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丹

(南阳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南阳楚文化研究述评

张 丹

(南阳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文化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因在楚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考古发现众多，南阳楚文化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关于南阳楚文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主要集中在考古资料研究和文献资料(传世文献资料、铭文资料、竹简资料)研究两大方面。考古资料研究主要包括：断代及分期研究、楚国物质文明研究、楚国精神文明研究、楚文化地域划分研究四个方面；文献资料研究主要包括：方国历史地理研究、楚国政治生活研究、楚文化精神研究、铭文研究、相关竹简资料研究四个方面。南阳楚文化的学术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当前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重微观而轻宏观；对南阳楚文化的价值认识不够，缺乏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及明确界定；已有研究冷热不均；重复性研究太多；侧重于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对南阳楚文化的现实遗存关注较少，对其所能推广、开发的现代价值也挖掘不够；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重新回顾南阳地区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南阳楚文化相关问题的再认识，从而将楚文化的研究推向纵深处。

南阳楚文化；考古资料；文献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因在楚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张正明先生提到，假如说江汉平原是南楚的腹心，那么，南阳盆地就是南楚的咽喉……得南阳盆地则南楚存，失南阳盆地则南楚亡。参见张正明：《豫西南与楚文化》，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且在这里发掘、发现了大量楚系墓葬及楚国、楚文化遗迹和遗存，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众多，南阳淅川县更是解决早期楚史之谜的重心所在，南阳地区也相应地在楚文化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目前，关于南阳楚文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主要集中在考古资料的发现、公布、研究以及文献资料的研究方面，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主要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南阳楚文化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与归纳，并予以简要评析。

一、南阳楚文化有关考古资料的发现、公布及相关研究

(一)考古资料的发现与公布

南阳地区所发现、发掘的楚系墓葬及楚国、楚文化遗迹和遗存数量众多，比较重要的有：淅川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晚期的楚申县贵族墓地——南阳市“五顷四”地段楚申县贵族墓地；春秋时期的桐柏月河养国墓地、万家园墓地(M202及M181为楚墓)及桐柏古台寺遗址；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淅川毛坪楚墓；春秋中期的淅川龙城遗址；春秋中晚期的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及李八庙春秋楚墓；春秋战国时期的方城县大关口古城遗址及西峡楚白羽城遗址；春秋战国之际的淅川大石头山楚墓；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及阎杆岭楚墓；战国早期的淅川县马川墓地118号墓；战国中期以前的淅川杨河楚封君墓；战国中晚期的淅川吉岗楚墓等*还有一些墓葬资料尚未正式公开发表，或者只是发表了一部分，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另有南阳市东华新区12号墓、淅川县香花镇郭庄二号墓等。。

上述考古发现及遗迹在时间上前后接续，没有缺口，不仅使得南阳楚文化在考古年代学上建立起了独立的分期体系，也为后人研究它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脉络提供了基础条件。这其中又以下寺楚墓与和尚岭、徐家岭楚墓的资料最为重要。二者不仅自成这一地区内东周时期楚墓的完整序列，而且还共同为楚墓考古和我国的东周墓葬考古提供了一批可以起断代标尺作用的重要资料[1]。几乎可以这样说，目前学界对南阳楚文化的关注与研究，大部分是以淅川为基础或围绕淅川展开的，楚都丹阳所在及早期楚文化中心、楚族渊源等焦点问题，都与这一地区息息相关*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著太多，本文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具体可以参阅尹弘兵：《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楚都丹阳“丹淅说”与“枝江说”的对比研究》，载《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载《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黄莹：《出土文献与楚族起源研究》，载《江汉考古》2015年第4期等。。有学者指出：“淅川在楚史研究上是最重要的一点……种种迹象都使我们不能不把揭开早期楚史之谜的希望寄托于此。”[2]58“对于西周时期楚人活动的地域集中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是丹江流域，一是沮漳河流域。……最后解决问题的主要还是要靠考古工作。这些年来的考古工作也有重大突破，在丹淅流域和湖北的郧县一带发现了西周时期楚文化的线索……可在这一带的南北两大区域继续作考古工作，一定会解决西周时期楚人的活动地域问题。”[3]可见，南阳楚文化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淅川这一区域，它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楚文化研究工作中的重心所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南阳淅川的地位非常突出，但也不应忽略南阳楚文化研究中的其他区域。

