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逸然

波洛克曾经说过：“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如此公正无私地度量世间万物，但当法律与人情碰撞时，法律还能保证其度量法则不被改变吗？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这个全世界孩子享受欢乐与宠爱的日子，却因一件普通的偷窃案和一位一贫如洗却心系爱女的母亲，引起了情与法的博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位为双胞胎女儿治病而早已倾家荡产的母亲，为了让女儿也能过一个像样的儿童节，在百货商场里偷了两本儿童读物和一只鸡腿，准备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女儿。在行窃时，被商场保安当场抓住。在问明缘由之后，这位贫寒的母亲被警察扣留并处以相应的处罚。

在各大媒体报道这则新闻后，各种声音便在网络的海洋上掀起层层浪花。“警察不应当处以罚款”“爱心偷窃可以原谅”的言论不绝于耳，似乎在很多数人眼里，法律应当为人情让道。但这种看法未免太过偏激。

从古至今，我们习惯于用情谊的深重来衡量法律的公正，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法理不外乎人情”，甚至对执法人施以道德绑架。于是执法人员对这位母亲给予处罚便被理所当然地打上了“不近人情”的标签。在“深重的情谊”的驱动下，我们对于事物的判断逐渐模糊，淡忘了法律对大义的褒扬、对罪恶的惩罚作用。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很多人不自觉地一面希望着法律来伸张正义，一面又抨击着法律的不近人情。莫非在深重情义的“庇护”下，行窃就可以逾越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