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光强

【内容提要】梵蒂冈博物馆里收藏着不少中国古代的文物，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唐代的三彩、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和佛教造像、宋元时期的铜镜、明清时期的珐琅彩、缂丝、印章和中国绘画等。这些艺术珍品，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艺术精髓的一扇文化之窗，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也给世界艺术领域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梵蒂冈博物馆 中国 古代文物

2017年1月14日至2月21日，笔者与中国美术馆邓峰博士接受梵蒂冈博物馆的邀请，对该馆的部分中国文物进行断代、鉴定、分类、整理、译注、归档、拍照、修复等工作。此行得到梵蒂冈博物馆负责人和相关专家的热情接待，馆方拿出珍藏的中国文物，让参与人员相互品鉴论证，讲文物背后的思想文化、论哲学、述工艺、探源流、辨真伪、说优劣、谈文物等，大家引经据典，畅所欲言。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异域，我们除了感受到罗马的万神殿、圣彼得大教堂、纪功柱、君士坦丁凯旋门、古罗马广场、公共浴场、许愿池、科洛西姆斗兽场等历史遗迹带来的审美愉悦和文化冲击，也再次震慑于中国古代摄人心魂的文化艺术。

这次受邀所做的主要工作有：（1）分类：针对该馆的具体情况，我们按照陶瓷、卷轴书画、佛教造像、丝织品、家具、漆雕、唐卡、壁画、民俗等，对馆里的中国文物进行分类。（2）断代：按照中国的历史年表，对文物进行断代，把存疑或有待商榷的作品放置在一边，待确定后再定论。（3）译注：对作品的铭文、题款、印章、诗文等进行译释，并由相关专业人员协助，翻译成意大利语和拉丁文。（4）培训：对该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中国文物保存、运输、把持、展览、入库、包装等方面的培训。

梵蒂冈博物馆设有专门的亚洲馆，中国文物隶属于亚洲馆。该馆的中国文物数量最多（较之于其他亚洲国家），粗略估计有近万件。其中不乏具有较高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珍贵文物。所藏的部分中国珍贵名物有些屡见于各类艺术图刊，或在博物馆展出过，为人们所仰慕。

这次所见中国文物为该馆中的一部分，时间短，工作量大。其中有两件具有特殊价值的中国文物：一是清代早期的一幅地图，二是明代人物画家丁云鹏早年的一幅轴画。

这幅地图曾藏于罗马拉提兰博物馆（Lateran Museum），台湾天主教神父、历史学家方豪在《方豪六十自定稿》一书中曾提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见过此图。70年代拉提兰博物馆关闭，此图移藏梵蒂冈人类学博物馆的东亚特藏部，作品编号为AS10530，现藏梵蒂冈博物馆亚洲馆。该作品高约24厘米、长约354厘米。此图为深米黄色绢底（经过染色处理），形制为手卷装，包首及拖尾两端均残损，包首还有部分存留，卷尾部分残缺更严重，有画意的地方突然消失，仔细分析尾部当绘山西大同管辖的区域，城域和边防线不全，根据这些迹象推断此卷有缺，不全，疑为割裂掉了，其原因未知。作品底子破损严重，绢质酥脆，稍用力收卷，就会折裂绢丝。这可能是绢上施有胶矾，材质已发生糟朽或长期保存的环境干燥有关，急需重修加固。

图上绘有山川、河流、城市、边防、道路、井泉、镇堡、毡账、狩猎、人物、鞍马、城墙、塔寺、蒙古包、牌楼、边堡、植被等内容。在所绘事物旁边均用小楷书写签贴于上，标注名字，由于是粘贴在绢上的，标签有多处脱落和残损。画面明确标明是按照上南下北的方位绘制的，以长城和黄河为参照，连贯首尾，但因长城横贯其中，故宁夏一段偏向于上东下西的方位，这是画面一个总体的方位特征。

