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汉代学术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淮南宾客为组成的“淮南学派”，是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著名学术群体。“淮南学派”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文、景、武时期酝酿形成、成熟发展、盛极而衰等三个阶段，其成因既有汉初以来黄老政治勃兴、诸侯王国学术文化繁荣、以及淮南国都寿春的人文地理优势等客观因素，也有淮南王刘安的家世背景、才识习尚的主观因素，是二者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从《汉书·艺文志》着眼，“淮南学派”的著述成果几乎遍及汉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所有领域，并且都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与其同时代著名的吴、梁、楚、河间等藩国文化比较，刘安时期的淮南藩国文化，表现出十分显著的黄老道学化的历史内涵及特点，其历史存在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刘安；淮南学派；黄老；《汉书·艺文志》；藩国文化

作者简介：[HTF]高旭，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淮南子》与中国道学、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安徽 淮南 23200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淮南子》中的礼乐文化研究”（AHSKY2014D12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淮南子》中儒家政治哲学及其儒学史意义研究”（AHSKY2016D141）；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淮南子》与汉代黄老思想之嬗变研究”（SK2015A326）

中图分类号：B23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2-0127-16

在先秦时期的学术发展中，曾产生过一些深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如儒家的孔子学派、思孟学派、墨家的墨子学派、道家的老庄学派、稷下黄老学派、阴阳家的邹衍学派等。这些学派以群体化的学术著述和思想阐说，在各自的时代就已发挥出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起到集体性的重要的推进作用。可以说，“思想学派”的历史存在，是中国古代学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有着个体化的思想家所不可比拟的、难以取代的学术优势。因为思想学派的出现，往往与特定时代重大的学术、政治思潮密切相关，能够较为充分地展示出这一时代整体化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向及精神风貌。与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思想学派景象不同，时至西汉，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继秦王朝之后，再一次步入大一统政治的历史阶段，逐渐开始从先秦多元化的“子学”时代向着汉代官学化的“经学”时代的发展演变，根本上进行着学术思想格局的新转换。这一方面让汉代学术日益失去先秦诸子百家所拥有的广阔的自由演生空间，无法继续孕育和催生出多样化的思想学派，但另一方面也因这种历史转换[JP2]受西汉前中期黄老政治影响存在过渡性的发展阶段，[JP]

使得个别性的思想学派仍能在利用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权力角逐的罅隙中，获得产生发展的地方性的契机和空间，创造出丰富的思想文化成果，显露出耀眼的学术光芒。而以淮南国为地域基础，由淮南王刘安及其众多宾客组成的“淮南学派”[ZW（][JP2]本文所言“淮南学派”是指汉代学术史上一个具有道家化立场的地域性的特定学术群体或组织。其不但有着明确的学派领袖人物——淮南王刘安，比较稳定的学术成员构成——以“淮南八公”为代表的淮南宾客群体，以及从事思想著述和学术文化活动的固定地域——淮南国及其都城寿春，而且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学术思想旨趣，尽管具体的学术渊源、观点和主张有所差异，但都以“道”及“道治”理念为整体性的阐论核心和思想、精神归依，体现出强烈的汉代黄老色彩，并且形成丰富的集体化的论著成果，对其活动的时代及后世都以群体化的方式产生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因“淮南学派”主要产生和活动于淮南国都寿春城，故此该学派也可如战国时期稷下学派，被称之为“寿春学派”。本文此处对“淮南学派”的界称，主要基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突出强调该学派的整体性的思想共识，但也并不否认和忽视其中因成员构成不同而存在的思想观点上的差异性，只是主张这种差异性无法取代和超越整体的共识性，对“淮南学派”的形成和存在不具有根本的解构意义。[JP][ZW）]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历史代表。不论是所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还是坎坷不平的学术命运，“淮南学派”都充分反映出汉代思想学派独特的发展轨迹、特点、价值及历史影响。

在现有的“淮南子学”研究中，与以往相比，学者们对“淮南学派”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在不断的增强，相关成果也在逐渐增多。但需指出的是，现有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不仅缺少对“淮南学派”的学术史概念的明确界称和自觉使用[ZW（]学界关于“淮南学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相关专著或博士论文的章节中，而且所使用的概念较为纷杂，并未能突显出特定的学派史内涵。除个别学者外（杨有礼：《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28页），大都没有使用“淮南学派”的概念，而是如“淮南学术集团”（雷健坤：《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开明出版社，2000年，第20-33页）、“淮南文人集团”（马庆州：《淮南子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页）或“刘安文学集团”（杨宁宁：《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食客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38-241页）、“淮南王国学术”或“淮南学术中心”（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25页）等。[ZW）]，而且更為缺乏从此学术视角出发，对《淮南子》思想内涵进行学派史分析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这里试图以“淮南学派”的学术史概念为核心，重新研探由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组成的特定的汉代学术群体，进而对“淮南子学”研究在该领域的薄弱之处有所改变和弥补。

一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的形成发展

汉代“淮南学派”的产生和形成，与历经文、景、武三朝的淮南王刘安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正是这位“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ZW（]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晁错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3页。[ZW）]的著名王者，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将“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ZW（]（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88页。[ZW）]的淮南国国都寿春，不仅使后者成为西汉前中期声名卓著的学术文化中心，堪称“第二个‘稷下”[ZW（]陈广忠：《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页。[ZW）]，[JP2]而且以自己为领袖，形成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成就斐然、影响深远的汉代“淮南学派”。不论是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看，还是从横向的历史形成原因看，“淮南学派”的产生都是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其不仅代表着先秦时期传统意义的学派发展的历史延续，而且最终也意味着这种学派发展的彻底没落和终结，折射出汉代学术从自由争鸣的“子学”时代完全转进到官学一统的“经学”时代的重大的迁变趋势。[JP]

先就纵向而言，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其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文、景、武时期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一是汉文帝时期（前164年-前157年），为“淮南学派”的酝酿形成阶段。文帝十六年，时为阜陵侯的刘安被复分为淮南王，与其弟衡山王刘勃、庐江王刘赐“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此时的刘安只有十六岁，尚处于少年时代。到文帝去世时，刘安已是二十三岁的青年王者。在初期为王的七年中，刘安初步展现出“辨达，善属文”的文学才能，曾向文帝“数上书”，并为后者“甚重之”。刘安此时也开始“招致宾客”，故“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ZW（]何宁：《淮南子集释·叙目》，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页。[ZW）]。因而，文帝时期可视为“淮南学派”的历史酝酿阶段。

