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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训练与思想实验

2017-06-09杨少涵

科教导刊 2017年10期
关键词:语言训练

杨少涵

摘 要 华侨高校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有其特殊性,华侨高校生源的多样性,侨生层次的复杂性,都对华侨高校的教学模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对语言和思想都有特殊要求的课程。通过识繁、交流、标点、背诵等方法加强对境外生的语言训练,通过儒、释、道等各家哲学中的思想实验引导华侨高校学生对中国哲学核心观念“道”的领会,是华侨高校“中国哲学史”课程比较好的一种教学模式。

关键词 华侨高校 中国哲学史 语言训练 思想实验

1 华侨高校与“中国哲学史”

这里所谓华侨高校,是指中国大陆以“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为办学方针、以“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为立校宗旨的高等院校。笔者目前所服务的华侨大学就是一所典型的华侨高校。华侨高校的生源,一般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境内生,二是境外生,三是留学生。其中的主体是境内生与境外生。所谓境外生,是指中国领域以外或领域以内但中国政府尚未实施行政管辖地域的学生。根据这个界定,境外生其实包括海外华侨学生、外籍华人学生、港澳学生以及台湾学生等四类学生。华侨高校学生的性质,除了境内生这种全日制学生以外,还包括短期进修班学生、进修生、预科生、专科生。侨生的层次,包括本专科、硕士生、博士生等各个层次。

基于华侨高校学生的复杂情况,在实施传播中华文化方面,与大陆其他高校的通识教育不同,华侨高校的通识教育一般实行“两条腿走路”,即对境内生开设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等通识课程,对境外生则开设“中国文化概论”、“当代中国经济”、“当代国际关系”等系列课程(蔡振翔,2004:19)。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發展史进行系统讲解的课程。从华侨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哲学史”呈现出两种面相。从时间跨度来看,这门课程横跨两千多年,可以把华侨高校所有生源的历史背景都涵盖进来。这一面相使得“中国哲学史”既可以面向境内生开课,也可以面向境外生开课。从难易程度来看,这门课程可以上下齐讲,既可以像对哲学专业学生那样非常专业地讲授,也可以像一般文化通识课那样非常普及地讲。这一面相使得“中国哲学史”具有很大的弹性,可以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所接受。但“中国哲学史”的以上两种面相在境内生、境外生分别独立开课的情况下可以并行不悖,如果境内生、境外生同在一个课堂受课,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在华侨高校长期的“中国哲学史”教学实践中发现,其中的复杂情况主要在于语言与思想两个方面。根据这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专门面向华侨高校学生开设“中国哲学史”的教学模式。下面分别简述之。

2 语言训练

语言是思想的家。语言不过关,必然影响哲学思辨的深度与思想对话的通达。就中国哲学本身来讲,先秦诸子学更强调哲学思想的贯彻与运用,汉唐宋明的儒释道三家哲学更强调对哲学之道的领悟与证知,从而对语言的要求不是太高。所以中国哲学史上有所谓“言意之辨”。但这是说对语言只不过是通达哲学之道的方便法门,而非究极手段,并不排斥语言一定限度内的可用性,相反,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熟练的语言技巧对领悟与证知哲学之道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前面的介绍,华侨高校学生既有境内生,也有境外生,还有留学生。这几类学生的汉语语言能力十分不平衡。以华侨大学为例,根据学者们的调查,华侨大学的境外生多来自东南亚和港澳台,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种“汉字文化圈”中,汉语往往是其“域外方言”;在来华侨大学就读之前,这些境外生们有一些在原来的国家或地区学过一段时间汉语,有的则在国内外的华文学院等汉语学习机构补习或强化过一定程度的日常汉语(胡萍,2012:16)。但境外生的这些语言学习与以汉语为母语的境内生来说,往往有相形见绌之感。而华侨高校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往往是小班教学,尤其是哲学专业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更是境内外与境外生同堂听课。在这种语言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哲学思想能够顺利通达,是一堂哲学课成败的关键。为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哲学语言的区别训练法”。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四个层面。