(二)考古资料的相关研究

1.断代及分期研究

(1)器物组合及器物形制研究

对器物组合及器物形制进行研究，是考古工作者们在对相关墓葬进行分期和年代断定时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整理者们认为，下寺楚墓出土的器物是以鼎、簠、浴缶、盘、匜为基础组合配置，然后随时代的迁移加以变化[4]309；徐家岭楚墓10座墓葬中，以升鼎、盖鼎、鬲、簋、敦、盘等为主的青铜礼器的形制变化也是考古工作者进行分期断代的一个重要根据[5]351等。

(2)器主及墓主身份研究

铭文中所见到的人名，有助于考古工作者们对墓主及人物身份进行推定，同样也是他们在对相关墓葬进行分期和年代断定时的有力依据之一，但也容易存在分歧。有时是在对墓群的整体认知上存在争议，如，下寺楚墓及和尚岭、徐家岭楚墓所出土的器物铭文中有大量“”氏人名，学者们多将淅川下寺、和尚岭、徐家岭三处楚墓视为同一家族“”氏(只是在释读为“蒍”还是“薳”上存在分歧)的家族墓地[2]58;[6]88；田成方认为，楚显族薳氏至少有三个分支：薳氏、蒍氏和氏，其中，薳氏是大宗，蒍氏和氏是小宗，但他们的家族墓地都位于今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岭及徐家岭一带[6]88；陶亮、于璐则以为这些墓地不是蒍氏家族的墓地，而是楚国历史上另一显族鬭氏的家族墓地[8]。有时在个别墓葬的墓主、个别器物的器主以及器主身份上也会存在较大的分歧。如，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有王子午升鼎，在墓主是谁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争议[9];[10]54。再如，关于和尚岭M1的墓主身份，学界的看法也并不统一[11]。另外，南阳市万家园M202出土有一件“辅伯作兵”戈，整理者认为，文献中，吕、甫常通假互用，“辅伯”即“吕伯”*参见宋煜辉等《南阳市万家园发掘简报》,载《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徐少华则以为，在铜器铭文中，吕与辅并不通用，不应混为一谈[12]。

(3)墓葬年代及分期研究

淅川下寺楚墓的时代被分为三期，即春秋中期后段、春秋晚期前段及春秋晚期后段[4]；张剑则对下寺楚墓的时代进行了重新考订[10]51-52。淅川和尚岭M2出土的薳子受钮钟和镈钟上都有纪年铭文，“惟十又四年三月月唯戍申”，学界对于其所代表的时代存在分歧，进而影响到了对墓葬年代的判断[5]120。李琴则根据和尚岭M2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嵌红铜画像壶指出，墓葬的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而不应早至春秋中期[13]。

2.考古资料所见楚国物质文明研究

通过研究出土器物的制造工艺、技术水平、材料来源等，进而探讨当时楚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如，赵世纲对下寺楚墓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工艺、装饰工艺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也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4]379-389。李敏生则对下寺春秋楚墓部分金属成分进行了测定，以揭示春秋楚文化在青铜铸造方面的某些特征[4]399-391。简报作者指出，大石头山楚墓存在陪葬器物的质地较为粗劣及埋葬习俗较为粗陋的现象，这与春秋晚期楚国国力日渐衰退，淅川地区又正处于秦楚相争的交界地，国民生活困顿有关[14]18。张西显、张伟根据淅川出土的文物，论述了春秋时期的楚国经济水平[15]。黄克映、李京华对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进行了考察，指出当时的铜器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能因铜器时代的衰退而忽略这一点[5]389。干福熹等对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的战国早期蜻蜓眼玻璃珠进行了研究，测定了其结构和化学成分，认为这批玻璃珠很可能是从西方传入的。胡永庆对淅川楚墓所出土的青铜器组合和铸造技术工艺进行了探讨[16]。

