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写给自己的文字，第一次说出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的是记录自己拿得博士这三十年。准确记录这些年走过的路，留给自己也留给孩子。等我老了，或许小孙女可以念给我听，帮我回忆以往。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当天，系里贴出了祝贺，全系的教授研究生和秘书都与我握手，一改叫了六年的夏先生马上称呼我夏博士，那感觉就像当选了总统一般。

作为改革开放派出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也是我家祖辈出的第一个留学生，硕士两年博士四年，我苦熬六年就是为了这一天。那一年我三十七岁。因为文革和下乡知青，耗去了六年，北京理工四年毕业后留校科研六年，再出国读博又是六年，可不就是三十七岁了吗。三十七岁也是幸运儿啊，我的同学，我的知青战友，都没有这机会。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怎么就过得这么快？

一、归心似箭

立即回国是坚定的，没有犹豫，没有其他选项。记得出国前与妻子去北展看了最后一场电影，赵尔康斯琴高娃演的《归心似箭》，唱到“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在影院里我俩十指紧扣没有说话。那旋律已经给了我决心与答案：无论未知世界什么样子，我一定像大雁一样飞回北京！

我是在渥太华第三个中国留学生，各忙各的很少见面，极其孤独苦闷，对“中国”的思念无以复加。有一次在地质系跑楼梯，转弯处墙上豁然一面硕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满是高山大川，平原海洋，激动的我直接张开双臂扑上去。那幅地图就成为我寻找力量的源泉，是我精神的寄托和支撑，就这样度过了六年时光。

答辩第二天，我对导师说，我要马上回国。导师很惊诧，说你是博士了，在加拿大在美国，拿绿卡很容易。你参与的国防部北约课题，现在每月三千美元，你留下来是博士身份，收入至少翻番。导师还问，你与中国大学签了合同吗，他们答应给你多少钱呢？我说没想过，肯定没有这么多。又说了一个白色谎言，说我六年没和儿子在一起了。导师说那容易，你接来呀！我只好说我还有父母弟妹一大家子，我要回去。内心的话我当时竟然没有说给他，那是我的祖国，那是我的土地和家园，做梦我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当时怎么没说呢，怕他不信？导师还是懂我，给北京理工领导写了一封信，说我在国外表现如何好如何勤奋，我最看重的还是那句话，赞扬我“始终表现出对家庭和祖国的无限忠诚。”

送别是隆重的。提前几天导师让他的夫人开车带我到最好的中餐馆，说点最好的中国菜。我们去点了吃不完的菜，老板把菜谱写在一张大纸上，拿回来给导师看。他看不懂中文只问是不是最好的。又不放心，又亲自带着我去了第二次，餐馆老板说最好的都点了，你们是十个人点了二十个人的菜。导师掏出笔来，在菜单右侧画了一个从上到下的大括号，大大地写了“ X 2 ！”，再加倍！然后潇洒地签上了名字。周五的晚上我们提前下班，我的送别晚宴从五点吃到两点，人人大醉。

从答辩到上飞机，只有十二天。交接工作，告别友人，精挑细选不能超重的行李，昼夜忙乱。回国第二天去见系主任，秦有方主任以为我是回来休假的，我说答辩通过了，文凭还在走手续，毕业典礼也不等了，我回来上班。

上班两个月了，一直不发工资。人事处找我说，你走的时候是青年教师，每月三十九块五，回来是博士了，但是你没有讲师教授什么的职称，没法核定，总不能还是三十九块五吧。你在国外挣多少，我们比照尽量高些。到了第三个月，校长办公会专题研究，给我定了一个六十八块二。不听导师话，我从三千美元掉到六十八块二，按汇率8.3算，365分之一，国外一天顶一年，差距巨大。我不意外，我无怨言，反倒觉得本该如此。那工资条至今我还保存着，那是祖国给我的呀，就像儿女回到父母家，父母家就是自己家，什么时候嫌弃过？“儿不嫌母丑 ”，从小母亲就这么说。