(1)“识繁”,即认识繁体字。这主要是针对境内生来说的。“中国哲学史”绝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的原始文本当然是繁体字。对于绝大多数境外生来说,认识这些文本上的繁体字不是问题。因为境外生尤其是东南亚以及港澳台的学生,以前一直接触繁体汉字。但对于境内生来说,就很成问题。因为中国大陆以简体汉字为规范汉字,境内生从小学到大学,学习的一直都是简体字,对繁体字则相当陌生。现在虽然有很多原典已经有简体字版,但对于科班出身的学生来说,仅仅限于简体字版中国古代哲学原典显然不够。为此,我们规定,平时上课时,老师坚持使用繁体字板书,教学PPT的文字内容也坚持使用繁体字。我们还鼓励境内生日常阅读,有意识地选择繁体字版。通过这些措施,半个学期下来,境内生阅读繁体字版中国哲学原典的能力便大大增加。一个学期以后,“识繁”问题基本就不大了。

(2)“交流”,即用普通话和简体字进行哲学问题的交流。这主要是针对境外生来说的。境外生虽然在认识繁体字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但在普通话交流和简体字阅读方面,与境内生相比,就有很大距离。为帮助这些境外生同学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坚持在平时课堂上多提问境外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直接进行哲学对话和思想交流。另外,我们也会单独向他们推荐大陆出版的简体字版中国哲学读物,强化他们的简体字的阅读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境外生同学往往在一两个学期下来,就能相当流畅地以普遍话进行交流了。

(3)“标点”,即选择一部没有标点过的中国古代哲学文本,让学生们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进行标点。对于研究某一西方国家哲学的学者来说,掌握该国语言,是一项看家本领;而掌握该国语言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翻译一部该国语种的哲学著作。与此相似,对于研究某一流派中国古代哲学的学者来说,熟悉该流派的语言概念,是一项必备条件;而熟悉该流派语言概念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点校一部该流派的经典著作。为此,我们以平时作业的形式,向每届学生提出一个要求:选择一部从来未经标点过的中国古代哲学文本,让学生们用现代汉语标点,分章分页进行标点,并作为平时成绩,计入学生最终考试成绩。当然,由于现在学术发达,很多基本文献都已经标点过。为了避免学生能够找到标点过的文本,我们尽量选择生僻的文本,比如2016年下学期,我们从台湾购得《中庸诸注纠谬》。通过这项作业,学生们掌握中国古代哲学语言的能力迅速提高。

(4)“背诵”,即背诵中国哲学史中经典的片断。经典背诵曾经是中国古代哲人的必备课程。背诵经典不只是对片言只语的死记硬背,而是对经典内涵的身体体验,并通过这种体验,获得一种精神的涵养。这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涵咏经典”。说透了,涵咏经典就是让受学者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获得精神的享受。但我们这个时代毕竟不同于古代,现时代更强调对于知识的理解。为了折中这两种需求,我们对每届学生都会有一个背诵的环节,但背诵又不是完全为了背诵,而是让学生们在背诵中体会到一点经典的另一种风味。我们一般会从儒释道三教经典中各选取一段哲学味比较强的文本,比如儒家的《中庸》首章、道家的《庄子·齐物论》片断、佛教的《心经》,作为学生日常的作业。简单的作业背诵也是功利性的、乏味的,为了淡化这种功利性带来的乏味,我们采取一种背诵比赛,比如背诵《心经》,可以进行自己默诵、朗诵,自己卡时间,看哪一种方法费时最短;可以与人竞诵,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背诵完。这种背诵方法既提高了学生们对语言的把控能力,同时又把这种能力转化为一种对经典的乐趣。

总之,通过这些语言训练,一方面在很短时间内抹平境内生与境外生各自的短板,从而达到能够自由进行思想交流与哲学对话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学生们对中国古代哲学文本的整体理解能力和对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乐趣,为下面的哲学思维训练打牢了语言基础。

3 思想实验

中国哲学史上,无论何家何派,都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求道。但求道又不是说像一个光灿灿的灯泡放在前方,经过一番努力,抓在手中,就是求到了;而是说道与求是同一的,道就在求中,求的过程就是道。按照《中庸》的說法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足以为道”。求道的这种特点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甚至现代学院哲学完全不同的。现代哲学讲究所谓逻辑论证,一步步的推导,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语言功夫。但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用这种方法求道,终归于隔鞋搔痒。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一向不太依赖语言的一个原因。