二是汉景帝时期（前156年-前141年），为“淮南学派”的成熟发展阶段。刘安在此期间经历了景帝三年（前154年）爆发的“七国之乱”，并曾有过“欲发兵应之”的政治举动，但因淮南国相阻挡，未能实现。乱平之后，一方面刘安侥幸逃过汉廷中央的严厉惩罚，但另一方面实际也已引起景帝的猜嫌防范，这让刘安在政治上进入极为小心谨慎的时期，不敢有丝毫异常行为。也因此，刘安“自平息七国叛乱到建元二年这十多年间，政治上比较平静”，主要将心力集中在学术思想与文学著述上，而“淮南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作“《淮南子》的写作时间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来完成的[ZW（]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8页。[ZW）]。这部“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的宏大著作，是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ZW（]何宁：《淮南子集释·叙目》，第5页。[ZW）]集体撰述而成，在最大程度上能展示出“淮南学派”的学术群体特征和实际水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所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等文学著作，因其内容之丰富异常，在汉人中少见，故其中相当部分也应是“淮南学派”在景帝时期相对平稳宽松的环境中完成的。从“淮南学派”的历史发展来看，景帝时期虽是其政治压抑阶段，但却是这一学派最具学术研究与著述活力的阶段，《淮南子》应时而成，决非偶然，实际上是刘安为首的“淮南学派”拥有较为成熟的主客观条件的历史产物。

三是汉武帝时期（前140年-前122年），为“淮南学派”的盛极而衰阶段。武帝时期的刘安已步入中晚年，也是“淮南学派”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阶段。武帝即位之初，刘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为“上爱秘之”，而且“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ZW（]（东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45页。[ZW）]。刘安同少年武帝之间形成良好友善的政治关系，甚至出现“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ZW（]（东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ZW）]的融洽情景。这也是“淮南学派”借助献书之机，在汉廷中央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因为作为王者，刘安一切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宾客群体的智力支撑。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的“养士”行为，也为武帝及汉廷公卿大臣所熟知。但好景不长，建元六年（前135年）后，刘安与武帝及汉廷的政治关系日渐走向紧张，双方之间的猜疑隔阂愈来愈深。《史记》《汉书》所言刘安“谋反”事件的酿成爆发也即在此期间。与之同时，“淮南学派”也深受政治波及，经历了两次发展中的大动荡，以致走向衰落终结。

第一次是元朔六年（前123年），因刘安之孙刘建与其叔父淮南太子刘迁相争，前者“使所善寿春庄芷”上告汉廷“淮南阴事”，由“家变”引发“国变”，致使武帝及汉廷公卿大臣“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造成淮南国空前的政治危机。也是在此过程中，构成“淮南学派”的宾客群体，特别是其中的骨干成员，受到汉廷中央的严厉打击，使淮南王“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ZW（]（西汉）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90页。[ZW）]。这是“淮南学派”自形成以来，初次遇到的沉重挫折。

第二次是元狩元年（前122年），在武帝及汉廷公卿大臣的作用下，“淮南狱”终成：

[GK2！][HTF]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ZW（]（西汉）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3页。[ZW）]

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坐而死者数万人。[ZW（]（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第八》，第1424页。[ZW）][HK][HTSS]

就此，在西汉前中期存在数十年的“淮南学派”，因淮南国政治的剧变，成为伴随“淮南王安自刭杀”的牺牲品，沦于彻底衰亡的悲剧。可见，“淮南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国政治紧密关联，本质上就是西汉前中期诸侯王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产物，因此在现实中二者必然反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关系，其兴衰起伏过程高度一致。

再就横向而言，“淮南学派”在西汉前中期的产生形成，以及最终发展成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蔚为壮观的一大学派，这决非偶然，而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若深究而论，其要者有四：

一是汉初以来黄老政治推动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发展的历史前提。西汉王朝建立后，因社会經济受秦末以来长期战乱的影响，陷于严重的萧条凋敝状态：

[GK2！][HTF]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ZW（]（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上》，第1172页。[ZW）][HTSS][HK]

故统治阶层从汉高祖刘邦时起，便逐渐开始奉行“扫除烦苛，与民休息”[ZW（]（东汉）班固：《汉书·景帝纪第五》，第153页。[ZW）]的治国理念，力图推动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不断稳固王朝统治的政治基础：

[GK2！][HTF]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ZW（]（东汉）班固：《汉书·循吏传第五十九》，第3623页。[ZW）][HTSS][HK]

这种极为有利于广大民众的黄老政治，在实践中达到“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ZW（]（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第1543页。[ZW）]的积极效用，促使社会经济逐步得到全面的恢复，“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并进入兴盛的发展时期，实现“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ZW（]（东汉）班固：《汉书·贾谊传第十八》，第2222页。[ZW）]的良好状态。可以说，在黄老政治的有力推动下，汉初时期萧条凋敝的社会经济面貌为之大变，西汉王朝从汉廷中央到地方诸侯王国，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政治气象，这为其时学术文化事业的复兴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促使其走出秦王朝“燔诗书，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烬”[ZW（]（东晋）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后汉孝明皇帝纪下卷第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1页。[ZW）]以来极为衰颓的历史困境，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而在淮南国的发展中，刘安能“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甚至“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ZW（]（西汉）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ZW）]，如没有较为坚实雄厚的经济基础，实难以想象。从此意义来说，刘安时期的淮南国实际上也是深受汉初以来，尤其是文、景时期的黄老政治之益，这成为“淮南学派”得以产生、形成与迅速发展的重要的历史前提。

二是西汉前中期诸侯王国政治及学术文化兴盛发展的现实条件。为避免秦王朝因孤立无援而陷于败亡的历史覆辙，“汉兴，大封诸侯王，连城数十”[ZW（]（东汉）班固：《汉书·五行志第七上》，第1331页。[ZW）]，刘邦不仅分封亲子及刘氏宗亲为王，而且逐渐以同姓诸侯王取代异姓诸侯王，构建起新的家族化权力网络体系，以此稳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

[GK2！][HTF]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尊王子弟，大启九国。[ZW（]（东汉）班固：《汉书·诸侯王表第二》，第393页。[ZW）][HTSS][HK]

同姓诸侯王国的存在，成为西汉前中期极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对王朝的稳固发展起到突出作用，尤其是在特殊的政治时期，确实成为维系刘氏政权的重要力量：

[GK2！][HTF]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ZW（]（东汉）班固：《汉书·诸侯王表第二》，第394页。[ZW）][HTSS][HK]