二、掠过中南海

1987年的洋博士，凤毛麟角。走到哪里都有人问，“你怎么回来了呀？”什么人都问，校长老师同学，甚至亲人。开始，我还努力解释我的爱国爱家，费尽口舌，人家还是满目怀疑，就差说出“你是不是混不下去了？”后来烦了，我就打岔说别的。只有我的父母和一直留在国内的儿子，他们不问，只有喜悦。

临回国时我去使馆告别，驻加拿大大使王栋叮嘱我，去年来慰问留学生的国务院代表团有一个叫杨仲瑜的让你去看他。我说他不是留学顾问吗？还和团长王乃一起到我的住处谈过话。王大使说他是通天的人物，考察你呢，让我转告你一定去啊。

回国第三天我给杨仲瑜打了电话，他说，使馆来电说你回来了，你明天一早就到中南海勤政殿来吧，走北面的小门。第二天坐公交到了北海，小门警卫一查记录，说你进去吧，这么那么走就到了。第一次进中南海，干净安静，红墙内外，顿觉两个世界，令人恍惚。路还有些远，没几步就不知怎么走了，又没有人问，过来一辆车，呼地过去了，问谁去？

看到岔路口远处还有一个院落，门口还有卫兵，就走去问路。那卫兵就是仪仗队的吧，真是英俊挺拔，见我走来，敬了个极其标准的军礼。我问他勤政殿怎么走，他听懂了，就哇哇哇地说了一番，我竟然一句没听懂。这是哪儿的话呀，中南海里竟然不讲普通话，你说山东四川广东话也行啊，说英语法语也行啊。他看我不懂，就比划指方向。我谢了他往回走，他又给我敬了军礼，那个帅！转了一个弯，杨仲瑜已经出来接我了，说警卫说你进来了，这么半天，我就知道你走丢了。

进了勤政殿，浑身紧张，全是政治局常委大秘书的办公區。杨是中央四号人物胡启立的大秘，而在1987年传说胡启立已经准备接胡耀邦当总书记了，那还得了！真是那句话“吓死宝宝了”，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啊，只是好奇才去的中南海。

长话短说。在勤政殿与杨仲瑜谈了四个小时，中间还见了胡启立和万里这两位总书记和总理的人选。中午留我去食堂吃饺子，介绍说这位是李先念秘书这位是邓力群秘书这位是杨尚昆秘书，等等，大家围一个大圆桌撕饭票吃饭，还有燕京啤酒。饭后他说，下午你回去吧，后天上午你再来，还要谈谈，这些毛主席故居参观票你拿去送人。

隔天我又去谈了一个上午，杨仲瑜一直引导我的话题，然后静静地听。我看他办公室也就十平米，办公桌上一排红机，不时有人进来或有电话，旁边一个小单人床。他说我进中南海，六个春节都是在这过的，不能回家。最后他说，你在国外多年，很了解西方，你的情况我与首长报告了，你考虑考虑吧，然后再来找我。

逃也似的回到家，彻夜无眠。那两个半天的其他内容，有的还很敏感，至今记忆犹新，不好细数。只记得两天后我在路边电话摊花一毛钱拨通了他桌上的外线，说了声“谢谢！”如释重负。

没进大内。我只是闪电般的偷窥了核心，又本能地彗星般的远离。不到两年，形势大变，胡启立万里都没有接班。又过了许多年，我辗转找到杨仲瑜电话，他已退休，他说记得我，我说去看看你吧，他说不用了，我很好。

三、外交官与祖国

那时的理工大学涡轮增压实验室，几乎不能开展任何科研了。没有计算机，没有经费，试验台老化的要全部拆掉。准备讲两门英语的专业课，也没能安排。系里面还沉浸在涨工资分房子评职称，我家也从12平米的筒子楼改善到了23平米的一居室。在这一居室里我住到四十八岁，儿子也在小过道长大，上了人大附中，又离家去上大学。后来生活不断改善，我赶上了多次分房，都让了，还住23平米。我心总觉得受国家恩惠出去读书，无论如何报答不完。