该图山峦、山脉皆用墨线勾勒轮廓，通过墨的浓淡干湿来表现山的体势和向背关系，然后再分别敷染石青和石绿色。沿途的道路畫红色单线来描绘，连接城市、寺塔和山丘等建筑物，人物、马匹设色多用纯色，很少用多色调在一起的复合色，具有彩色斑斓，丰富的特点，又有程式化的意味。墙面多用藤黄和浅青两色，城堡和城门则多用红色，蒙古包则多用白色。人物鞍马形象生动，皆用简笔造型，后设色。这种绘制方式和设色方法与清代康熙年间大量采用西方投影经纬控制地图的方法实属两异，可以断论此图当为中国人所绘，非出自西方的传教士之手。

根据该卷的综合内容和比较相关类似的地图，可以推定此张地图可能出自清初的国人绘本，具体的内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此图对了解我国清代早期的地域、山川、河流、民族、边防、兵制、城市、风俗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丁云鹏屏轴，题为“甲戌浴佛日弟子丁云鹏敬绘”，题款的下面有两类印章，一是作者姓名、字号的印章，分别为“佛弟子”（朱文），“南羽”（朱文），右上角有作者异形引首章；二是闲章，所刻内容多为诗句、格言、自戒或表达自己情趣之词，“琴书以消夏”（白文），印文残破。丁云鹏的出生年为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即公元1547年，甲戌为1574，丁云鹏时年28岁。款印与画融于一体，相得益彰，显得十分协调而又具有节奏感。

丁云鹏为明代著名画家，字南羽，号圣华届士，安徽休宁人。作品的右下角偏上有作者用行楷题款，文气优雅，字迹锋毫毕现，行笔停顿分明，字与字之间多有顾盼笔势，首尾气韵贯通，一气呵成。这可能是丁云鹏现存作品中较早的一件，对于丁氏早期作品的研究及风格的演变具有一定的价值。但遗憾的是，原作可能是四条以上，至少佚失了三条，现仅存一屏。

此图为纸本设色条屏，这是传统书画的装裱形式，指单独悬挂或并挂在一起的条幅，常为偶数，一般都等于或大于四条屏。原作可能是四条以上，现仅存一屏。根据推断，其原因有二：一是此图上绘有六个罗汉，按照明末绘制佛教类图画的惯例，应是绘十八罗汉，分别绘制在其他条屏上，共同构成一整幅。二是该图地杆两端无轴头，均用花绫做封头。地杆是书画装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裱件上部较细的天杆对应，呈圆形，粗于天杆，多用自然晾干不变形，质地均匀无虫蛀的木材充用，便于装件的收卷及携带。至于封头方面，有艺术家喜欢用剩余的裱画料将木杆封固起来，使木料不裸露在外，影响美观。封头的颜色常常与就近的镶饰料相同，此种装裱样式多用于中堂和对联，中堂的画心多高而宽，尺幅一般较大。而此画尺寸则宽窄适中，呈长竖条形，排除了中堂形制的可能。对联则多为书法，而此为绘画，更是不可能的事了。又从现存裱件的镶饰料（即用于镶嵌画心的材料，常用加工后的绢、绫和纸充任）和覆背纸（即粘贴在画心及镶嵌料背面的生宣，主要起加固整个装件的作用）的老化程度、展阅时的手感，以及从最后一次重装的痕迹来看，这件作品应当在清代末期或民国时期重新揭裱修补过，采用的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装式。因此可以推断，其他几条屏的佚失可能是在重装之后。

梵蒂冈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种类较多，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唐代的三彩、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和佛教造像、宋元时期的铜镜、明清时期的珐琅彩、缂丝、印章和中国绘画等。现按艺术门类进行赏析。