3.考古资料所见楚国精神文明研究

通过对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来探讨楚文化产生的原因及来源。如，黄运甫认为毛坪楚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文化在中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过程[17]。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区考古资料的分析比较，指出楚文化的形成的确渊源于中原文化，并在发展过程中仍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4]344。郭德维曾就九种典型楚器及三种楚器的典型组合(材料主要来自淅川考古发现)进行探讨，认为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楚文化面貌[18]。高崇文利用淅川等楚墓中与礼制有关的其他器物群体，对楚国的生活习俗之礼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19]。和尚岭和徐家岭楚墓中都发现有殉人骨架，报告认为这不仅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还存在殉人习俗，也说明出现殉人的墓葬规格较高[5]121、353。从徐家岭楚墓中出土的铜质兵器可见，有兵器被有意折断、叠放的现象，报告认为这与某种葬俗有关[5]353。傅聚良对出土于信阳、南阳、襄阳等地区楚墓中的工具斧、镰、锛、锥、环首刀等进行了考察，指出贵族墓葬中的成组工具，应是用于制作书写材料的工具[20]。任义玲对南阳春秋楚墓出土的玉器所反映的楚人精神主题进行了探讨[21]，她还认为，南阳楚墓所出土的楚系玉璧应为楚玉璧的早期形态，却具有“骤然成熟”的特点[22]。高江涛、何努认为下王岗遗址中的西周早期遗存是最早的楚文化遗存，丹淅一带是江汉平原楚文化的来源[23]。乔保同指出，南阳八一路楚申县贵族墓地甲组、乙组应该是分别从墓地中分离出来的彭氏家族墓和楚申县阵亡将士的墓地[24]。李燕、苏萦指出，楚乐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了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体系，也是中原文化所不可替代的，在当时已处于世界巅峰，楚国浪漫、开放的文化气息是其音乐发展的深厚土壤[25]。朱华东指出，出土于彭射墓的兵器中，有一些在同期墓葬中较为少见，含有较多楚文化风格,但也不乏淮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26]。程有为则依据河南省境内的楚文化遗存，结合文献资料，从宏观方面论述楚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27]。张松莉、周理远对南阳淅川下寺楚墓所出土的云纹铜禁的起源及发展脉络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或可归入陕西宝鸡—河南淅川—湖北随州—湖北江陵这条传播线路中去[28]。丁兰认为，淅川下寺乙组墓葬的葬制体现了春秋晚期楚国高级贵族葬制的社会性别特征[29]。宋亦箫对 “蜻蜓眼”玻璃珠、红玛瑙珠、肉红石髓珠等楚文化遗存中的域外文化因素进行了探索[30]。张庆、方敏指出，王子午鼎束腰鼓腹的造型与楚灵王的审美习惯无关，而与楚庄王的审美观念有关[31]。张闻捷以考古发现的楚墓资料为基础，对楚国青铜礼器制度进行研究[32]。

4.考古资料所见楚文化的地域划分研究

如，马世之将南阳地区纳入“豫南”(包括南阳、周口、信阳、驻马店等)这个地理范畴中，指出豫南地区在南北文化交流上起到了桥梁作用[33]；此外，他还将河南楚文化的遗存分为三区，即南阳区、信阳区及淮阳区[34]；他又指出，中原楚文化有别于江汉楚文化的地方在于，它自始至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35]；他还从考古学角度出发把“中原楚文化”分为可以代表楚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所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三区，即丹淅区、城阳区、陈郢区[36]，使中原楚文化的整体风貌得以成形。曹桂岑指出，南阳是河南省内楚文化遗存分布最多的中心区域之一[37]；李陈广指出，在河南楚文化研究的区系划分上，南阳楚文化可以独立成区[38]等。

二、南阳楚文化的文献资料研究

这里所说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三种：传世文献资料、铭文资料以及与南阳楚文化有关的简帛资料。学界就文献资料所展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国历史地理研究