回国不到半年，在加拿大使馆的倪孟雄参赞调到华盛顿，任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问我愿意去华盛顿吗？这时想到基辛格的一句话，“外交官是社会舞台的上等宾客”，几经权衡答应了，说干四年再回来搞专业。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本行，想也想了，梦也梦了，还是没有回来。可惜我修行了十五年的内燃机专业，一个道岔，从此远去！

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拿着红皮外交护照，先二秘后一秘。1987年到1991年，中间有个1989年，外交形势骤然大变，后两年的压力和痛苦难以言表。我们教育处只有十几个人，就有三人离馆出走，其中清华派去的那个还去新闻俱乐部（Press Club）发表了激烈的声明，拿了“政治避难”。那种压抑让我发疯一般，无处宣泄，就把自己关起来大哭一场，然后把《苏武牧羊》用大字写下来贴在食堂门上。那期间我经历的事件和冲击，多年后写成四篇文章，《祖国》、《尼克松来信》、《特特急》和《昌如陈情》，记录我的使馆旧事。后来送给李肇星外长和吴建民院长，李部长阅后批示存入外交档案。外交部给我寄来一封打字公函，说明此事，盖着大红的外交部印。

《祖国》，看题目像一篇中学作文，但是那个事件改变了我，或者说让我下决心一辈子为我属于的人民和土地活着。在华盛顿的日子里，美国社会到处不拿中国人当人，每天都提醒你“华人与狗”。我也多次去国会旁听关于中国议案或是最惠国“待遇”等事件的辩论，这都是工作。但是那些工作都是很痛苦的，看够了美国议员对中国的傲慢，听够了那些老爷对中国的辱骂，也在我心中深深地种下了憎恨。

弱国无外交。从使馆离任时我四十岁，我虽是小民，但也发了毒誓，下定决心要回国为国家和人民埋头苦干二十年，再和美国人说话。二十年到我的退休，回头看，我做到了。在财政部，在中关村，在联合国，我无时无刻不在骨子里带着对美国的憎恨与他们面对。从使馆回国后，1991年我写了长文《谈谈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识》，以明心志。在国内无论如何艰难曲折，常常阅读，提醒自己不改初衷。前幾天我的文章《夏颖奇白话中美关系》，就是自己心底情绪的酣畅淋漓的宣泄，那是一篇不讲理的文章，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无理可讲。我真是庆幸中国有了这么大超乎想象的发展，我才有底气说出那些话。那篇白话文与其说是我写给别人看的，不如说是我自己要呐喊，喊出我积郁于心的愤怒和对美国的奚落。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大义上，我的心胸一直很狭隘，我对歧视中国的外国势力从来没有什么大度。虽然是个小民，也无时无刻不与国家荣辱自动看齐。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有的人对我不理解，那是他没有我的切身感受，就像我不是他，不理解他一样。

在使馆经历了里根和老布什两任总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第一次海湾战争，柏林墙倒塌。观察美国，了解美国，使我深刻地认识世界。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考验了我的本性也丰富了我的人生。要说那期间我的工作，可以说的很多，最重要的，我是中国在美国一个使馆五个总领馆中唯一授权的外交官，负责豁免持J-1签证的中国学生学者可以免于回国而又能改变身份留在美国的人。那项工作由我开始，在美中关系委员会的清华留学生沙青是第一例。我又制定了规则，经报国内批准后由我向美国国务院和INS（移民归化局）签发照会。任期内我签发了146份，前总统尼克松给我本人写过亲笔信，其他美国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市长等多人给我写过信，都是为一些要留在美国的公派留学生求情。我离任时没有带走一张纸，可惜了那张尼克松的亲笔信。

