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达到60多个，各国的政治体制、政治价值取向、社会制度、政治传统、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都不一样。政治的差异性、民族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复杂性等都会使“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产生相应的风险。

从沿线60多个国家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风险是复杂多样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类型。

1.政治风险

一是政治局势，它包括政治透明度、腐败问题、政治抗争问题等。“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透明度越高的国家，政局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也就越容易进行对外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中亚为例，中亚国家是总统集权制，政治家大多数仍然是原来苏共体制内的精英，苏共体制的弊端在今天中亚国家中仍然还有很深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透明度不高，因此常常发生政治冲突，这些政治冲突又与活跃在中亚地区的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解构中亚政治的一股洪流。从苏联解体之初的民族主义浪潮到新世纪头十年的“颜色革命”等，都对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了巨大冲击。政治透明度高，政治腐败的程度就比较低。从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来看，中亚国家都是严重腐败国家。执政者的腐败是在野政治力量攻击的主要目标。而政治抗争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不透明和政治腐败，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二是政权的稳定性。政权的稳定性，主要与政治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有关。当然，政治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又与上述政治透明度、腐败问题有关。中亚地区的总统集权制不容易形成强大的政治反对派，但当在野政治力量与民族宗教问题牵扯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派系斗争就会演变为民族宗教冲突。在这种情形下，政治冲突的烈度会更大。在东盟地区，新加坡是集权制，但它的政治透明度比较高，政局比较稳定。但是，印尼、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一直都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派，而且，每一次政治派系之争几乎都与腐败有关。当然，沿线的中东欧国家，政治派系之争基本上秉承了民主的妥协精神，因此这些国家相对稳定。但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则完全不一样。白俄罗斯是总统集权制国家，几乎没有政治反对派能够与卢卡申科抗衡。所以，在卢卡申科控制之下，政治稳定，但未来的政治风险比较高：强人之后的力量真空，往往是政治动荡的根源。乌克兰虽然有势均力敌的政治派别，但大国的博弈，以及各派对民主的精髓的误读，使其仍然沿袭“革命”

的方式來对待权力交接，所以，街头政治现象非常严重。中东地区的政治稳定程度则是另外一种情形，那里的政治风险一方面是恐怖主义搅乱主流政治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是大国因在中东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标准，从而产生一种对抗性的大国博弈。此外，这里的政治反对派国际背景非常复杂。

三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风险。不同年代的政治精英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在集权制国家，老一代的政治精英思想保守，执政的诉求更多地是从家族利益、集团利益来考虑。但是，新一代政治精英往往对此不满，特别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之中，新一代的政治精英都有在发达国家学习的经历，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例如，在格鲁吉亚，最初，萨卡什维利是谢瓦尔德纳泽原本就想尽力培养的对象，目的就是要维护总统集权制条件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是，萨卡什维利在欧美读书，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较深而“背叛”了谢瓦尔德纳泽。最后，他成功地获得了“颜色革命”的胜利。当然，后来的萨卡什维利也渐进地成为某种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中亚国家，前不久去世的卡里莫夫、现在仍然执政的纳扎尔巴耶夫、塔吉克斯坦的拉赫蒙等都是苏共体制内的精英，但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已经被逐下了台（如吉尔吉斯的阿卡耶夫），还有的仍然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但问题是，这些人年岁已高，政治精英的更替已经不可避免。这些国家新一代的政治精英究竟持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国家未来的外交取向。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研究但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这些国家在野力量中的青年精英的研究更是少得可怜。

四是政府履约程度也即法治环境状况。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来衡量，即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从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指标整体上都不高，中国大约是3.8，绝大多数沿线国家都在2.0～3.0之间，以色列和中东欧的核心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这个指数比较高。而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国（新加坡除外）这个指数都是偏低的。这说明沿线国家的法治环境普遍不是太好。