南阳地区所出土的铭文涉及了东周时期的许多国家，对他们的历史进行追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西周史、楚史及楚文化。其中比较重要的国家有：申(焦点问题：东申、西申、南申的地望、关系及各自的历史文化变迁)[39]、吕(主要在钟铭文中的人物身份上存在争议)[40]、鄀[41]、鄂(夏响铺鄂候墓地的发现有利于解决鄂国在西周时期的地望问题)[42]、养(学界在历史上存在着一个于史无载的养国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对养国的兴立灭亡时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43]、蓼(是东、西蓼是焦点问题)[44]。以上都是地望或疆域在南阳地区的方国，学界在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除了传世文献的记载以外，还会集中用到所有相关考古资料来对它们的历史文化变迁进行考察分析，这是目前学界在进行方国研究时的一个流行范式。此外，在南阳市区、桐柏县、新野县、淅川县等地，还出土或发现了地望或疆域不在南阳地区的方国的器物，主要有曾、应、蔡、江、许、宋、番等，也引起了学界部分学者的关注及讨论[45]，同样为两周时期的方国史及楚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野。

以上大多属于个案研究。另有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将这些国家纳入一个体系内进行整体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徐少华的《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周代南土包含了南阳盆地、淮河中上游及淮北汝颍地区，其对周代南土内诸小国的起源、族姓、地望及文化等予以辨析、梳理，也是对楚国北疆历史地理变迁过程的追溯和探寻；左鹏的《楚国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此外，在就这些方国与楚国的关系进行梳理时，经常会涉及楚国的附庸政策、楚国对这些国家的迁国移民现象、当时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等，在楚文化研究中，也是比较重要的课题。

(二)楚国政治文化生活研究

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罗运环先生对楚国官制作了概述[46]；张鸿亮、张丹分别对东周时期及春秋时期楚国的联姻情况进行了考述[47]；张国硕、郑璐璐则对东周时期楚国的军事防御体系作了整体论述[48]；张丹对东周时期楚在南阳盆地的行政制度进行了探讨[49]；田成方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在南阳盆地的分布地域、政治生活及楚国的附庸政策进行了归纳分析[7]；徐少华、张丹分别就楚申县楚彭氏家族及淅川所见楚氏家族的族源、世系、历史演变等问题作过研究[50]；黄锦前的铭文研究则涉及了楚国政治生活中的地域政治系统、职官制度、邦交制度等方面[51]。楚文化六大支柱之一是老庄哲学，其源头之一是鬻子(鬻熊)的思想，而对鬻熊及其思想进行研究，也应该是属于南阳楚文化的研究范畴，徐文武对这一问题有较多的论述[52]。

(三)铭文研究

1.铭文著录、集释及考释

出土铭文作为先秦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看重，与之相关的汇总性著录也越来越多，南阳地区所出土的楚系铭文，多为《殷周金文集成》[53]、《近出殷周金文集录》[54]、《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55]、《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56]、《楚系青铜器研究》第六章《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57]、《楚系铭文综合研究》[58]、《楚系铜器铭文研究》[52]等收录，其中的释文及断代极具参考价值，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此外，赵世纲及贾连敏分别就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及和尚岭、徐家岭楚墓所出土的铜器铭文作了整体释读[59]；曹锦炎单独就彭射墓的出土铭文作了考释[60]；李家浩、陈双新等对下寺M10所出土的钟铭文作了考释或疏证[61]。

2.铭文辞例研究

张昌平对“择其吉金”辞例进行了梳理，指出，淅川下寺墓葬是整个楚国“择其吉金”辞例最集中的发现地，早期楚文化因素的形成应当是经由豫南鄂北这个区域来完成的[62]；黄锦前也作了类似张氏的研究，只是二者结论殊异[63]；曹桂岑对带纪年的楚系青铜器铭文进行了汇总研究，指出楚国铜器纪年铭文有七种纪年形式[64]；黄国辉认为淅川和尚岭二号墓出土的薳子受钮钟的记时辞例非常独特，带有倒装和省略的特点[65]等。