四年的大使馆，当时韩旭是大使，很是令人尊敬。我也与他的秘书陈明明成了好朋友，后来陈明明也先后出任两个国家的大使，是我国的英语权威，我们一直联系至今。

四、命定财政部

有人说，人的命，天注定。在使馆工作结束时，有关领导和朋友介绍我回国后去外交部工作，已经联系好了。回来后去外交部美大司见了副司长杨洁篪，他说驻美使馆已有介绍，你去办了手续就在外交部第一大处美国处上班吧。我又去了人事司，填了表，说好两天后上班。

事情出在第二天。在昆仑饭店有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汤部长临时有事让我在会上代读他的英文主旨讲话。茶歇功夫我被参会的财政部人事司张庆荫司长询问情况，我说刚回来，明天外交部。他当即叫车回了财政部对国务委员王炳乾说了，王部长说调一个处长你就做主吧。中午会议吃饭时张司长赶回来对我说，组织决定你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财政部下午去外交部取档案。

牛不喝水强按头，恐怕不行，但我不是牛。我哀求外交部不放档案，他们说王部长要人我们不能不给，外交部可不能得罪财政部。就这，我得去一点儿不懂的财政部。见了罗庆司长，他告诉我世行贷款项目，最小也是一亿美元。一亿美元？我望着电灯泡想不出是多少？在美国，一千美元能买电脑，一万美元能买汽车，一万万美元到底能什么？

我就到社会发展处当处长，七个人一间办公室，只有六张桌子。靠背椅没有扶手，还掉了底，只能坐在前沿上。小小的两屉桌抽屉也是没底的，不能放东西。夏天闷热没有空调，我们就穿着背心工作。这时候我就梦想我研究生时能摇能转的电脑椅、大写字台和凉哇哇的整体空调。

上班就奇忙，不到一个月就要当团长出国，与世行谈判项目。当年出国七次，还有国内出差，没日没夜的。用我姥姥的话，“把太阳支起来得了，卖给共产党了”。不懂业务，我就玩儿命地恶补，下了班别走，处里每人轮班给我上课，什么SDR、什么评估报告、什么招标采购、技术援助，还要学会看财务报表，全是英文。好在我知道就行，不求甚解。

那时候世行项目对外汇紧缺的中国有重要贡献，在教育卫生环保农业方面帮了大忙。项目执行过程中又引入了国际施工监理和竞争性招投标，这都为我国与国际接轨开创先例做了榜样。几年中，我作为中国谈判团团长多次带团去华盛顿世行总部，经我签字谈回来十六亿美元。财政部每天花银子如流水，看着纸面上的数字，仿佛毫无感觉，其实每一笔钱下去，对于那些贫瘠的土地都是一场甘霖！利国利民善莫大焉，我全力以赴。

我把青春献给你！我把自己四十岁最好的年华全力放在了世行对华贷款项目上了，傻乎乎一根筋的只认美元不认人。三十年无息贷款，各省各地翘首以盼，多多益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记得谈判黄河小浪底工程和移民项目时，长途飞行，时差和连续五天的高强度谈判，全团十几人轮番上阵，我是团长，一顶到底，签下五亿七千万美元大单。卸下重担的我顿觉疲劳如山，竟然走不动路，扶着墙一步步挪出世行的大门，出了门一见耀眼的阳光就重重地摔倒在地。

摔倒之后更凶险的事情发生了，就像动物世界里无知的猎物被凶残的猛兽突然扑倒，顷刻致命。回国一下飞机，我就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压，毫无征兆地被人从背后恨恨地捅了一刀，指控我的罪名是带团去华盛顿培训，为什么不去中国执董办汇报。我辩解说去了六次。落实不了就找新的罪名，又指控我从财务到纪律，莫须有不许辩！全司干部在高压之下见了我都像躲鬼一样。财政部班车晚到十五分钟，我下了班车赶快上楼，一个小办事员也对我大声呵斥，生怕别人听不到。逼得我不得不问她，我一手把你孩子送进人大附中，为什么这样对我？这让我理解了文革时期为什么有人自杀，将军元帅也要自杀。一个很好的朋友对我说，导师不是请你去国外搞研究吗？还是走吧，“一了百了”。可是，我与这个国家千丝万缕，我无路可逃，“一了”之后，怎能“百了”？我写的申诉送给主管部长，部长理也不理，他竟然不能把我叫去问上两句。多年后听说这位副部长结局很不光彩，出了大丑下台。逆境中我不走是不行了，最后两个人私下摊牌时我问他到底为什么。他说了实话：“其实你瞧不起我。”天地良心我没有，可是他居然这样想，倒是真让人瞧不起！