五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状况。沿线国家尤其是核心区域，与中国友好的国家，项目推进就比较容易，例如在巴基斯坦，中巴项目合作就非常顺利，包括核能合作、铁路建设的合作，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合作等都非常顺利。这是因为中巴是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哈关系一直发展比较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初就是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来的，这两个国家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尽管同是中国的邻国，印度的情况大不一样。印度与中国存在着边界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印关系的一个症结。印度对“一带一路”

的认知是非常复杂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消极的。印度一直想构建自己的丝绸之路建设，这不一定是对抗中国，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想抵消中国的影响至少是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基本上都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相反，对“一带一路”就会持保留意见。

2.经济风险

关于经济风险，这方面学术界很少关注，但也有一些研究。例如，有的从经济风险识别的角度来研究，即取相关经济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建立国别经济风险评估模型，并选取泰国历史上的风险迁徙状况对模型进行检验，之后提出控制国别风险的相关建议，以期为中国银行和企业“走出去”建设“一带一路”提供参考；也有的从国际投资风险因素来分析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因素，并认为汇率波动、共同语言、政治动荡、反华情绪与中国主权摩擦会影响OFDI，政府治理质量提高不能促进OFDI，经济自由度的提高会显著促进OFDI等。除此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受欧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走势普遍不好，宏观经济指标不理想。虽然这些国家都迫切希望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对这些国家进行项目投资以刺激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但是，宏观经济不好将对项目合作产生抑制。

另外，沿线国家的经济类型复杂，有的属于资源型经济，如俄罗斯、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有的属于资源稀缺型国家，如印度、中东欧等；有的是市场成熟的经济，如中东欧国家；有的是政府控制型经济，如中亚国家、俄罗斯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对经济合作的具体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也会对合作产生压力。

由于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精神”不高，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都比较低（指数普遍都在4.0以下，有的甚至在3.5以下，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是3.7左右）、经济竞争力比较弱（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基本上在中等偏下）、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劳动力素质低下，因此总体的国家创新力不强。鉴于此，“一

带一路”的经济面临的经济风险是比较高的。

3.宗教风险

关于宗教风险的分析，学界往往会把它与恐怖主义风险放在一起来研究。诚然，冷战后发生的各种恐怖主义事件大多与宗教的极端化有关。但是，“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宗教风险，一方面是指宗教的极端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包括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过程中由于不重视宗教因素而冒犯了宗教禁忌，从而导致宗教对经济项目的抵制，以及某些沿线国家宗教界对“一带一路”的误解、曲解而抵制“一带一路”等情形。不过，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一般是从国别来分析宗教风险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状况各不相同，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宗教作为一种变量，极大地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进程。其或许可以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形成文化区位优势，但其变量作用也具有不确定性，在一些条件下会由此产生宗教风险，进而引发宗教的“蝴蝶效应”。然而，很少有学者关注到由于民族国家政策不当而可能引发宗教纷争的情形，但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例如，苏联时期就推行一些过激的政策，认为宗教是“旧势力的残余”，并把无神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不恰当地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以至于在苏联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一些反苏共的行为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宗教民族主义的色彩。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既要防范不同宗教派系之间的纷争和宗教极端化倾向（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出现，又要防止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项目不恰当地诱发宗教矛盾。当然，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宗教风险主要还是在于类似于“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各种爆恐行为，这已经成为危害中东、中亚、南亚乃至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因素，而宗教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各种恐怖主义，不仅是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的公害，也是全世界的公害。因此，这是“一带一路”面临的最大风险。

4.民族种族风险

关于民族种族风险，主要是指民族种族构成的复杂性可能引发民族种族冲突。沿线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民族、种族构成十分复杂。中亚五国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数量最多的是哈萨克斯坦，境内有131个民族，民族数量最少的塔吉克斯坦也有80多个。民族构成的复杂性给中亚地区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浪潮迅速成为一股洪流，中亚国家正是在这种洪流的影响下而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然而，民族主义的洪流并没有因中亚的独立而静下来，相反，这股洪流继续揭开民族与民族之间仇恨的外衣，而使之演化为民族纷争与民族冲突。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后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合流，形成一种对中亚主流社会产生巨大消解作用的反建制力量。这两种情形都会导致中亚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的碎片化。在这种情形下，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逆轉，从解构联盟走向区域合作。即便在中亚各国内部，虽然他们是以民族主义名义而获得主权的，但各国民族政策都反对“民族自决理论”，而主张在保证国家完整统一的前提下实行各民族文化自治，并认为如果不公正对待少数民族的权利，“将会在民族自决权的掩盖下怀疑任何多民族的完整统一，分立主义将永无止境”。中亚各国不仅民族构成复杂，而且跨境民族也非常多。跨境民族实际上是把双刃剑，既有可能促进相关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但在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合流的情况下，跨境民族也会对相关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产生重大冲击。

