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哲

唐后期河朔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规模试探

李佳哲

唐后期 河朔地区 少数民族 人口规模

天宝年间，唐政府集中安置在幽、营二州的少数民族约有8万人，所占比例可达当地人口的五分之一。安史之乱后，这些被集中安置的少数民族散入河朔地区，不过由于战争的消耗，其人口数量已削减至5万人。这5万人口是唐后期河朔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基数，其发展程度最高可达20万人。由于河朔地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少数民族人口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下降至6%左右，远低于天宝年间少数民族聚居于在幽、营二州时所占的人口比重。

20世纪40年代，为了回答河朔地区为何会爆发安史之乱，以及安史乱后为何会出现藩镇割据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提出了“河朔胡化”的观点。此后学界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间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诸多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其中河朔地区(主要指黄河以北，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直至渤海的区域，大致相当于唐代河朔道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及他们在该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便是诸多问题之一。它不仅可以使我们对河朔地区少数民族有整体认识，更能够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与河朔地区社会发展，回答河朔地区是否完全被胡化问题提供重要依据。因此，本文研究的主旨便在于利用传统文献史料，新出墓志、碑刻史料，对河朔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作出量化研究，以期对正确认识“河朔胡化”命题有所裨益。

一、天宝年间河朔地区羁縻州人口规模

唐前期大量内附少数民族被唐政府以羁縻州的形式集中安置在了河北北部的幽、营二州，史载：“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①至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这些内附的少数民族作为叛军的主力，被“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以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②。虽然部落之名不复存在，但其大部分族人却趁安史叛乱之机散入河朔地区，并且随着藩镇割据局势的确立，成为该地区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按照以上史料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将天宝年间聚居于幽、营二州境内羁縻州的人口数量，作为研究唐后期河朔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基数。那么，此二州境内羁縻州的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呢？

从唐初至天宝年间，唐政府在幽、营二州设置羁縻州的行为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③，设置于此的羁縻州被迫向幽州，甚至更南的淄、青、徐、宋等地迁徙。至神龙元年(705年)，唐廷作出将这些南迁羁縻州进行回迁的决定，但由于此时的营州仍然陷于契丹之手，因此，此次迁回的羁縻州均被集中侨置在了幽州境内。开元四年(716年)，突厥默啜去世，之前一直依附于突厥的奚和契丹再次归顺唐朝。趁此时机，唐廷于第二年重置营州，以处置新附的奚和契丹部落，史载，“(开元四年)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帅所部来降。制以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长，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镇抚之。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④，“奚饶乐郡王李大酺，赐婚来朝，已纳呼韩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弥嘉秺侯之节。咸申恳请，朕所难为。宜恢远图，用光旧业。其营州都督宜依旧于柳城安置”⑤。复置后的营州辖柳城一县，同时将侨置于幽州的顺化⑥、师、威三个州迁回，并新设宁夷一州⑦。至此，天宝年间幽州境内羁縻州的数量达到了17个，营州境内的数量达到4个。为了便于计算当时聚居于此地的羁縻州人口数量，现依据两唐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典》《资治通鉴》《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史料记载，制表如下：

州名安置人群治所天宝户口州名安置人群治所天宝户口顺州突厥突利可汗部幽州城内户：1064口：5157青山州契丹曲据部范阳县界水门村户：622口：3215瑞州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良乡县故广阳城户：195口：624慎州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良乡县之故都乡城户：250口：984鲜州奚可汗部潞县古潞城户：107口：367夷宾州靺鞨愁思岭部良乡县之古广阳城户：130口：640崇州奚可汗部潞县古潞城户：200口：716黎州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良乡县之故都乡城户：569口：1991归义州新罗、奚李诗锁高部良乡广阳城部落五千帐凛州降胡范阳县界户：648口：2187玄州契丹曲据部范阳县鲁泊村户：618口：1333燕州粟皆靺鞨营州户：2045口：11603昌州契丹松漠部安次县古常道城户：281口：1088顺化州奚营州境未知带州契丹乙失革部昌平县清水店户：569口：1990师州契丹、室韦营州境户：314口：3215归顺州契丹纥便部怀柔县户：1037口：4469威州契丹內稽部营州境户：611口：1869沃州契丹松漠部蓟县东南回城户：159口：619宁夷州未知营州境未知信州奚乙失活部范阳县户：414口：1600