几经挣扎，诺大的财政部还是容不下唯一的一个洋博士，在春天里我灰溜溜地走了。到了年底，财政部机关党委经过多次调查，多人多次慎重复议，最后30个评委投票表决，世行司反对，29票同意，还是把我评为年度部级优秀党员，像追认革命烈士一样。我回到财政部礼堂，昂首挺胸地从张佑才副部长手里接过大红的证书，这是我一辈子唯一当过的优秀党员，多么辛辣的讽刺啊！从中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深刻理解了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就像粉碎“四人帮”以后演遍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博得满场含泪鼓掌的那句话：“共产党整共产党，往死里整，专挑好的整！”“整人”这个词在中国有特定含义，至今想来让我脊背生涼！我一个傻博士与世无争，只想报国，一个月300块钱，不贪不占，不争不要，整我干嘛！今天想来当时的我还是太老实，为什么不闯进王炳乾的办公室，问问他你当初抢男霸女一样要我来干什么！不能说“洪洞县里无好人”，至少五位同事私下里为我送别，令我至今感念。

我的离去在世界银行中国局引起很大反响，一片可惜，他们给全局发了消息，世行驻华首席代表还破例在香格里拉为我送别。为了国家，我对他们守口如瓶，任凭他们猜测，即便多年后世行的官员来京找我，我也远离，不想有任何消息传出。今天揭开往事伤疤，仍然不想把众人一目了然的原委捅破。大家看过商场打折促销开门时一群人往里挤吧，我是碰巧在那里，没想去抢便宜货，干嘛捅我一刀呢！多年以后我再想，为什么会那样？是人不好还是制度不好？古今中外冲锋陷阵的士兵都有背后挨枪子儿的，这不是制度问题，这是人性问题，人性是比动物世界还要凶残的。如果天下没有公理这个东西，我但愿有良心这个东西，让他内心里的不可自欺的良心在深夜里说话吧，别人不会听到。

二十年后，我写了在财政部工作的系列文章，《命运这只手》、《也算管过钱》、《我的谈判对手》、《微服私访》、《小浪底情结》和《官场凶险》等六篇。那里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虽然有坎坷，但是我的时间没有浪费，我的努力对得起国家，我的人生也很充实。

五、如鱼得水中关村

人走麦城奈若何。张庆荫司长也无能为力，他只能安排我去了财政部的中国投资担保公司，国际部总经理，总裁助理。这时候到了1999年，8月3日的早上，桌上的《北京青年报》头版大红登出了《北京市召开誓师大会，举全市之力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整个上午，我坐在桌前一动不动。我决心归队，离开这不接地气的地方，去我的“Tara”，去中关村，搞我的高科技去！事实证明，我这一去如鱼得水！

我给北京市主管中关村的副市长呼机上留了言，第二天早上他请我去了市政府长谈，又经刘琪市长批准，我到新组建的中关村管委会上班，党组成员副主任。陆昊是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极有能力，我们共事四年。当时管委会只有20多人，像个前线指挥部。我的办公室没有窗户，整天开灯开门。食堂自己做面汤，街上买馒头饼子咸菜。我隔壁的会议室也没有窗户，我们整天在那里规划生命园软件园，然后就撒出人马满园区的跑，不分昼夜。中国最有名的科技园区从此起步。