诸侯王国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及作用，从汉初以来，便获得较大的存在活动空间，并受黄老政治的推动，在“各务自拊循其民”[ZW（]（东汉）班固：《汉书·荆燕吴传第五》，第1904页。[ZW）]的过程中，实现“国用饶足”的兴盛发展。与此相适应，诸侯王在汉廷中央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影响下，也发挥出“自治民聘贤”[ZW（]（东汉）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第2338页。[ZW）]的政治优势，日益推动各自王国学术文化事业的活跃发展，使西汉前期一时形成藩国文化繁荣的少见景象，特别是催生出吴、梁、楚、淮南、河间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强藩，其实际影响不但突显在王国自身，而且甚至强烈辐射到汉廷中央。而在这些文化强藩中，刘安时期的淮南国又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及影响，因为淮南国既有着自己以都城寿春为中心形成的闻名西汉王朝的学术文化中心，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其他诸侯国都罕有的著名学派——“淮南学派”。这一学派在西汉前中期藩国文化的发展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并且“著述最丰富，取得的成就最大”，是“其他诸侯王国无可比拟的”[ZW（]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第22页。[ZW）]。可见，汉初以来，诸侯王国所享有的较大的政治自由度和发展空间，以及藩国文化整体呈现繁荣的良好态势，对刘安时期淮南国产生和形成“淮南学派”起到现实的促发作用，也成为其长期得以存在发展的重要的社会基础。

三是淮南国都寿春较为突出的地理、经济、人文的地域优势。西汉前期淮南国在“全国之时”曾拥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等四郡之地，是位于江淮流域的诸侯大国，国都先为黥布时期的“都六”，后为刘长、刘安时期的“都寿春”，发生过一次重要的政治中心迁移。因黥布是“六人也”，故“六”是其故里，而黥布亦将此地长期作為苦心经营的根据地，从“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ZW（]（西汉）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第2599页。[ZW）]，至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ZW（]（西汉）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第2603页。[ZW）]时，始终如此。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ZW（]（西汉）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5页。[ZW）]，刘邦借机以亲子刘长取代黥布，用同姓诸侯王直接控制沟通王朝东西来往孔道的淮南国，进一步强化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格局。为减少黥布旧都的政治影响，更便于管控江淮流域的广大国土，刘长时期淮南国都迁至九江郡的“寿春”[ZW（]《史记》《汉书》虽未明确记载淮南国国都迁至“寿春”的具体时间，但《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上》中云：“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可知“寿春”为刘长时期淮南国国都，至迟在文帝之前便是如此。不论迁都是否由汉高祖刘邦决策完成，从黥布旧有政治影响、寿春位于淮河中游南岸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较为良好、以及战国晚期十余年曾为楚国都城的历史人文优势等综合因素考量，都会对汉廷中央将刘长时期淮南国都由“六”迁至“寿春”产生决定性影响。[ZW）]，将其作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刘安继父为淮南王后，尽管王国封地范围已主要局限在九江郡一地，只有原淮南国的三分之一，“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巢湖、肥西以北，唐河以东，凤阳、滁县以西的地区”[ZW（]陈广忠：《<淮南子>的倾向性与淮南王之死》，《江淮论坛》，1981年第1期，第82—88页。[ZW）]，但国都仍在寿春。

寿春作为淮南国都，对刘安时期“淮南学派”的历史产生、形成与发展，都起到极为有利的促进作用。因为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寿春位于淮河中游南岸地区，在汉魏时期始终突显出“地理之要，交通之便”，其“介于颍口（颍水入淮口）、涡口（涡水入淮口）之间，北入淮河既可顺流而下由泗水抵达徐州，亦可经由颍水、涡水北上中原；东北又有淝水自南而北注入淮河，则沿着淝水可达合肥，再经巢淝运河、濡须水即抵长江，因而其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形势冲要，北扼涡颍，南通淝巢，洵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ZW（]胡阿祥，张文华：《淮河》，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ZW）]；其次从社会经济发展看，基于极为优越的地理条件，寿春从“（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以来就得到迅速发展，“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日渐成为江流流域重要的社会经济中心，“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ZW（]（西汉）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第六十九》，第3268页。[ZW）]，可说是“江淮流域之富，莫过于寿春”[ZW（]陈广忠：《两淮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页。[ZW）]；最后寿春在战国时期就有着辉煌的政治地位，曾作为楚国最后的定都之地长达十九年，历经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等四位楚王，深受楚文化浸染，直至公元前223年楚国为秦将王翦所灭。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与寿春有着不解之缘。非但楚国定都寿春有其重要影响，而且其执掌晚楚政权时的许多重要活动也是在寿春进行，甚至考烈王死后，黄歇亦被李园伏杀于寿春的“棘门之内”。黄歇在战国时期最为知名的“待士下客，招会四方，各三千人”[ZW（]（东汉）王充：《论衡·儒增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25页。[ZW）]的养士行为，也对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产生深远影响。刘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俊以百数”[ZW（]（东汉）班固：《汉书·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第2167页。[ZW）]，其好客养士的实践行为颇有春申君之流风遗韵。所不同的是，刘安“招宾客著书”，其学术文化成就斐然，历史意义深远，非如春申君仅为一时之政治人物。从上可知，寿春作为西汉前中期的淮南国都，为淮南王刘安提供了较为突出的“地域”优势，使其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寿春的地理、经济、人文等有利条件，广“招四方游士”，特别是将来自东方的“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从而形成西汉前中期諸侯王国中少见的庞大多元的人才集团。这种丰富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成为“淮南学派”得以历史形成的重要的主观因素，也促使这一学术群体能够始终以集体性的论道方式、著述行为及智慧力量，对汉代学术思想产生深刻久远的历史影响。就此意义而论，毫无疑问，“淮南学派”亦可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被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寿春学派”。因为无“寿春”，则无“淮南学派”。

