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

引子：

儒家思想受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看似受重视，实则须替统治者担责。久而久之，儒家的相关诠释和印象被异化。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真诚的个人。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

首先，它的历史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内里却采用法家的手段，一旦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了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印象就异化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

其次，现代人生活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签，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被质疑与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因此，如果我们能从儒学中找到“解药”，那将不但是我们之幸，也是全人类的福音。

其实，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不谈行动者的主體，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于群体，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

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民主与法治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如果回溯儒家起源，认真研究，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选自《儒家与现代人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