宗教造像。此类作品较为丰富，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石质造像；二是金铜佛像。所见的石质造像中较为珍贵的有四件。第一件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保定元年（公元561年）的菩萨像。其后有数十字刻文，有供养人的造像时间，目的及愿望等内容；第二件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的一组佛立像，此像背面瘦削狭长，造型秀美，台座、背光、纹饰、刻工都较为符合那个时期的风格；第三件为梁武帝萧衍时期，普通五年（公元524年）的造像，莲台座，每个莲瓣由两个圆球状构成，尖部略翘，背光为火焰纹饰，似夔龙，其后有供养人发愿文；第四件为北齐时期的石质菩萨立像，可惜台座已失，现存者为清代后期配上，造型静穆严仪，纹饰流畅。

金铜佛像，据该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类造像数量不少，主要集中在明、清二代，分别有佛说法坐像、佛立像、菩萨像、佛禅定像、千手观音像、金刚力士像、释迦佛像、罗汉坐像、观音坐人像、大势至坐人像、观音立像、神将坐像、罗汉头像等。还有一部分是藏传佛教造像，从风格和工艺上看，以清代为主，这些造像主要来自西藏及四川的藏区。这些文物在中国的各大寺庙、博物馆、艺术馆及文物商店中大多可以找到类似的造像，当时的生产量应该不少，对照起来研究也较为方便。

书画可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部分，此处划分的标线以1911年为界，1911年代以前的统称为古代作品，这是一个泛指，1911年之后的则称为近现代作品。由于时间关系，此次访梵所见该馆的书画作品共计约有几十件，多为明、清及民国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真有伪，良莠不齐。

明代仇英的《兰亭修契图轴》是一件颇值得关注的文物。绢质本、大概在清晚期重装过，名款字为后人添加，人物稍佳，配景山水、流水、树木等功力不及仇氏，疑为“苏江片”。根据画面笔墨和画质材料来看，大概为明末至清初之物。另有《玉堂富贵图》镜心片，所绘有两只孔雀伫立于石上，背景为红白两种牡丹，左上端绘玉兰和海棠花各一株，有款为“虞山张迪写”，后有两姓名印，一为“张迪私印”（白文），另为“古民”（朱文），款字道劲有力，一气呵成，无作伪痕迹，当为真迹。可惜的是，此件作品在重修过程中，因方式不当，牡丹叶脱色掉落严重，实为憾事。

近现代的书画多为真本，其来源可靠，主要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是中国天主教区的负责人赠送给梵蒂冈教廷的。如河南开封天主教堂赠送张文炳的《荣桂图轴》和张受祜的《仿元人笔意山水作品》。一是书画家直接送给当时的神职人员的，后此批作品归博物馆所有。这次见到的作品有：张大干于1978年为教皇保禄六世庆祝八十岁生日的寿礼，乃张大干80岁时所作的《泼彩山水》横幅，纸本设色，有“张爰印”（朱文），“蜀郡”（白文）印，款题于“教宗保禄六世八秩万寿……张爰大干恭祝”；黄君壁在皮料纸上画了一张《山高水长》，是他本人于1979年在罗马所作，尺幅不大，但画得极妙，是送给若望·保禄二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著名草书大家于右任送给天主教外交家、教廷驻华特命全权公使高理耀的《行书轴》，亦极珍贵。另有王肃达、任懿芳等中国天主教徒画家的作品等。

梵蒂冈博物馆所藏唐卡约有十幅左右，都为清代之作，从画风上看，有几幅当是出自四川藏区画师之手，画工流畅，设色艳而不俗，人物脸部及手势生动，但其精妙部分仍缺功力，不属唐卡中的精品之作，亦有一定的价值。还藏有寺庙壁画近十幅，可能是当初的文物贩商将其切割后从墙面上粘脱下来的，作品分成数幅方块状小幅作品，再后将之附粘在木板上，这次所见就是附粘在木板上的状况。根工作人员介绍，此批作品可能是来自山西和河南地区，见此文物，遭此厄运，十分痛心。