四是淮南王刘安的身世背景及其好书善文，喜立名誉的性格习尚。在西汉淮南国历史上，刘安是第二代同姓淮南王，也是最后一位，自其之后，淮南国历史便被汉武帝彻底终结。刘安与其父刘长，虽贵为王者，但却前后陷入所谓“谋反”事件，遭遇惨烈的悲剧性的政治命运，是西汉历史上少见的“父子反王”。 究其根由，是因为刘安及其父刘长，都是汉高祖刘邦的嫡亲后裔，都与西汉皇权有着至近的政治距离，所以极易受到皇权拥有者的文、景、武一系的猜嫌忌恨和防范打击。刘长之死，虽由于其桀骜不驯、破坏礼法，但更因其对西汉皇权所拥有的继承资格及可能性。刘安成为淮南王后，对其父的政治悲剧，抱有极深刻的警诫意识，一直试图避免重蹈后者的覆辙。刘安在为王期间，一反刘长“力能扛鼎”“骄恣”不驯的刚勇有为之风，始终表现出“尚文无为”的性格行为，“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政治上也只是迎合文、景时期的黄老政治，“亲行仁义”，“行阴德拊循百姓”[ZW（]（西汉）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3085页。[ZW）]，较少影响显著的政治作为。如果说有，那就是刘安一生将自己的政治发展主要集中在文治事业上，想由此“流誉天下”，实现“立言”于世的内在目的。故而，一方面，刘安自己“辩博善为文辞”[ZW（]（东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ZW）]，勤于著述，另一方面则极力“招致宾客著书”[ZW（]（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第1668页。[ZW）]，广泛开展学术文化活动，这也让其最终成为西汉历史上文化成就最为卓越的诸侯王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特殊的身世背景，虽然局限了淮南王刘安在政治上的实际作为，让其只能主要从事文治事业，以“文治”有为代替政治“有为”，减少来自汉廷中央的猜忌打击，但是，却也让“淮南学派”的产生更具有充分的历史条件，能够得到一位“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学术”[ZW（]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395页。[ZW）]的王者的竭力作用和促成，成为汉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概要而言，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在西汉前中期的历史发展中，事实上形成一个极具汉代特色的重要学派——“淮南学派”（亦可称为“寿春学派”）。这个学派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担任官职，只管讨论学术；都阐发黄老新道家思想；都有明确的著书目的”，因此，“淮南学派”不仅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还“集中了一批黄老新道家的学者”，其根本性质也“属于黄老新道家”[ZW（]杨有礼：《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第21—28页。[ZW）]。“淮南学派”的历史形成，归根到底，是西汉前中期大一统政治发展与学术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但也要指出，在此过程中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之间复杂变动的政治关系，始终起到直接的促动作用及影响。这让“淮南学派”的兴衰起伏并不决定于单纯的学术文化因素，而是内在与淮南国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同样难以逃脱大一统皇权政治的强烈辐射，只能成为其历史演进的碾压物。历史来看，“淮南学派”的终结，不但意味着汉代学术思想史上一个卓有成就的学术群体的彻底消泯，而且更代表着先秦以来传统学派的完全没落，以及西汉藩国文化与“子学时代”彻底衰颓。因为，如“淮南学派”一样构成规模庞大多元、学术氛围自由平等、著述成果丰富多样、时代特色鲜明突出、历史影响深刻久远的学术群体，在汉代及其后的中国学术史上，都实为少见，几成绝响。

二淮南学派著述成就的汉代学术史考察

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的“淮南学派”，在汉代学术史上有着极为突出的著述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最能體现集体性著作成果的学术群体之一。“淮南学派”的著述成就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代表性的反映，充分显示出这一著名学派所具有广博深厚的学术文化蕴涵，及其对汉代学术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视野来考察，“淮南学派”的著述成果几乎遍及汉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所有领域，并且都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也是汉代学术史上绝无仅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派表现。以《汉书·艺文志》为中心，具体而言，“淮南学派”的著述成就主要涵括：

第一，在“六艺略”[ZW（][JP]“淮南学派”对“六艺”的优劣得失及功能作用，有着深刻独到的汉代学术认识，并在《淮南子》中得到显著反映：“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何宁：《淮南子集释·泰族》 ，第1391-1393页）。而且，“淮南学派”还站在汉代黄老立场上，主张“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何宁：《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19页），要求破除“六艺”之间的学术界限及藩篱，既将其在更广阔的“大道”视阈中会通融合，“六艺异科而皆同道”，也将其在实践意义的“治道”层面上有所兼收并用，“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何宁：《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92-1393页）。“淮南学派”这种“六艺”观，不论是对班固《汉书·艺文志》“相须而备”（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第，1723页）的观点，抑或汉人“博贯六艺”“博稽六艺”的治学旨趣及风气，都有一定的历史影响。[JP][ZW）]的《易》类中，有《淮南道训》二篇，为“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所著，“号九师说”；此外，在《乐》类中有“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以上两书均亡佚已久，但后世学者仍蒐有《淮南道训》的辑本，如清代学者马国翰的《周易淮南九师道训辑佚》一卷。《淮南道训》是汉代易学的重要组成，为汉“《易》十三家”之一。其历史产生既是集体性的著述成果，也反映出“淮南学派”具有深厚的易学底蕴，并且“明《易》者”为其学派构成的重要因素。而且，“淮南”易学还有着明显的汉代道家化的倾向，是“《易》十三家”中唯一一个不以姓氏为书名，如《易传·周氏》《杨氏》《孟氏京房》等，而以诸侯国名及特定诠释视角来定名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突出了“淮南”二字的学派性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其解诠易理的道家立场与思想倾向。尽管“淮南学派”的易学著作仅此一部，但须指出，在“淮南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作《淮南子》中，也有着颇为丰富的易学蕴涵，不仅其“引《易》或与易学相关的内容，应本之于《淮南道训》”，“与帛书《易传》及《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易学古籍都有着十分密切的传承关系”[ZW（]刘大钧：《<淮南子>蕴<易>考》，《周易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2页。[ZW）]，而且“《易》理演绎的结果对《淮南子》深层结构的构成起了决定性作用”，深刻影响后者所具有的“文化包容意识，使各派学说、天地之理、治国之道平行竞进于书中”[ZW（]孙纪文：《淮南子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ZW）]。因此，“淮南学派”实际上也成为汉代易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以汉代黄老化“道家易学”的形式，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特色及价值意义。

第二，在“诸子略”的“杂家”中，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并署作者名为“王安”。此两书亦在《汉书》中亦被班固称之为《内书》《外书》，除此而外，据其所言，还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ZW（]（东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ZW）]。可知，《淮南内》《淮南外》及《中篇》等三部书并非是孤立之作，而是“淮南学派”着意构建的一个学术著述体系，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特征。仅《淮南内》《淮南外》就有五十四篇之多，已在秦汉诸子中属于篇幅宏大者，如合《中篇》而论，更为突出。这三部书中，《淮南内》即是现存《淮南子》一书，虽“已非刘安上呈武帝时（西元前139年）原书的文本。各篇不但文字有残缺脱漏，也有明显后人编辑整理的痕迹”，甚至可能“有其他先秦资料的窜入，有所谓《淮南子》中书、外书的内容”等[ZW（]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说明》，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ZW）]，但其“二十一篇”的基本的历史面貌还是有幸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并成为“淮南学派”最有代表性、影响力的思想论著。《淮南外》尽管篇幅更多一些，但佚失已久[ZW（]王云度先生在《刘安评传》中认为“《外书》”包括《淮南道训》《淮南王赋》《淮南歌诗》《淮南杂子星》《琴颂》等著作（《刘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13页），但此说不确。因为班固所言此《外书》即其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淮南外》，只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著书之一，说其“甚众”，是言其“三十三篇”的内容比较丰富，而非言其包括众多其他专门著作。如王先生所言的话，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便不会将以上诸书与《淮南外》区别开来著录，而是会统一著录为《淮南外》，也不再必要言及他书。故此，王先生实际上混淆了《淮南外》与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著其他广泛著作的区别，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ZW）]。与《淮南内》侧重“论道”不同，《淮南外》则主要体现“淮南学派”的“杂说”[ZW（]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页。[ZW）]，是其“论道”思想的更为丰富的学术知识扩展及延伸。淮南《中篇》以“神仙黄白之术”为主，是“淮南王安好道聚书”[ZW（]（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三十七》，第334页。[ZW）]的产物，体现出“淮南学派”糅合神仙思想、方术杂学为一体的著述内容，其内容应与《淮南外》的“杂说”相近，但偏于汉代道家的炼丹术、炼金术等技术性的实践内涵。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即是刘向之父刘德“武帝时治淮南狱”所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一书，因为后者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故“两书内容相同当为同一书无疑”[ZW（]王云度：《刘安评传》，第10页。[ZW）]。《中篇》在《汉书》中虽然具体提及，但却未明确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而且在后世流传中又被称为《鸿宝万毕》《淮南万毕书》《淮南变化术》《淮南枕中记》等。在“淮南学派”所有的论著中，《淮南内》《淮南外》及《中篇》所构成的学术著述体系最为庞大而重要，理论性、实践性也最强，是其“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ZW（]何宁：《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37页。[ZW）]的著述要旨的最显著的表现，也充分展示出汉代“子学”贯通天人古今之学的历史特色及气度。

