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胜华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探源

◎郭胜华

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观点。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是集体富裕目标下的先后富裕；共同富裕也不是等额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意义重大却来之不易。深入探究其思想来源，对于充分理解和落实共同富裕思想的要求，扭转我国当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客观趋势，从而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贫富差距；共同富裕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集成之作。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将实现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理论归宿，并将其作为判断社会主义事业得失、成败、是非的重要标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共同富裕观念的理论和观点，结合中国实际艰苦探索的结果。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自然产生的两极分化，引起了人民对他共同富裕思想的极大困惑，一些人甚至质疑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因此，深入探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过程，对深刻认识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不讲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解决人民富裕问题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源于他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认识。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基本确立，按劳分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分配原则，但是实际生产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有些人强调以人的革命热情和道德来代替按劳分配。邓小平早在1954年就指出：“真正有本领的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1]他还主张把按劳分配推广到全国各行业，让“真正有本事的人，对国家贡献很大的人，工资应该更高一些。”[2]他论述了平均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3]邓小平意识到，当前党政干部头脑中的平均主义影响严重，对按劳分配的政策有抵触情绪，对通过“大锅饭”解决人们的富裕问题抱有较大幻想。为此，他主张通过制定制度来打破人们的平均主义的枷锁，“推动那些思想不通的人”，“否则就是不热心这个工作。”[4]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的急切心情，表明邓小平对平均主义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对破除平均主义的旧习惯有着坚定的信心。

1972年，邓小平复出。在当时反对物质激励的氛围下，明确指出：“物质奖励还是要的，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5]这不仅大胆肯定了物质奖励对激励个人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作用，而且强烈冲击着反对“物质刺激”的政治框架。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开展“全面整顿”时，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富裕的愿望，邓小平提出了诸多与“文革”主流思想针锋相对的政策主张，使国家经济状况不断好转，人民生活状况开始改善。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成绩时，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6]为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状况作出了贡献，成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成果。

二、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先富是实现共富的捷径

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其本质表现在于社会主义要求实现共同富裕，国家财富属于全体人民。1984年，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访华团时第一次使用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7]从此之后，“共同富裕”的概念鲜明地阐释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和手段更加明确，对先富和共富辩证关系的论述更加清晰。

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8]他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强调：“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9]邓小平明确了人民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他允许“先富”的想法，极大地激励了那些最少享受国家各种福利而生存相对困难或者是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较少的人，[10]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向致富的行列。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先富带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逐渐明确。1986年8月，在天津视察时明确提出了“先富是共富的捷径”观点。他说：“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1]表明邓小平坚定走“先富带后富”道路的信念。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2]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给予东南沿海政策和资金支持，逐步建立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不断拓展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基于这种认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务实作风和政治智慧。

三、公平分配，不断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改革的效用逐渐明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持续繁荣。同时，我国的贫富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一方面鼓励沿海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13]而且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14]另一方面，邓小平深刻意识到两极分化的危害性，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少数人通过自身的优势资源实现高收入的回报，甚至一部分人以权谋私，一夜暴富，而多数人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或其他因素无法致富甚至更加穷困潦倒。国内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得这种现象逐渐加剧，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认真考虑更加重视社会分配问题。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效率优先强调收入分配应与个人劳动贡献挂钩，其目的在于鼓励人民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兼顾公平是指在优先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合理控制收入差距，保证社会的物质财富和发展活力，以实现发展经济和缩小差距之间的利益平衡，也为解决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1][2][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第210页；第211页。

[3][8][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第258页；第312页。

[5]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4页。

[7]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4页。

[10]许新三：《试论邓小平共同富裕观的发展历程及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7期。

[11][12][13][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第277-278页；第374页；第374页。

（本文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冬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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