3.铭文所见特定称谓研究

出土铭文中常见一些特定的称谓格式，他们在不同年代的含义是不同的，赵世钢分析过“楚子”的含义；熊建华对淅川下寺楚墓中所出的 “王子”“王孙”器进行了专门论证；黄锦前研究了“某某之孙”辞例；徐少华则对“某子”“某伯”“某公”的含义予以阐释[66]。

对出土铭文的解释也有分歧。淅川和尚岭二号墓出土有一件铜方器座，其铭文为“曾仲之且埶”，学界对“曾仲”及“且埶”的理解都存在着众多分歧[67]。

(四)与南阳楚文化有关的竹简资料研究

在研究南阳楚文化的过程中，也会涉及其他地区所出土的文献资料，如，淅川徐家岭11号墓出土有一件夫人鼎，其铭文中有“大尹攍作之”，有学者以为是楚邑，其地即夫人鼎铭文中所见之，在今淅川下寺、徐家岭一带[69]。但“”作为地名，还见于清华简和上博简中，关于其具体地望，学界还存在争议*清华简《楚居》中有“为郢”，学界大多持“艻”即是《楚居》中的“为”的看法，但在“艻”的具体地望上，则存在争议。有学者以为 “为”相当于“鄢”，为郢即鄢郢。和考古遗址对应的话，则宜城郭家岗遗址很可能就是鄢郢之所在；还有学者以为“艻”在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另有学者认为“艻”在今当阳市东南。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88页；赵平安《〈楚居〉“为郢”考》，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子居：《清华简〈楚居〉解析》，清华大学简帛研究网站，2011 年 3月31 日，网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835；周运中《清华简〈楚居〉地理考》，“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武汉大学，2011年10月29—31日)，第166页。另外，“艻”作为地名也出现于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中，学界大多认为其是楚地地名，但具体位置待考；张峰则以为，其即清华简中的“为郢”，地望在今湖北宜城。参见：季旭升古文字读书会《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集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3年1月27日，网址：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08；李守奎，白显凤的《〈成王为城濮之行〉通释》，载《中国文字研究》2015年第1期；张峰：《〈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释读》，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11期。。再如，陈伟在对楚简中所见到的楚国的行政建制进行阐述时，涉及了南阳地区，例如，他认为包山简131—139号简的“子公”是楚宛郡(郡治在今南阳市)的长官[70]；郑威则专门就楚简中所见到的南阳地区的楚封君进行了论述[71]。再比如，新蔡楚简记录了楚先祖的姓名与起源地，清华简《楚居》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楚先公先王的徙居与世系，都是探索楚族起源与发展、研究楚文化尤其是早期楚文化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对其进行的相关研究也必然会对南阳楚文化的若干课题多有涉及。

三、南阳楚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目前所见研究多侧重于局部研究或个案研究，少见整体性综合研究，特别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还很薄弱，有些资料尚未得到足够认真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学科进步不能只寄希望于新的重大考古发现，还应该对已出土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对南阳地区出土铭文中所见到的楚国器物自名、东周时期的方国与楚县、楚国的行政建制、联姻制度、宗族、贵族人物身份等问题，都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剖析和总结，必然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第二，虽然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南阳楚文化的重要性及独特性，但对于其具体的形成、发展、繁荣、衰落过程，各阶段的鲜明特征以及在楚文化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尚缺乏全面梳理及明确界定。主要是因为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成文年代太早，故未能全面涵盖、吸收后来出土的重要铭文材料，因此结论有些片面，研究框架稍显陈旧，需要及时更新。

第三，尚未公开发表的铭文资料以及研究成果为一些重要问题的深入研究增加了难度。南阳地区出土的有铭铜器数量上百，其中有30件，尚未得见“庐山真面目”。另外，2003—2004年，南水北调工程中，南阳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占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发掘总量的一半左右。从2005年开始，在南阳出土五万多件文物。国家文物局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72]。相关部门抓住机遇，设置了早期楚文化研究课题，但研究成果尚未全部公开[73]。