梵蒂冈博物馆还藏有距今大约五千年左右的陶罐，新石器时代末期之作，此物应为当时的储藏器，中部鼓起，上端及口沿处有纹饰，又主要集中在上端，以鱼纹为主，间为球瓶状纹，下部渐斜，口敞，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容量，亦便于挪动。该馆还藏有兩件东汉时期的陶缸，下有三足，上有盖，其一外部施有绿釉且保存完整，这可能是东汉时期的随葬品。在亚洲馆的陈列厅里还见到两尊三彩像，所塑者可能为墓主人，形象生动，富于写真，双手于胸处作礼状，当为文官形象，釉色呈现亮丽光鲜，一尊以绿釉为主，间以赭色，另一尊则以赭色为主，绿色为附，此尊所戴之帽具有少数民族风格。馆中还收藏有金刚大力士三彩，品相较好，无缺损，脸部之下均施彩釉。

该馆中另有两件青铜器藏品，一件为礼器中的炊煮器，三足鼎，中间的两环，上部为盖。另一件为觚，锈迹严重，表面被重锈所覆，该馆将这两件青铜器定为商周之物。从造型、工艺、纹饰等方面来看，有存疑作伪的迹象，还有待商磋。我们在库房中见到的铜镜不少，大概有十几件，有大有小，有带纹饰的，也有素面的，其中有几件缺破严重，工作人员正计划进行修复。在亚洲馆展厅中部列有两件体量硕大的珐琅狮，在底座上有“北京达古斋制”字样。达古斋主人霍明志原为帝制复辟者张勋的马夫，后成为知名的古董商，此人交际不凡，富有财力，其经手的作品多价值高，这件作品是如何到梵蒂冈的，还有待考证。

该馆还藏有中国大红雕漆大瓶、桌子、插屏。精雕细刻，刀锋流畅，圆润素朴、重磨轻刻。雕饰富有绘画性，突出漆的质感，这些雕漆工艺纹饰相似，可能为同一时期之物。在雕漆修复室还见正在修复的一件雕漆捧盒，雅致精巧，年代应比前面所见更早。在展厅的入口处，有一件巨幅刺绣，十分显目，画幅部分及四周刺绣的内容为“福、禄、寿”等吉祥寓意图案，从纹案上看，当为晚清之事，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件文物为一名中国富商捐赠。该馆还藏有镶丝花嵌头饰冠、清人服饰、清代家具、祭祖龛、木雕、皮影、苗族服饰、东巴文册、建筑模型、天坛绘图等物。

根据该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批中国文物大多是晚清、民国及现代通过购买、捐赠等途径归梵蒂冈，又几经周折后归博物馆。这类文物不乏精品，数量也很多，门类亦较全。每一件中国文物的背后，都有一段中国和梵蒂冈人民的友情和故事。我们可以通过文物的交流，了解到两国的交往历程。若能对每一件中国文物进行文化、历史、审美、社会、工艺价值上的研讨，取得共识。再从文物的时代风格、名物制度、工艺材料、陈列保存等诸方面进行比较，理清每类文物的源头及风格演变过程，探讨文物背后的思想文化，这对梵蒂冈及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梵方相关工作人员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叹服不已，对中国的专业支持表示感谢，对我们的工作认真精神高度认可。希望双方能深度合作，如在梵蒂冈博物馆建立中国艺术品研究与保护中心，双方互派专业人员，共同建设中国艺术品研展的世界窗口。

梵蒂冈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文物，凝聚着中国人民几代人的智慧，每一件文物的身上，都浓缩着动人的故事，是艺术家的心血。这些穿越时空隧道的古代文物，正向梵蒂冈人民以及其他来自各国参观的国际友人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丰富精彩的中国艺术。梵蒂冈博物馆无疑是中国向世界展现艺术精髓的一扇文化之窗。中国艺术在异域熠熠生辉，吸引了无数域外人士的同时，也重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面貌，大家可以从一斑窥全豹，领略中国艺术历久弥新的风采，并从中得到借鉴和启示。特别是在我们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的当下，这种文化艺术的输出和交流显得更加有意义。

（责任编辑：侯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