第三，在“诗赋略”中，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等。西汉前中期，是汉代文学逐渐走向兴盛的时期，特別是“汉赋”这种“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发展的重要的孕育和奠基阶段，而“淮南学派”的文学实践对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淮南王刘安“好读书属文，喜立名誉”，“辩博善为文辞”，尤喜作赋，这带动“淮南学派”也形成浓厚的喜文善赋的风气，创作出有汉一代数量最多的汉赋[ZW（]（北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 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8页。[ZW）]，成为汉赋发展中极为引人瞩目的文学群体，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因其以汉赋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水平很高，故甚至于引起汉武帝及汉廷文人的重视，“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ZW（]（东汉）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ZW）]。但十分可惜的是，“淮南学派”的汉赋作品，因其坎坷曲折的学派命运，除《招隐士》《屏风赋》及仅余存目的《熏笼赋》外，几乎全部失佚。“淮南学派”的这种“创作群体的赋家化亦使《淮南子》具有了辞赋化倾向”[ZW（]孙纪文：《淮南子研究》，第229页。[ZW）]，让后者“深受汉大赋的影响，骈俪色彩极浓，赋体特征十分明显，不少篇目甚至可以当做汉赋来读”[ZW（]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168页。[ZW）]。汉赋化的论说方式，也成为《淮南子》道家哲学的重要表达特点，促其形成具有诗化意味的道家美学蕴涵，让中国古代“道”论继庄子之后，又一次深入实现了哲理性、文学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散发出内在的哲学美感。在诗歌方面，“淮南学派”的成就远没有汉赋突出，但也有采集淮南国民歌编纂而成的《淮南歌诗》，该书亦早佚。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著录情况来看，“淮南学派”的总体成就及贡献是十分突出的，完全称得上是汉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如其一样的充满创作活力、王者与宾客共同积极参与的文学群体，实属少见。仅与同时代的“《长沙王群臣赋》三篇”相较，便可一目了然。

第四，在“兵书略”中，虽未具体著录“淮南学派”的兵学著作，但在“兵权谋”二百五十九篇中，明确提到“淮南王”，对“淮南学派”在汉代兵学史上的价值地位有所肯定。事实上，《淮南子》中的《兵略》一篇，便可视为“淮南学派”的代表性的兵学著作，因为其内容完全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言：“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ZW（]（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第1758页。[ZW）]，所以即使是以单篇而论，也应当被看作为“反映了西汉初期兵学的状况”，并“对先秦的兵学成就给予了总结和发展”的“一部兵书”[ZW（]田旭东：《秦汉兵学文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18-134页。[ZW）]，具有可贵的汉代兵学史价值。

第五，在“术数略”的“天文”类中，有《淮南杂子星》十九卷。“淮南学派”的作者们具有深厚的古代天文学素养，尽管《淮南杂子星》一书早已不存，但《淮南子》中的《天文》篇，应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完成著述的，甚至可看作是前者的学术浓缩，而其实际内容也与《汉书·艺文志》对“天文”类著作的“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ZW（]（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第1765页。[ZW）]的学术界定，高度的吻合一致。从《天文》中，可充分认识到，“淮南学派”不论是对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天体运行规律，还是对干支纪年法形成运用，以及日食、月食、地震等反常天象的自然解释，都代表着“汉初天文学思想发展的顶峰”，“推动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对后世张衡等天文学家产生深远影响[ZW（]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8—319页。[ZW）]。

此外，尽管《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没有著录任何“淮南学派”的著作，但实际而言，“淮南学派”中的“方士之士”甚多，在此方面的成就相应也十分突出，其所著《淮南外》《中篇》都可在广泛意义上归入此类，尤其是“保性命之真”的“神仙家”[ZW（]（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第1780页。[ZW）]。这些“方技”类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最能体现“淮南学派”的道家化的杂学内涵，是淮南王刘安“服食求仙，遍礼方士”[ZW（]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6页。[ZW）]的历史文化产物。“淮南学派”这些“方技”类著作未能流传存世，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来说，不啻于重大的损失。

要论之，在“淮南学派”众多的著述成果中，班固《汉书》及《汉书·艺文志》中所提及的著作，最切近历史实际，也最可取信，能充分反映“淮南学派”在汉代学术史上的著述水平及成就。毋庸置疑，“淮南学派”是汉代学术史上最具研究及著述活力的学术群体，其广博多元的著述领域与成果，在汉代及其后中国古代学术发展中都较为少见，具有重要独特的历史影响及意义。还需指出的是，因历史条件的限制，班固在《汉书》中仍无法完全涵盖和著录“淮南学派”的所有论著，存在未见或未录的情况，如淮南王刘安的《庄子略要》《庄子后解》等重要作品。而且，在后世还存在一些托名“淮南学派”的著作，如《淮南八公相鹄经》《淮南王养蚕经》《淮南王草木谱》《淮南王食经》《太阳真粹论》《还丹歌决》等。这些著作虽不能视为汉代“淮南学派”的著述成果，但从中亦可看到，“淮南学派”由于是一个“包罗各种学识的知识集团”[ZW（]王云度：《刘安评传》，第13页。[ZW）]，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有着深广影响，故此也成为后世学者著述托名的重要的历史对象。

三藩国文化比较视阈中淮南学派之特色

对刘安时期的淮南国发展来说，“淮南学派”及其著述成果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着“为汉藩国”的地方性的淮南国文化，并显示其实际的发展状态及水平。因为，作为西汉前中期产生与形成的学术群体，“淮南学派”事实上成为淮南国文化发展的象征与标志，以其为中心形成的地域性的藩国文化，不仅有着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卓越的集体著述成就，而且更有着自身与众不同的学派特色，这在与其同时代著名的吴、梁、楚、河间等四大藩国文化比较中，尤能得到充分的突显。从西汉前中期藩国文化的现实发展来看，吴、梁、楚、河间与淮南等国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和区别，总体上可分为三种各具特点的文化类型：