第四，目前已有的研究呈现出冷热不均和重复性研究太多的现象。对于那些零星的资料(如南阳市区和其他县出土的资料)缺乏持续的关注和整体性总结，对于热点问题(如淅川所出资料)又出现了太多的重复性研究。

第五，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侧重于考古学方面以及对于出土铭文的研究上，对楚文化的现实遗存关注较少，对其所能推广、开发的现代价值也挖掘得不够。比如，对后世考古资料所见的南阳楚文化的影响研究还稍显单调薄弱了些，主要是集中于楚文化对汉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影响等方面。但其实，南阳现存的文物、民俗、传统等，或多或少都带有楚文化的印迹，值得深入研究并关注。更重要的是，对南阳楚文化所折射出的楚人的精神世界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楚文化的人文精神特质，罗运环先生将之总结为“开放性、兼容性、自强进取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特色和多元价值取向”等[74]。这种人文精神特质的可贵性在于，它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历史，也可以穿越历史长河，继续影响到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对于开发民智，提升区域文化内涵大有裨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楚文化研究起步之初，它就既关注楚文化的内在价值，也关注其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更关注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文化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未来，它必须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这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精神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要求。时代要求楚文化工作者更加关注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运用，以便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75]。期盼今后的学界能对这一领域有更多关注和研究。

第六，某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比如，楚都丹阳所在问题、早期楚文化起源问题、楚族起源问题、某些墓葬的年代及墓主身份的认定等等，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技术或手段，而不能依靠单纯的推理或单一的文献论证。另外，在对一些铭文中所见的人物身份进行推理时，如果需要在史籍中有记载的人物身上找线索，还是要综合考虑同时期出土的器物的年代、墓葬年代、墓主身份等多重因素以后再下结论更为妥当。

综上，当前的南阳楚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南阳地区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及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加深我们对于南阳楚文化相关问题的再认识。另外，以现在的行政区域为单位来从空间上对楚文化进行划分，虽然目前来说仍然有利于作一些基础研究，但这种做法其实是不严谨的，但诚如有学者所言，“只有当材料的积累和研究水平达到一定的深度之后，才会有多方面的协作研究”[76]，期望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实现省、县界限的打破，将楚文化的研究推向纵深处。

[1]刘彬徽.推动楚文化研究的一本考古新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读后》[J].华夏考古,2006(1)：110.

[2]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读《淅川下寺楚墓》[J].文物，1996(1).

[3]高崇文.楚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G]//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6]田成方.新见蒍子曾壶考[J].江汉考古，2015(3)：88.

[7]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1：19、21、26、30.

[8]陶亮,于璐.淅川楚墓与楚国鬭氏[J].中原文物,2015(4)：55-59.

[9]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J].文物,1980(10)：19；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和年代问题的讨论[J].中原文物,1981(4):36；陈伟.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墓主及相关问题[J].江汉考古,1983(1):32；顾铁符.关于河南淅川楚墓的若干参考意见[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3):79；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与一号编钟的名称问题[J].文物,1985(4)：56.

[10]张剑.淅川下寺楚墓的时代及其墓主[J].中原文物,1992(2)：51-52.

[11]曹桂岑.河南淅川春秋楚墓简考[N].中国文物报,1992-10-18(第三版)；吴升仁、熊跃泉.略论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J].江汉考古,2001(1)：87-88.

[12]徐少华.南阳新出“辅伯作兵戈”的年代和族属[J].考古,2009(8)：80.

[13]李琴.试析淅川和尚岭出土的一件嵌红铜画像壶[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36.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河南淅川大石头山楚墓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1993(3).

[15]张西显,张伟.从淅川出土文物谈楚国的经济[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318-324.

[16]胡永庆.淅川楚国青铜器组合和铸造技术工艺[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82-289.

[17]黄运甫.略谈淅川毛坪楚墓的分期及其特征[J].中原文物,1982(1)：50.