我把青春献给你！我把我五十岁的年富力强全部献给中关村。我高度评价海归：“留学人员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优秀群体，留学人员回国是市场化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关村建立整套海归创业服务体系。我总结了两才落地的理论：“政府的一切努力，都是追求人才和钱财落地。人才是高科技之本，钱财是风险投资，让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支撑人才和创业。”我提出了中关村国际化的概念，写出了“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夏氏公式，到处宣讲，要把西方二百年有利于生产力的要素学来用好。

要搞高科技，大量高端人才在海外，我们就组团去美国加拿大，主要是硅谷。十二天五个城市，座谈宣讲谈话，白天黑夜地工作，没有去过一个景点，没有进过一家商店！在硅谷经过金门大桥时，大家说照张相吧，也算来过美国。第一次去美国的副市长说你们快去，我在车上等你们。年轻人跑了几步，看领导真的没下车，赶快又跑回来。

从此海外人才大批涌入中关村，继联想四通方正用友之后，新浪搜狐百度小米一批批涌现。王选柳传志段永基之后，又出现了张朝阳李彦宏雷军俞敏洪邓中翰严望佳俞孔坚，新人辈出，新技术辈出，新产品辈出，上市公司辈出！1999年我进管委会时只有一个海淀留学生创业园，早就不够用了，我就领命扩建组建，国际创业园，北大创业园，清华创业园，十年间在我手里又组建了28家留学生创业园，还在硅谷东京华盛顿伦敦多伦多阿姆斯特丹组建了六个海外联络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流程，夯实了中关村海归创业的基础设施。

中关村发力了，开足马力追赶硅谷！管委会成立了留学生服务总部，推出了海归手续“快办单”和《海归企业商务指南》，由执行力极强的初军威总协调各园工作。海归企业多了，人物和成绩也出来了。每年我们表彰“海归五十优”，编写他们的出国留学、回国感悟、创业艰辛和辉煌成绩，给他们发证書挂匾牌。加上后来在海外学人中心，共计十本“海归故事”，写了五百优秀海归，立下了五百丰碑。又去请了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出山，为他写书提供全面服务。凌志军呕心沥血写出了中关村编年史诗《中国的新革命》，至今无人超越。又组织编写了20集电视连续剧《情归中关村》，周树鑫做统筹，吴天明做导演，蒋雯丽陈建斌主演，宣传中关村，剧本我就大改了三稿，把我在国外留学的经历都写了进去。广电总局立项、开拍许可证都办好了，朱善璐张和平张亮都说好，志在必得“五个一工程”。命运不济，自己没有开拍，被别人搬上了电视，改名《返航》。播出时我的老婆看得直哭，其实她看什么都哭。那件事十分遗憾，一言难尽！由此我与吴天明成了莫逆之交，他去世时我去八宝山送他，回来写了《结识十年的吴天明突然走了》，声泪俱下。

2004年我创办了“三三会”，制定了规范和模式，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三的下午定期举办留学生企业项目融资推介会，坚持十三年了，很有影响。有的副省长还带队微服私访，观摩学习，媒体报道至今不绝。“三三会”十周年之际，创业园协会还举办仪式，刘泳和刘红英授予我“创始人”的牌匾。

2008年中组部推出“千人计划”，我是制定计划的深度参与者和执行者。我去中组部给课题组讲了两天海归的方方面面，领他们到园区参观座谈，还去了微软谷歌IBM了解外企的人才观。同年北京市“海聚工程”，中关村“高聚工程”相继推出，都是鼓励人才回国的史无前例的政策。这三个工程我从第一批评审就作专家组长，这些年来评审无数，发出去的钱无数。而我这个老海归坐在专家组长的位置上，有时也走神，怎么我就从来没有一次机会坐在答辩席上，哪怕为自己争取一块钱！