一是以吴、梁为代表的文赋化的藩国文化类型。在西汉前期王国政治发展中，吴、梁二国均为著名的强藩大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前者是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即立国的汉初强藩，其都在吴（今江苏苏州），“维仲之省，厥濞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ZW（]（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3316页。[ZW）]，并且吴王刘濞是“高帝兄刘仲之子也”[ZW（]（西汉）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第2821页。[ZW）]，曾为西汉皇室祭酒，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后者则是淮阳王刘武在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徙为梁王后所立，刘武身份亦极为贵重，是“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ZW（]（西汉）司马迁：《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第2081页。[ZW）]。吴、梁二国由于国力较强，政治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诸侯王国，故在招致宾客与发展藩国文化方面，也都表现突出。

吴王刘濞在位期间，正是汉初政治趋于稳定复兴发展之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以故能使其众”[ZW（]（西汉）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第2823頁。[ZW）]，在王国政治发展中较有作为，为一时名王。刘濞也重视招揽文学之士，促进藩国文化的繁荣，“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ZW（]（东汉）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第2338页。[ZW）]，其中的邹阳、枚乘都是汉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文人，枚乘的汉赋代表作《七发》即成于吴王刘濞时期。汉景帝之际，因“吴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逆乱”[ZW（]（东汉）班固：《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上》，第1376页。[ZW）]，“首率七国，纷乱天下”[ZW（]（西汉）司马迁：《史记·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第1989页。[ZW）]，邹阳、枚乘等著名文士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先后离开吴国，投奔梁孝王刘武，转而成为梁国藩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七国之乱”平定后，随着刘濞身死国除，文赋化的吴藩国文化昙花一现，迅疾衰败。虽然吴藩国文化存时不长，但在汉初引风气之先，对南方诸侯王国产生一定影响。

继吴国之后，梁国在梁孝王刘武的推动下，积极招揽文学之士，以故“梁客皆善属辞赋”[ZW（]（东汉）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第2365页。[ZW）]，形成西汉前期规模与成就更大的地方性文学集团：

[GK2！][HTF]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ZW（]（东汉）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第2343页。[ZW）]

（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ZW（]（西汉）司马迁：《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第2083页。[ZW）][HTSS][HK]

其中邹阳《几赋》、枚乘《柳赋》、公孙诡《文鹿赋》、羊胜《屏风赋》等均产生于此时。不仅如此，梁国文赋化的藩国文化发展，在汉廷中央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吸引司马相如也曾参与其中，同梁国著名文士有所酬唱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促动汉廷中央与地方藩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GK2！][HTF]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ZW（]（西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第2999页。[ZW）][HTSS][HK]

在西汉前期文赋化的藩国文化发展中，梁国的成就影响远超吴国，唯有刘安时期的淮南国可与之相媲美。但不同的是，梁孝王刘武自身的文学才能，要大为逊色于淮南王刘安，并未留下相关的辞赋作品，其在梁国文学集团中只是发挥出资助者与组织者的影响，而缺少主导性参与的领袖作用。

二是以楚、河间为代表的儒学化的藩国文化类型。楚国在汉初原为著名的异姓诸侯王韩信的封国，但在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为刘邦通过政治权谋手段所夺，分割转封给其从父兄刘贾及少弟刘交，而韩信则失国贬黜为淮阴侯，“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ZW（]（东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第六》，第1922页。[ZW）]。可说，楚国与淮南国一样，都是汉初刘邦彻底解决异姓诸侯王国问题的历史产物。楚元王刘交是刘邦家族中少有的儒学之士，“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而“伯者，孙卿门人也”[ZW（]（东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第六》，第1921页。[ZW）]， 因此也即是战国时期“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ZW（]（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第3116页。[ZW）]的儒学大师荀子的再传弟子。刘交为王之后，在楚国推动促成尊崇儒学的学术文化风气，使之成为汉初著名的儒学化藩国。其在一方面礼敬儒者，“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另一方面甚至以儒学为家学，既自己从事儒学著述，“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也让其子继续跟从儒者学习儒家典籍，“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郢客即是后来的楚夷王）[ZW（]（东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第六》，第1922页。[ZW）]。在汉初儒学发展中，刘交时期的楚国是《诗》学重镇之一。由于形成良好的文化传统及底蕴，刘交后裔中也多有人材出现，其中就有“子政博学，三世成名”[ZW（]（东汉）班固：《汉书·叙传第七十下》，第4247页。[ZW）]的刘德、刘向、刘歆等人。

文、景时期河间国的儒学文化发展，较汉初楚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河间献王刘德是景帝之子，其为王二十六年，“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ZW（]（东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第2411页。[ZW）]，在位期间以“好儒”著称，对西汉前中期儒学的复兴发展，尤其是对儒家典籍的蒐集传承与古文经学的发展、《毛诗》《春秋》博士的设立，以及礼乐制度的研究及重建，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

[HTF][GK2！]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ZW（]（东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第2410页。[ZW）]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ZW（]（东汉）班固：《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第614页。[ZW）]

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ZW（]（东汉）班固：《汉书·礼乐志第二》，第1035页。[ZW）]

武帝时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间献王以考工补冬官。共成六篇奏之。[ZW（]（清）魏源：《魏源全集》第十六册《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四·礼政一》，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30页。[ZW）]

武帝时，河间献王德献雅乐。[ZW（]（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96页。[ZW）][HTSS][HK]

以刘德为首、以儒者为主的河间学术群体，实际上形成西汉前中期少有的地方性的儒学学派，这既使河间国成为当时著名的儒学文化中心之一，也让河间藩国文化带有远较其他王国浓厚的儒学色彩。正因刘德与“河间学派”在西汉儒学发展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班固称赞其云：“夫唯大雅，卓尔不群者，河间献王之谓与”[ZW（]（东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第2436页。[ZW）]。

三是以淮南为代表的黄老道学化的藩国文化类型。与吴、梁、楚、河间四国不同，刘安时期的淮南国在西汉前中期的藩国文化发展中，表现出极为显著的黄老道学化的历史内涵及特点，不仅成为诸侯王国中唯一以道家学术著称的代表者，而且在充分汲取先秦以来思想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包罗万象、广博丰富的杂家化形态。从汉初以来，淮南国虽然经历黥布、刘长等异姓、同姓诸侯王时期，但均主要体现出武质性的发展特点，其藩国文化的真正兴起发展与繁荣，直到刘安为淮南王之际才得以真正实现。如前所述，刘安是汉代诸侯王中极有学术文化修养与追求者之一，一生既“好术学”，亦好“招宾客著书”，有力推动著名的地方性学术群体“淮南学派”的历史产生和发展，使淮南藩国文化在西汉前中期王国中成就突出、声名卓著。又因刘安“好神仙”，“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ZW（]（东汉）王充：《论衡·道虚篇》，第106页。[ZW）]，故此也促使淮南藩国文化始终具有较为浓烈的道学化色彩，并充分体现出汉代黄老海纳百川、兼综百家的博大多元的文化取向及雄浑气象。