虽然求道不依赖于语言,但求道毕竟不只是野孤禅,需要向人表白,需要与人交流,需要为人理解接受,所以求道也需要一套自己的“语言”。中国古代哲学当然有现代哲学这种语言,只不过这种语言不够方便,容易起执,于是中国古代哲学普遍采取另外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就是制造一些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引导学者悟入道中。这大话语类似于西方学术所谓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我们在教学中也经常采取这种案例或思想实验,引导学生对中国哲学终极观念“道”的理解。比如下面三个思想实验,就是我们经常引用的。

(1)第一个实验是“鱼与水”。这个实验转化自《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原本是说鱼与鱼的关系,我们把它转化成说鱼与水的关系:一条从来没有离开过水的鱼,水对于这条鱼来说,是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也不是。对于这条鱼来说,水就是鱼,鱼就是水。这个时候,鱼与水是一种“相忘”的关系。什么时候水对鱼成了一种东西呢?当这条鱼被捞上岸的时候。这个时候,水开始成为一种东西,更确切地说,是H2O。这时鱼与水不再是一种“相忘”而是一种“相望”的关系。我们设计这个思想实验,是为了引导学生意会人与道的关系。人在道中,并不是像石头在瓶子中那样两不相干,而是一种相忘无我的关系。只有在这个时候,道才最成其为道。而一旦人采取一种观望或研究的态度来对待道时,道就成了一种东西,一种与己相对相望甚至敌对的东西。

(2)第二个实验是“野鸭子飞过”。这个实验原是禅宗的一个著名公案,《碧岩录》与《祖堂集》都有记载,只不过人物稍异。禅宗洪州宗祖师马祖道一与弟子百丈怀海途中看见野鸭子飞过。马祖问:“是什么?”百丈说:“野鸭子。”马祖又问:“什么处去也?”百丈说:“飞过去也。”马祖遂扭百丈鼻头。百丈作忍痛声。马祖说:“何曾飞去?”百丈“豁然大悟”。这个公案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根据我们的解读,百丈看见野鸭子飞过而说野鸭子飞过,他的心是一直随着野鸭子而飞向外面的。转到求道来说,百丈以这种心求道,也必然将道视作一种外物而随波逐浪。那为什么马祖把他的鼻子扭痛了,他就大悟了呢?马祖是在告诉百丈,道不在心外,就在心内,而且是与人之生命的疼痛感紧密相连,而非无关痛痒的心外之物。

(3)第三实验是“乍见孺子将入井”。这个实验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怵、惕、恻、隐等词表示的是一种内心如切割的疼痛感。人们见到一个小孩快要掉到井里,都会有这种内心的切痛感。孟子举这个例子是在告诉我们,道不但不在心外,不但与我们的生命之疼痛感相连,而且这种疼痛感就是我们人人皆有的良心,良心发现就是最大的道。

通过以上思想实验,旨在向学生说明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在于求道,但求道的方法却又不同于我们平常那种研究观察。中国哲学中的道不是一个物件,挂在我们眼前,供我们观察研究,而是与我们每个人身心生命痛痒直接相关的,或者说道即生命,生命即道。人们常说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以上思想实验无分于境内生、境外生,都可以有相同的心境感应,因此利用这种共通“语言”教育侨生,能够起相应的效果。

总之,语言训练解决了华侨高校学生基本的语言障碍,思想实验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另一种“语言”。通过语言训练与思想实验这两个步骤,华侨高校学生学习中国哲学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语言训练与思想实验从而也就成为华侨高校“中国哲学史”课程比较有效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 蔡振翔.论中国大陆高校的境外生教育体系[J].八桂侨刊,2004(6):19-20.

[2] 胡萍.华侨大学境外生语言现象例析[J].泰山学院学报,2012(4).

[3] 郭振香.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的双重向度[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6).

[4] 程海霞.研究性教学中实践性优先性及其措施——以《中国哲学史》教学为例[J].高校教育论坛,2009(2).

[5] 宋志明.宏观中观微观——中国哲学史教学范式新探[J].中国大学教学,2013(3).

[6] 苏蕊.思想实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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