中关村的海归企业从纳斯达克纽交所上市回来，政府为他们祝贺接风，新闻发布，我就成了主持专业户，百度、搜狐、新东方、中星微、奥瑞金等。帮助他们的成长和成功，就是政府服务的目的，难道我们还能有别的目的吗？见证中关村的发展和成就，就是我们的喜悦，难道我们还有更大的喜悦吗？为人才服务方面，我写过十几篇文章，代表性的可见于《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实施英才计划，放飞创业梦想》、《这是一片梦想成真的土地》和《人是为理想和信仰活着的》等等。充实，那叫一个充实！

我也与中关村的企业家广泛地交了朋友，还包括很多外企的高管。我与张亚勤结识30年了，我在华盛顿使馆他在华盛顿大学就熟络，30年成为挚友。他介绍我认识了李开复，也有十七年了，还有沈向阳张宏江芮勇赵彤这些顶尖的精英。他们在中关村领导外企的研发，也培养了中关村的青年创业者。近二十年了，这些人的工作或有变动，但是都没离开中关村，这也说明了中关村的魅力和不可替代。

国际合作是我三十年来没有离开的领域，中关村给我提供了更大的平台，我也有幸接触了更高的层面。

世界五百强来了，诺贝尔奖来了，国会议员来了，总统总理部长们也来了，他们都要“通过中关村看到21世纪的中国”（李岚清语）。接待罗马尼亚总统让人想起东欧剧变，接待伊拉克临管会让人感受到中东的战火，接待卡斯特罗让人近距离触摸加勒比海风云，接待朴槿惠让人对近邻充满着关注和忧虑。接待俄罗斯总理他让我率团去俄罗斯交流，我们还看了他们的高能物理加速器。接待哈萨克斯坦总理哥伦比亚科技部长，他们硬要我带专家顾问团去传经送宝，帮助他们克隆中关村。我请纳斯达克总裁到中关村讲创业板，我到法国索菲亚与萨科齐的部长拉加德（现任国际货币基金IMF主席）签约战略合作。接待联合国大会主席凯瑞姆，他请我做“特约嘉宾”，去联合国部长级会议讲话，代表中关村发表对全球变暖的看法和中关村的技术解决方案。《内参》两次报道，题目是《中关村影响力进入联合国》，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报导，联合国的“国宴”我还和秘书长潘基文同席。华盛顿联络处主任张群赶去纽约，为我提供很多帮助，大好人一个。

在外国人面前我自豪地拿着数据说话，指着窗外说话，比着过去说话。我的国家富裕了，我的国家强大了，我的国家走到今天，再也不用仰人鼻息了！什么是自信？自信是干出来的，有了实力才有自信！这些我在文章中都有描述，主要的有《世界瞩目中关村》、《赴约联合国》和《又见卡斯特罗》。过瘾，那叫一个过瘾！

总结一下吧，这十几年在中关村，经我接待的留学生创业考察团160个，经我评审那些申请获得100万国家奖励的留学生500多位，获得十万或几十万的创业海归1800多位。我接待的外国代表团2000多个，一万多人，出访参会50余次。我组建并领导海外联络处6个，留学生创业园29个。主编和著作了15本书，其中《人生几何》是我的杂文集，《漫步几何》是我初中二年级的平面几何习题笔记。五十三年前的笔记整理付印，朋友们惊诧“想不到书还能这样出！”这些年下来，我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中关村的外交部长，成为了国际科技园领域的知名活动家，成为了海归留学生们的兄长，成为了我们这支服务团队的领袖，成为了中关村企业家们的知心朋友 。直到退休，我还是我，不改初衷，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还是耿耿于怀，中关村们都认我，财政部世行司怎么就不要我呢？

在中关村还有一件事极其重要，这里不写就不完整。一位曾是管委会的顶头上司出了问题。我与他没有一分钱的个人往来，他对我也很严格，玩命地工作，累得我病倒。但是他出事后，我没有坐视。在管委会党组会上我说：对他的家人，“我安慰过他们的情绪，规范过他们的言行，接济过他们的生活。”这是原话，有记录的，我第一时间主动告诉了党组，大家都不说话。

（未完待续）

（作者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北京专家联谊会理事长、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