正是这种地域性的藩国文化类型的内在差异，让“淮南学派”根本不同吴国、梁国的文人化群体，以及楚国、河间国的儒者化群体，而是形成和显示出自身多方面的学术文化特色：

其一，跨地域性的多元复杂的学派主体构成。刘安时期“淮南学派”的形成及淮南藩国文化的兴盛发展，与其庞大的宾客群体的历史存在密不可分。作为诸侯王，刘安在西汉前中期以喜好“养士”著称，其在国都寿春“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继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之后，又一次在江淮地域形成著名的人才中心所在。与吴、梁、楚、河间大为不同，在刘安“折节下士”，积极“招怀天下俊伟之士”的作用下，淮南宾客群体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淮南学派”的主体构成，更为多元复杂，也更具有跨地域性。一方面，淮南宾客的人数众多，从刘安“招致英俊以百数”到极盛时期的“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群体规模在西汉前中期诸侯王国中堪称首屈一指，并且存在活动时间近三十年之久，跨越文、景、武三朝；另一方面，淮南宾客的群体构成也极为多元，不仅“多江、淮间轻薄士”[ZW（]（北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第618页。[ZW）]，本地化的人才内涵突出，而且招揽有为数不少的“四方游士”“天下方术之士”，还致力于“延致儒博”，甚至将“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在人才发展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跨地域性。深入而言，淮南宾客群体及“淮南学派”的构成主要包括四种要素：道学之士、儒学之士、方术之士以及其他游士（如墨者、文赋之士等），其中又以方术之士人数最多。[ZW（] 高旭：《论<淮南子>之“奇”——兼议<淮南子>为“淮南黄老道家”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8页。[ZW）]这种主体构成要素的多元性，使淮南宾客群体及“淮南学派”尽管体现出一定的驳杂性，但也造成其极为突出的人才容量，易于推动藩国文化走向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历史发展。也因此，“淮南学派”的学术文化内涵及成就极具多元性，能够成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ZW（]（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3289頁。[ZW）]的汉代黄老道学的集中体现者。

其二，跨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研究内涵。淮南藩国文化与吴、梁、楚、河间诸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跨领域的广博性、杂学性，因为支撑和推动淮南藩国文化发展的“淮南学派”在学术研究上几乎涉及汉代知识的所有领域（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并且大都有所著述成就。这种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发展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已然突破了地方性藩国文化的局限，成为与西汉大一统政治发展相适应的特殊的文化实践，充分显示出刘安与“淮南学派”的博大包容的文化气魄，这也让淮南藩国文化发展实际上能超越西汉前中期的其他王国，取得更为卓越的历史成就。“淮南学派”这种跨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研究特点，在其代表论著《淮南子》中就有着浓缩反映，而后者之所以能“以道家为主，集秦、秦汉之际思想大成”[ZW（]王云度：《刘安评传》，第159页。[ZW）]，成为秦汉时期中国学术文化承前启后的历史巨著，根本上也决定于此。

其三，王者著述与群体著述结合的学术发展。在“淮南学派”及淮南藩国文化发展中，淮南王刘安的历史作用始终十分突出，既扮演着淮南学术群体的领袖者、资助者与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也展现出积极参与和著述的学术个体实践。在西汉前中期诸侯王中，具有较为深厚的学术文化修养，并有所著述者，除楚元王刘交、河间献王刘德外，就属淮南王刘安最具代表性，而且其成就超越前者。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又因其父刘长勇武有为而死，故个性趋于文质化，崇尚道家“淡泊无为，蹈虚守静”[ZW（]何宁：《淮南子集释·叙目》，第5页。[ZW）]的理念，热衷于“招致宾客著书”的学术文化事业，试图以此让淮南藩国文化“争胜”于其他诸侯王国，使自身由“文治”有为的途径达到“流誉天下”的目的。因此，刘安在“淮南学派”发展中，不仅极力组织淮南宾客从事集体性的学术文化著述（如编著《淮南内》《淮南外》《中篇》等），而且自身也充分发挥“辩博善为文辞”的优长，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上取得突出成就（如著有《离骚传》《颂德》《长安都国颂》《屏风赋》《淮南王赋》《谏伐闽越书》《庄子略要》《庄子后解》等），既成为汉代诸侯王中著述最为丰富者，也成为“淮南学派”毋庸置疑的杰出代表。刘安这种个体著述与“淮南学派”群体著述紧密结合的学术实践，对淮南藩国文化的兴盛发展起到有力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也是淮南藩国文化在西汉前中期能够独领一时之风骚的重要因由。

其四，以黄老道学为归依的总体性学术特征。“淮南学派”及淮南藩国文化的发展，虽然内涵极为丰富多元，充分反映出西汉前期学术的杂家化、综合化的历史特点，但是从根本上看，汉代黄老道学始终是其核心内涵与旨趣所在，也是其学术文化的总体性特征。淮南国这种不同于吴、梁的文赋化发展及楚、河间的儒学化发展的学术文化路径，与刘安及淮南国自身所处地域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作为著名的文治王者，刘安为淮南王的数十年间，始终以“好道聚书”“好神仙”知名，身前身后均有喜招道术之士，修道求仙的社会形象：

[HTF][GK2！]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

（淮南王刘安）作道术之书，发怪奇之文，合景乱首，八公之俦，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状，道终不成，效验不立，乃与伍被谋为反事，事觉自杀，或言诛死。诛死、自杀，同一实也。世见其书深冥奇怪，又观八公之俦，似若有效，则传称淮南王仙而升天……[ZW（]（东汉）王充：《论衡·道虚篇》，第106—108页。[ZW）]

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术之士，能为云雨。[ZW（]（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五十四卷·舞曲歌辞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92页。[ZW）]

淮南王，好长生，服食练气读仙经。[ZW（]（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五十五卷·舞曲歌辞四》，第797页。[ZW）][HTSS][HK]

在学术思想上，刘安也秉持汉代黄老精神，以道家之学为归依，坚持“持以道德，辅以仁义”的根本立场，由此兼综先秦百家之学，试图“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深原道德之意”，“以道一以贯之而消除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冲突而采其精华、去其糟粕融会贯通，消化吸收而成为自己之体系而成一家之言也”[ZW（]李增：《淮南子哲学思想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15页。[ZW）]，因而其所编著“淮南学派”的代表论著《淮南子》中，即“能以‘道德一以贯之而成系统”，“融贯诸子百家而冶为一炉，归为一统”[ZW（]李增：《淮南子》，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6—7頁。[ZW）]。可说，淮南王刘安此种“好道”之秉性与治学意趣，因其特殊的政治、学术地位，内在地深刻影响和形塑了“淮南学派”及淮南藩国文化发展方向，使淮南国呈现出极不同于其他诸侯王国的文化内涵、特点和形象。

