵循法度之书,皆可称为“楷书”。二、狭义上的楷书是与篆书、隶书、草书及行书相对的点画工整、结构坚稳的书体,典型的例子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唐楷”。

关键词:唐代;楷书;科举;抄录;石刻

李唐三百年,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李唐初立,统治阶级为了安定民心,重新稳定社会秩序,儒家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至太宗“崇王”书风演为书学正统,重视书法,科举考试要求“楷法遒美”,“皆得正详”,形成初唐时期的书法风潮,但“王政统治”的潜意识是无法规避的,使得书法成为“礼法”之下的艺术。

第一、科举制度的刺激

唐代沿袭隋代创立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在科举考试当中,所有的内容都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达。所以天下考生都把文字书写当做科举考试中颇为重要的一环。当时东西两京的国子监,各设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

除书学科的学生外,其他诸学如国子、太学、四门的学生,也规定“学书,日纸一副”。至于弘文、崇文两馆的学生,也必须“楷书字体,皆得正样”。地方上的府学、州学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从贡举得科目设置上看,书法也与中央一级的学校列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唐代科举,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明书即书学,考察学生对各种书体的掌握程度。

唐代还有一种考核六品以下官员的制度——铨选,铨选的考核依辅四条基本准则,即所谓的“四才”。身、言、书、判,铨选一年一选,全部合格者授予官职。而书写水平即文字的易识程度直接影响判案时诉讼的公文质量,因此“书”其实是“四才”的重中之重。

第二、玄学的式微与儒术的发展

玄学的式微,儒术作为唐太宗政治教化、重拾人心的思想武器,虽然不再是秦皇式的“独尊”地位,但也是有唐一代学术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元,唐王朝大力提倡儒学,兼及佛道,著述典藏蔚然成风,“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抄书”成为了一种“工作”,“经典”最重要的功能是教化育人,而教化育人的前提是“经典”要能够让普通“白丁”看的懂。

朱长文《续书断》云:“唐世写经类可嘉,绍宗者犹屈为僧书,则写经者亦多士人笔尔。”这类作品书写者的书写目的,与官楷的书写者“干禄”的目的类似,通过抄经获得政府的津贴或寺院、地府富商的接济,维系生活。

因此,北碑这种或长或短,或正或斜的形式不见了;此前用笔的忽提忽按,忽偏忽正的随意性也不见了,“皆得正详”的楷书正具有这种特点。

第三、竖石立碑的盛行

石碑的风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书法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只要立碑就要有书法,碑石刻字,当然楷书最宜。再加上唐代风行立碑,凡立碑大都是为碑主歌功颂德。要刻镌、立碑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撑,如书丹、石料的选择,聘请技术精湛的石刻匠等,其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并不是普通平民百姓所能够承受的起的。而达官贵人一旦参与进来,就像以书取士以书试吏一样,又必然是个文化层次的规定。

第四、文房用具的发展

书家所用笔、墨、纸、砚,虽有欧阳询、虞世南不择纸笔,但也因人而异,各有所宜。如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至晚唐柳公权要求就更加精细。

宣纸源自东汉,唐书论家张彦远所著之《历代名画记》云:“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说明唐代已把宣纸用于书画了。

朝廷用纸,全部出自各地杂贡,《唐六典》卷二十记:“杭、婺、忂、越等州之上细黄白状纸,均州之大模纸,宣、忂等州之案纸、次纸,蒲州之百日油细薄白纸,河南府、许、卫、怀、汝、泽、潞等州之兔皮。”[2]而其中宣城郡纸最为精美,可见宣纸在当时已冠于各地。

李唐用纸,开始区分“生”“熟”,“熟者妍妙辉光,生者不经洸治,粗涩碍指,非丧中不敢用”[3]。

唐代各级政府公文用纸也十分讲究,叶梦得《石林燕语》中记载“唐中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

唐代制笔较于前代也有较大发展。至唐武宗,江西散卓笔,一改兼毫样式,冠以纯羊毛,吸收创新,为时人所赞。后世书家黄庭坚在其《山谷题跋》中记“老羝拔颖,霜竹斩竿。双钩虚指,八法回腕。张子束笔,无心为朴”[4]。当时风靡的有陈氏笔、诸葛笔、宫廷笔等等。

在古代,墨分为石墨、松烟两种。自魏晋以来,崇尚松烟,唐时以不见石墨。唐代在易州设有墨官。陆友《墨史》记:“祖敏,本易定水人,唐时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号之,大约易水为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胶煎为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闻于天下。”

除却官墨,唐代文人制墨之风也很繁盛。李阳冰曾制墨至于长安相国寺。

砚为终身享有,虽未四宝之首。文人玩砚,追求的是文化随时间在砚台中留下的历史积淀,而不是追逐新颖,所以,在唐代砚更多的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各不相同,没有商品化的集中出现。

笔墨纸砚的不断发展与品类的不断细分,对于书家的艺术创作,对于书法的广泛传播,对于艺术品德长期保存乃至流传后世,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楷书之所以在唐代发展至巅峰,与唐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唐代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逐步制度化,楷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楷书也随着社会需要的背景和自身的发展规律逐步地法备体严,成为唐朝社会应用最广泛的字体之一,因而文人士子必须掌握楷书的书写技艺。隋唐时期出现的知名楷书家有智永、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他们留给后人的丰碑巨制,堪为后代楷书的典范之作,也正是他们的实践铸就了中国楷书发展的巅峰。

参考文献:

[1]陸心源.《唐文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

[2]张说、张九龄等.《唐六典》.中华书局.

[3]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凤凰出版社.

[4]黄庭坚.《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

[5]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

[6]周倜.《中国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M】.北京燕山出版社.

[7]乔志强.《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解读》【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8]邵军.唐代书画理论及其审美观研究【J】.美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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