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德晨

上图是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与家人的合影。照片中，中为张景惠，左侧是其七夫人徐芷卿，右侧是他的侄子张绍维，身后是他的儿子张绍纪。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儿子张绍纪会在日后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在他身边上演了一场机智巧妙的“潜伏”，自己的“官邸”也一度成为“东北青年救亡会”的秘密据点。

锦衣玉食的童年

张绍纪的父亲张景惠，1871年出生于辽宁台安农村。张景惠少年家贫，但头脑活络，干起了走街串巷卖豆腐的行当，以至于后来发达后，人们背后仍戏称他为“豆腐匠总理”。青年时代，张景惠与张作霖拜为结义兄弟，后出任奉军副司令。1928年6月4日凌晨，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于非命，同行的张景惠却侥幸生还。同年，张景惠出任国民政府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现位于哈尔滨花园街的南岗博物馆曾是其府邸。张绍纪生母徐芷卿曾是戏剧名伶，1921年嫁给张景惠做七夫人，翌年生下张绍纪。那年张景惠已经51岁了，老来得子，喜不自禁，视之如珍宝。但整日忙着打麻将、抽大烟的张景惠，只是在物质上百般顺遂，并无多少时间陪伴呵护。在这里，张绍纪度过了他锦衣玉食的童年，直到9岁还不会系裤带。他刚学会说话，张景惠就为他请了俄语教师。这样，张绍纪不但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还了解了苏俄文化，知道苏联是一个消灭了剥削与压迫的国家，朦胧中产生了社會主义思想萌芽。

亲情大义间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面临着是组织抵抗还是同流合污的抉择，那些天出入张公馆的人络绎不绝，有拉他入伙抗日的，有希望他投靠日本人的。一向做事谨慎、有“老好人”之称的张景惠，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可悲的决定，在哈尔滨成立“维持会”，使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哈尔滨。1932年3月，伪满傀儡政府成立，张景惠举家迁往长春，出任伪满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行政长官，5月就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绍纪就此结束了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过早地品味了人间冷暖。一面是被国人戏称为“豆腐匠总理”的父亲对日本人的逢迎巴结，一面是周围同学隐藏不住的鄙视嘲讽。昔日的小伙伴一个个疏离了他，“汉奸儿子”的骂名让年少的张绍纪内心充满了痛苦。他痛恨父亲的趋炎附势，却不知未来向何处去，只好从巴金、曹禺等人的作品中找寻走出樊笼的路。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小伙伴们的嘲讽，一怒之下，给俄文老师留下一封信后离家出走。得知消息，张景惠惊慌失措，派人四处寻找，把长春大街小巷翻了个遍。找寻未果，张景惠又向所有卡子拍发了电报，并仔细描述了张绍纪的特征。张绍纪最终在毗邻辽宁丹东的朝鲜新义州被特务发现并送回家中，但他内心的苦闷却与日俱增，父子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小小年纪的张绍纪暗暗发誓：一定要冲破牢笼，寻找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

1938年，16岁的张绍纪意外收到了堂兄张绍维从日本寄来的信，鼓励张绍纪也到日本学习。张绍纪似乎看到了曙光。

艰难曲折的潜伏

1940年，18岁的张绍纪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入学之初，张绍纪发现堂兄经常背着他与一些学生暗中往来，问起来也是闪烁其词，答非所问。他不知道，此时的堂兄已经改名丁非，彻底背叛了反动家庭，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张维先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父亲张惠临是东北很有影响的资本家，岳父阚朝玺是伪满中国银行两名满籍监事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张维先去英国求学，在那里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共）。1935年秋，张维先东渡扶桑留学，其间受党组织委派建立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在这个组织中，有一批背叛了反动家庭的热血青年，如溥仪的侄子宪东、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静纯（其兄于静远曾任伪满协和中央本部部长、伪满新京特别市长、伪满产业大臣等）、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佟济熙的儿子佟志彬、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城和侄子王谦等人。

考虑到张绍纪的特殊身份，张绍维自然要有所顾忌。但他渐渐发现，张绍纪对进步思想怀有浓厚兴趣，于是上报组织，把张绍纪列入可争取的对象。在堂兄的引领下，张绍纪接触了马列著作，心头豁然开朗，笃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德国入侵苏联。此时，被称为“马来之虎”的日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是率部北上与德军共同夹击苏联，还是南下侵占东南亚，是人们最为关切的焦点。斯大林举棋不定，唯恐腹背受敌。回国探亲的张绍纪接受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在一周内摸清山下奉文的动向。他借学习之名，每天到父亲的办公室查看机要文件，并很快找到了答案：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开始秘密集结南下。张绍纪马上送出情报。一个星期后，斯大林果断将远东军调往前线，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1943年，日本本土不断遭到美军轰炸，张绍纪奉命结束留学生活，在父亲身边开始了“潜伏”生涯。他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刺探日军情报，安插我党同志。有一天，张绍纪让妻子在迎候张景惠下班回家时，悄悄从张景惠的皮包里取出一张名片。张绍纪将名片转交给一位自己的同志，让他拿着到德泰银行求职。张景惠的名片不仅帮助这名同志在银行找到了工作，还得到了最高的薪水。有了合法身份和经济保障，该同志在哈尔滨工作如鱼得水。有一次，张绍纪应邀参加伪满政府总务厅次长谷次亨的聚会，见谷次亨谈话无所顾忌，于是竭尽恭维。谷次亨为炫耀战绩，无意中透露了统治伪满政府系统的秘密核心组织“火曜会”（实际上是日本对伪满政权实行统治的最高决策组织）的情况，这一情报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击日伪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投降后，根据党的指示，张绍纪利用俄文翻译的身份，与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建立了联系，向苏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对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张绍纪与伪满大臣和高官一起被关进伯力监狱。作为一名“囚徒”，张绍纪心里十分难受，他多次申诉，可均被苏方管理人员以“难以甄别”拒绝。

实现梦想与夙愿

1950年5月，张绍纪被第一批遣返回国，关押在沈阳监狱。有一天，监狱要求填写个人简历，其中有一栏是“是否参加过何种反动会道门”。张绍纪意识到，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填上了“未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并注明了证明人。恰巧，张绍纪填写的一个证明人此时正在东北公安部工作，并负责管理这所监狱。表格交上去后，张绍纪很快被释放，并重新分配了工作。张绍纪百感交集，向组织申请改名为“张梦实”，取“梦想实现”之意。

1950年8月，当父亲张景惠随同溥仪等人作为第二批遣返战犯回国时，张梦实已经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看守。溥仪等人认为，押解回国，无异于判定死刑。在犯人中流传的“先期回到国内的200人已全部被处决”的消息，更让溥仪无比恐慌。为了安抚溥仪等人的情绪，管理所特意安排张梦实和溥仪、张景惠等人见面。此时他们才朦胧意识到了张梦实的身份。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详细记载了此次见面：

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道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死不了了”，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

1959年1月，张景惠病逝。若干年后，张梦实在档案馆中看到了父亲的自白，其中有一段话是：“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1956年，张梦实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其长久以来的夙愿。后来，他先后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