据上表，天宝年间，唐廷在河北幽、营二州设置的羁縻州数量共有21个，安置的少数民族包括突厥、奚、契丹、靺鞨、室韦、新罗、粟特等十几个，户口总数不下15000户、6万口⑧。再加上一些零散进入幽州地区却并未见于两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少数民族人群，如安禄山所养的八千曳落河就多为同罗、奚、契丹的败降者，而非随其部落内附之人⑨。突厥首领阿布思率部叛逃，为回纥所破以后，其部落被安禄山诱降，除其中一部分被送于长安外，也有一部分归入安禄山的麾下⑩。另外与阿布思同时纳款内附的突厥首领康阿义屈达干，也由安禄山表奏其为部落都督，先锋使，从而率其部落进入河朔地区，等等。保守估计，天宝年间聚居于幽、营二州的少数民族人口当有8万左右，约是当地汉族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人口比例。

二、唐后期河朔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

这些被集中安置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安史叛乱期间，作为叛军主力进入河朔地区，并在安史叛乱失败以后散居于此。因此，这一时期聚居于幽、营二州境内羁縻州的8万人口，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考察河朔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基数。在此基础之上，同时对其少数民族的消耗及自然增长情况加以考虑，便可对河朔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规模产生一个大致的估算。按照这种思路，本文接下来将对安史之乱中和安史之乱后河朔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作出动态的考察。

首先，安史叛军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失。通过分析史料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河朔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种是唐廷在幽、营二州设置的羁縻州，一种是受安禄山招徕而进入河朔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群。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廷设置羁縻州的行为就再未发生，受安史集团的招徕而进入该地区的情况也只是偶有发生，从其规模和普遍性来看，这并不会对河朔地区人口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综合两点考虑，可以将安史之乱中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状况定性为一种“纯消耗”的过程，而造成此种消耗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战争中的阵亡，另一方面则是战斗过程中的逃亡。史料记载，肃宗至德元载(756年)二月，史思明围攻饶阳，李光弼帅兵出井陉援救，兵至常山，常山团练兵三千人杀守城胡兵，执安思顺以降。七月，同罗、突厥从安禄山反者屯长安苑中，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至德二载(757年)十二月，安庆绪由洛阳败退河北，其大将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溃归范阳，为史思明所招，其中同罗不从，为史思明所败，余众逃归其国。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杀史思明即位，派心腹张通儒至范阳杀史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双方发生冲突，死者数千人，“高鞠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俱尽。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根据这些记载简单计算，安史叛军中少数民族军队在叛乱过程中损失的总数至少在3万以上。所以，天宝年间聚居于幽、营二州境内的胡人作为安史叛军的主力来源，在8年的叛乱中受到了严重的消耗，及至叛乱结束，散入河朔地区的人口数量也就在5万左右。

其次，安史之乱后河朔地区散入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在安史叛乱中受到严重消耗的人口，在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出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所以，这一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便成为河朔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确定了安史之乱后河朔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基数的情况下，为了准确计算出该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便需要对这一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的速率有一个合理的估计。这种估计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该地区中唐和宋初两个时期的人口数量来完成。虽然经历了唐末五代战乱和宋辽之间的战争，但至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河朔地区——其范围包括当时的河北东、西两路，大致相当于唐代元和时期河道沧、瀛、莫、易以南的十六州——共有户62.4万，按北宋每户有人5口计算，则共有312万口。而据唐代户口资料统计，上述十六州在元和时期的户口仅为18万余户，90万余口。二者对比可以看出，从中唐至宋初的这段时间里，河朔地区的人口增长了三倍有余。按此发展速度计算，安史之乱后散入河朔地区的5万少数民族人口，至此则可发展至17万余人，这一水平当是其人口自然增长的最大程度。