[18]郭德维.试论典型楚器——兼论楚文化的形成[J].中原文物,1992(2):10.

[19]高崇文.楚器使用礼制考[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4:104-114.

[20]傅聚良.楚墓出土工具考察[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336.

[21]任义玲.南阳春秋楚墓出土玉器研究[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442-443.

[22]任义玲.南阳两周墓出土楚系玉璧及相关问题探析[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10.

[23]高江涛，何努.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J].考古,2010(7):16；高江涛.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新发现与早期楚文化问题[C]//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656-657.

[24]乔保同.南阳八一路楚申县贵族墓地埋葬制度初探[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96.

[25]李燕,苏萦.钟鼓齐鸣 礼乐声声——从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青铜乐器谈起[J].中原文物,2012(5)：102-103.

[26]朱华东.南阳春秋彭射墓出土青铜兵器初探[J].中原文物,2012(3):73.

[27]程有为.从河南境内的楚文化遗存看楚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C]//罗运环.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868-876.

[28]张松莉,周理远.河南淅川下寺云纹铜禁源流考[J].中原文物,2014(3)：65.

[29]丁兰.淅川下寺乙组高级贵族墓社会性别特征浅析[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83.

[30]宋亦箫.楚文化考古遗存中的域外文化因素探索[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84-205.

[31]张庆,方敏.王子午鼎不是“楚灵王好细腰”影响下的产物[J].中原文物,2015(2)：66.

[32]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33]马世之.豫南楚文化问题试探[J].史学月刊,1982(4):33,37.

[34]马世之.河南楚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J].中原文物,1984(4):44.

[35]马世之.中原楚文化的发展阶段与特征[J].中原文物,1992(2):26,31.

[36]马世之.中原楚文化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251.

[37]曹桂岑.河南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J].华夏考古,1989(3):63.

[38]李陈广.南阳地区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J].中原文物,1992(2):42.

[39]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J].中原文物，1984(4)：13-16；李学勤.论仲偁父簠与申国[J].中原文物,1984 (4):31-39；徐少华.从叔姜簠析古申国历史与文化的有关问题[J].文物,2005(3):66-68；徐少华.“平王走(奔)西申”及相关史地考论[J].历史研究,2015(2):143-155.

[40]徐少华.吕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疑[J].中原文物,1996(4)：66-71；徐少华.南阳新出“辅伯作兵戈”的年代和族属[J].考古,2009(8)：79-83；李学勤.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J].文博,2010(2)：3，42.

[41]刘彬徽.上鄀府簠及楚灭郡问题简论[J].中原文物,1988(3):56-57；陈昌远.《上鄀府簠》与鄀国地望考——河南古国史研究之二[J].中原文物,1991(4)：8-13；徐少华.鄀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J].江汉考古,1987(3):51-63；胡刚.有“鄀”铜器与鄀国历史新论[J].文物,2013(4):81-85.

[42]柴中庆.南阳鄂国地望考[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46-50；崔本信,王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阳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发掘成果[N].中国文物报,2013-01-04(第8版)；黄尚明.从考古新材料看鄂国的历史变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44-149；陈荣军.新出金文与鄂国历史地理问题探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6(4):142-145.

[43]何浩.羕器、养国与楚国养县[J].江汉考古,1989(2):63-66；董全生,张晓军.从金文羕看古代的养国[J].中原文物,1996(3)：59-68；雷英.小议养器与养国[J].中原文物,2001(7):56-63；王凤剑,牛珊珊.从南阳出土养器谈古代养国[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509-515；徐少华.羕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析[J].考古学报,2008(4):441-460；金荣权.养国青铜器与养国历史考察[J].中州学刊,2011(2):167-170.

[44]田成方.鄝子妆戈的年代、国别及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1(3):97-99；曹锦炎.黄子鼎与廖子鼎——兼谈黄国与鄝国的地望问题[C]//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681-682；田成方.士父鬲、蓼子盏与己姓蓼国[J].华夏考古,2015(3)：137-141、147.