除此而外，淮南国自身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对其藩国文化的特定发展形态也产生重要影响。刘安时期的淮南国虽较黥布、刘长时期大为缩小，仅余一郡之地（九江郡），但其仍占据着淮河中游的有利地利，有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由于淮河流域是中国道家的源生地，而淮南国地域在战国中后期为楚国所兼并，尤其是寿春曾较长时期为楚国都城，成为晚楚政治文化中心，因此时至西汉，淮南藩国文化发展实际上受到淮河文化、道家文化与楚文化的多重影响，其中道家文化又为其主干与核心，这种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亦可称之为“楚淮文化”[ZW（]本文所提“楚淮文化”为特指西汉刘安时期淮南国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属于狭义范畴，与李霞在《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中率先使用的道家文化广义范畴的“楚淮文化”概念不同，后者着重从淮河流域楚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的视角出发，对先秦道家文化的形成背景进行揭示和界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而本文则主要是从西汉淮南藩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其综贯融合淮河文化、道家文化与楚文化的自然、人文因素，最能充分体现“楚淮文化”的历史内涵及特点，形成西汉藩国文化发展中一种特定的道家化的地域文化形态。[ZW）]，是淮南国的自然地理文化和人文历史文化的综合产物。也因此，淮南国本土具有较为浓厚的修道风气，淮南王刘安受其影响，进而以国都寿春及近郊八公山为基础，广为招揽“天下方术之士”“道术之士”，开展道家化的学术研究及修炼养生活动，最终推动“淮南学派”及淮南藩国文化走上崇尚黄老道学的发展路向，也使淮南国成为西汉前中期著名的道家学术文化中心与重镇。从上可知，“淮南学派”及淮南藩国文化的黄老道学的总体性特征，是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国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的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其历史表现的特殊性中实有其必然性，而此特殊性又成其文化发展根本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关键所在。

其五，深受皇权政治影响的悲剧性学派命运。淮南藩国文化的发展始终与淮南国自身的政治兴衰紧密相关，受到西汉前中期汉廷中央与地方王国政治关系的迁变起伏的根本影响。与吴、梁、楚、河间诸国相较，淮南国及其以“淮南学派”为核心因素形成的藩国文化的发展命运表现出极为浓烈的悲剧性色彩，难以避免地沦为西汉大一统的皇权政治碾压下的牺牲品，最终都变成昙花一现的历史存在。不论是“淮南学派”的产生，抑或淮南藩国文化的发展，都是淮南国政治演进中的历史产物。淮南王刘安对此二者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只是出于学术文化的兴趣，而更是有着诸侯王国政治的内在目的。一方面，刘安试图以学术文化的著述及成就，达到其以“文治”方式而有所王者作为的意图，实现“争胜”诸侯王国而“流誉”天下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刘安事实上通过“淮南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促进淮南藩国文化在江淮地域的崛起，以显著的文化自治性来展示其政治自治性，表现出其力图坚持和维护汉初以来诸侯王国政治体制与利益格局的内在目的。从根本上看，刘安这两种政治意图均与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强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易于造成地方性的“王权”政治对中央性的“皇权”政治的冲击与抑制作用，进而也更易于加剧来自汉廷统治者的政治猜嫌、防范和打压。在“淮南学派”的产生发展中，由“数百”而“数千”的淮南宾客集团的出现，以及淮南国的地域学术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虽然促使刘安时期的淮南国在西汉前中期大放异彩，但是也带来为“天子切齿”的严重隐患，可说是其愈兴而愈危。加之“淮南学派”作为“食客性”的宾客集团，本身就是服务于王者，为其出谋划策、竭诚效力的特殊的政治力量，因而实际上也必然引发汉廷中央的密切关注，变成后者强化皇权过程中极力打压的重要对象。故此，刘安在位后期，汉武帝先后两次借淮南国内部生变之机处心积虑地削弱淮南宾客集团，甚至不惜构织兴起株连上万人的惨烈的“淮南狱”，彻底消灭淮南宾客集团，也让“淮南学派”极盛骤亡，化为汉代思想文化史上短暂的历史云烟。

综上所论，以刘安为领袖、淮南宾客为基本构成的学术文化群体，在西汉前中期诸侯王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形成一种整体性突显出汉代黄老道学特质的学派组织，即“淮南学派”，并现实促成淮南国别具特色的藩国文化类型及兴盛。“淮南学派”的产生、发展及成就，是秦汉时期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尽管这一学派的主体构成因素颇为多元复杂，兼容道、儒、墨、兵、阴阳等诸家士人，以及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杂学化的“方术之士”“游士”，体现出极不同于吴、梁、楚、河间等国相对单一的文士化或儒士化的构成内涵。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汉前期浓厚的黄老政治氛围中，由于淮南王刘安的道家学术思想倾向与淮南国所处江淮道家原生文化区域的深刻影响，“淮南学派”始终表现出根本的黄老化的道家立场，试图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ZW（]何宁：《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63页。[ZW）]而“无不在焉”的“大道”哲学思维，破除门户之见的狭隘视野，对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先秦思想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地继承、转化与开新，在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地实现地方性藩国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因此，“淮南学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以一种特殊的藩国文化形式折射出西汉大一统意义的文化发展趋向及潮流，展示出同时代诸侯王国所少有的极为广阔通达的文化视野，而其所取得的为后者所难及的集体性、综合性的著述成就， 则充分证明：虽然“淮南学派”与淮南国、淮南藩国文化一道，受西汉皇权政治影响，未能持久的演生发展，但是毋庸置疑，多元、开放、自由、包容的“淮南学派”可称得上是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能够续流与追美于先秦诸子学派的可贵的历史存在。

Abstract：

Huainan School，composed of Liu An and his support staff，was famous academic school with distinct features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during Han Dynasty.The development of Huainan School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the stage of formation in the period of Han Wendi，the stage of prosperou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Han Jingdi and the stage of decline right after flourish during the period of Han Wudi.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It was influenced by the flourish of Huanglao Politics and academic culture，geographic and humanistic advantages of Shouchun，capital of Huainan State，as well as family background，talent and learning of Liu An.As was known in Hanshu：Art and Literature，academic works of Huainan School nearly covered all the fields of academic knowledge in Han Dynasty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Compared with other famous vassal state culture such as Wu，Liang，Chu and Hejian at that time，Huainan culture during the ruling of Liu An was characterized by Huanglao Taorsm，which was vital to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Liu An；Huainan School；Huanglao；Hanshu：Art and Literature；vassal state culture

【責任编辑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