第三，周边少数民族向河朔地区流动的渗透。“自至德之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彼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其每岁朝贺，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引见于麟德殿，锡以金帛遣还”，这反映出由于河北藩镇，在捍御东北少数民族的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得东北诸少数民族与河北藩镇以及唐帝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唐末契丹崛起之前，河北藩镇严守榆关—古北口—居庸关一线，东北诸少数民族很难对河北燕山以南地区造成严重的威胁，其间仅有的几次侵扰均被河北藩镇轻松击退，如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奚寇平州，刘济败之于青都山”，“大破奚王啜剌等六万余众”。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奚)复盗边，庐龙李载义破之，执大将二百余人，缚其帅茹羯来献”。天复三年(903年)，契丹述律阿钵“将万骑寇渝关，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伪与之和，设幄犒飨于城外，酒酣，伏兵执之以入”。除了对少数民族的侵扰进行有效的抵御外，河北藩镇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很少主动挑起与东北诸少数民族的争端，其中出现的几次出兵作战的情况，或为解除北方少数民族对自己的威胁，或为战略举动，均不是以掠夺为目的的侵略行为，例如在宣宗大中年间，北部诸山奚悉叛，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出兵，“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万，辎贮五百乘，献京师”，并未出现掠夺人口的情况。再如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常以良马赂仁恭买牧地”，同样是不以掠夺塞外人口为目的。

在此种局势下，双方的人口虽然仍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互相渗透的情况，但从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并未出现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流向河朔地区的现象。只是在武宗会昌年间唐廷对回鹘作战胜利以后，出现过将其部族成员配隶诸道的情况，史载当时“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其中隶于幽州者为李茂勋所在的部落，被安置在了山后地区，以备边防。此一势力在僖宗乾符年间幽州镇政局发生变动时，凭借李茂勋的个人能力趁机夺得幽州镇的统治权，不过从其“袭杀”纳降军使陈贡言，并假借其名义起兵的情况来看，这一部族的势力并不比纳降军强大多少。纳降军本为纳降守捉，其军队人数史料无载，不过参考唐天宝年间所设守捉——少者三五百，多者一两千——的军力来看，纳降守捉的军队人数自然不会太多，此后虽然由守捉上升为军，但由于战略区位的限制，其所管军数也定不会高出妫州城内清夷军的万人之数，而可能与雄武军的人数相仿，当在2000左右，再将士卒的妻儿老小计算在内，也不会过于万人。

综合以上分析，天宝年间，唐政府集中安置在幽、营二州境内的内附少数民族有8万左右。安史叛乱期间，这些聚居于幽、营二州的少数民族作为叛军主力散入河朔地区，经过战争的消耗，其人数削减至5万左右。这部分人口作为唐后期河朔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基数，其自然增长数量最高可达17万左右。此外，再加上一部分迁入的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当在20万以内。20万的少数民族人口散布于拥有三百余万人口的河朔地区，其比例仅能占到百分之六左右，相较于天宝年间少数民族在幽、营二州地区所占的人口比重，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虽然其间不乏位及藩帅或实权将领之人，但从整体情况来看，以如此低的比例处于一个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新环境中，他们也很难对新环境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反倒是其自身需要不断地接受先进文化的冲击，不断地改变自己原有的习惯，以适应外部社会的发展。由于他们在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出的汉化趋势并非本文研究的内容，故在此不再详细论述，暂且留到日后再作深入研究。

注 释：

①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第1119页。

②《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第1527页。

③《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中华书局2011年，下同，第6621页。

④《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第6838页。

⑤《唐大诏令集》卷99《置营州都督府制》，中华书局2008年，第499页。

⑥ 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史料均未载顺化州迁回营州的时间，不过根据《新唐书·方镇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幽州节度副使领平卢军节度副使，治顺化州”和《新唐书·安禄山传》“于是御史中丞张利贞采访河北，禄山百计谀媚，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利贞入朝，盛言禄山能，乃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的记载来看，顺化州与平卢军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平卢军的治所在营州城内，由此推测，则可知顺化州随着平卢军的设置，又从幽州迁回了营州。

⑦ 史料中同样不载宁夷州的设置时间，但通过两唐书《史思明传》“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的记载，可知当时营州地区设置有宁夷州，但其安置的少数民族是否仅有粟特一族尚不能完全确定。

⑧ 由于史料中并没有记载宁夷州、顺化州的户口数量，所以这一结果并不包含二州的户口数量。此外关于归义州天宝年间的户口数，史料中仅记有五千帐，参考崇州、鲜州户口数可大致算出奚族的家庭规模大约是一户3.5口，按此计算则可估计出五千帐的归义州大致有17600口。

⑨ 《资治通鉴》卷216《唐纪三十二》，第7024页。

⑩ 《安禄山事迹》卷上，中华书局2006年，第85页。

〔责任编辑、校对 王孝华〕

李佳哲，男，1986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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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483(2017)02-0079-05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隋唐五代日常生活”(项目批准号:12JJD77001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