[45]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曾国铜器[J].文物,1975(5):14-18；徐俊英.南阳博物馆藏一件春秋铜敦[J].文物,1991(5):88-89；陈昌远.许国始封地望及其迁徙的历史地理问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4):41-54；徐少华.许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J].江汉考古,1994(3):56-62；赵世纲.许国历史文化考察[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153-175；王蕴智,陈淑娟.应国有铭青铜器的初步考察[J].中原文物,2008(1):60-72；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发现与曾国地域[J].文物,2008(2):59-64；乔保同，李长周.南阳发现蔡侯申簠[J].中原文物,2009(2)：81-84；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李八庙春秋楚墓清理简报[J].文物,2012(4):29-33.

[46]罗运环.古文字资料所见楚国官制研究[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270-289.

[47]张鸿亮.东周楚国联姻考述[J].江汉考古,2007(2):52-57；张丹.南阳地区出土铭文所见春秋时期楚国联姻考述[J].江汉考古,2016(6):72-78.

[48]张国硕,郑璐璐.论东周楚国的军事防御体系[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89-102.

[49]张丹.东周时期南阳盆地行政建制考[G]//楚学论丛：第二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135-142.

[51]黄锦前.楚系铜器铭文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09：180-217.

[52]徐文武.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48-50.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4]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5]刘雨.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6]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7]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284-492.

[58]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

[59]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M]//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50-378；贾连敏.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铜器铭文简释[M]//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358-364.

[60]曹锦炎.彭射铜器铭文补释[J].文物,2011(6):94-95.

[61]李家浩.钟铭文考释[M]//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78；陈双新.钟铭文补议[M].古文字研究: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李汇洲.钟铭文疏证[EB/OL].武汉大学简帛网，(2009-06-16)[2017-02-20].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87.

[62]张昌平.“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J].中原文物,2006(4)：43，47.

[63]黄锦前.由楚系铜器铭文中“用吉金”至“择吉金”用语之嬗变看楚文化的兴起[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集.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197-205.

[64]曹桂岑.带纪年的楚系青铜器铭文之管见[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493.

[65]黄国辉.小子卣记时新证——兼谈“薳子受钮钟”的记时辞例[J].中国历史文物,2008(4)：80.

[66]赵世纲.楚子弃疾簠与“楚子”的称谓问题[G]//赵世纲考古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61-167；熊建华.楚国王族青铜器三题[G]//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591-592；黄锦前.楚系铜器铭文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09：105-106；徐少华.彭器、彭国与楚彭氏考论[G]//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291-292.

[67]张丹.南襄盆地出土两周时期铭文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2:151-153，155-159；冯时.祖槷考[J].考古,2014(8)：81-96.

[68]刘彬徽. 楚系青铜器分类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110-246.

[69]冯时.夫人鼎铭文及相关问题[J].中原文物,2009(6)：64.

[70]陈伟.楚简册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146.

[71]郑威.楚国封君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72.

[72]步潇潇.南阳文物展示楚风汉韵[N/OL].大公报，[2013-11-13].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3/1113/2033320.html.

[73]陈振裕.关于探索早期楚文化的思考[G]//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

[74]罗运环.论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特点[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3)：194-196.

[75]贾海燕.改革开放三十年楚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展望[J].江汉论坛,2008(11)：132.

[76]张钟云.安徽地区楚文化的研究与展望[J].东南文化,2001(7)：16.

[责任编辑：岳 岭]

The Research and Review of Chu Culture in Nanyang

ZHANG D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Since the 1980s, Chu Cultur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very popular.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u history and numerou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Chu Culture in Nanyang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 research of Chu Culture in Nanyang is mainly about two aspect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documentation. Although it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study.

Chu Culture in Nanya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documentation

2017-03-20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南阳楚文化若干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5-QN-243；南阳师范学院博士专项项目“南阳盆地出土两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研究”，项目编号：ZX2013007。

张丹(1982— )，女，河南省南阳市人，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K871.3

A

1002-6320(2017)03-002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