5.文化风险

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也有较大的区别。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直接就是“一带一路”所面临的风险。

从研究来看，文化的风险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异质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不赞同亨廷顿的“文化断层线现象”和“文明

冲突”，但在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之中，并非只有文化融合的情形。相反，异质文化的冲突是始终存在的。因此，“一带一路”的文化风险在于：一是多元文化是否可以共存？“一带一路”沿线是文化荟萃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充分地体验到各种文化，如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文化，以及众多本土化的族群文化。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确发生了惨烈的厮杀，从而在欧亚大陆上以文化冲突的形式谱写了一部部悲壮的史诗。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亚为例，长期在这一地区活跃的主要是佛教文化和当地的民间宗教文化，在伊斯兰文化向东发展之前，这里各种文化的确是相安无事的。然而，随着伊斯兰教向东扩展，文化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与佛教之间的冲突。蒙古帝国虽然不是以文化的形式对中亚进行占领的，但彪悍的蒙古人的确是一度把伊斯兰文化挤压到它的诞生地附近的很小范围内。然而，15世纪到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使得伊斯兰教获得了复兴，并迅速席卷欧亚大陆的腹地乃至非洲，几乎把欧亚大陆腹地的所有宗教一扫而光，而伊斯兰教则在该地区一枝独秀。冷战时期，文化、宗教的纷争被冷战的阴影所笼罩，没有凸显出来。但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民族主义浪潮而来的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它们不仅挑战主流社会，而且也对其他宗教采取“清剿”的手段。佛教曾经在中国新疆地区非常盛行，这可以说是古丝绸之路最大的成就，不仅有鸠摩罗什等著名学者、僧人把佛教文化传到华夏帝国，而且也有大唐玄奘等到“西天取经”主动把佛教文化引入大唐。驼峰把异域的文化载入载出于古丝绸之路各地，那么，驼铃敲响的究竟是战争的号角，还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的相互聆听？

二是多元文化究竟是包容互鉴的还是相互拒斥的？文化、文明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不同民族会造就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文明都是世界文明之河的重要一支，总有它积极可取之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世界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古老的文明延续到今天，无论是以怎样的形式延续下来，也无论它在历史上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磨难，更无论它在历史上发动过什么样的战争与冲突，这些文明延续到今天都是有生命力的文明。它们都具有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因此，不同文明之间不能相互封闭，甚至相互贬低，而是应该在相互交流中进行相互借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是通过贬低别人来实现成长的，而是吸收外部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而实现成长的。

6.地缘风险

这主要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否存在地缘政治的争夺。冷战时期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争夺是十分激烈的，但冷战结束以后，欧亚大陆的地缘争夺并没有停止，尽管近期欧亚地区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相对平静期。这个相对平静期主要是三

方面的原因：

从俄罗斯来看，其主要的内部问题在于：一是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虽然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普京没有辜负叶利钦，的确给俄罗斯带来了复兴。在此情形下，政治稳定、社会福利水平有了保证，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二是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对俄罗斯经济的巨大冲击。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为了制裁俄罗斯，对国际能源价格进行人为控制；同时，美国还迅速实行了能源替代战略，改化石能源为页岩提炼，以至于国际油价雪上加霜，从140美元每桶下降到40美元每桶，严重地冲击俄罗斯经济。三是俄罗斯经济结构性升级问题，也就是从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从新世纪初提出以来并没有实质性的措施。

从欧洲方面来看，欧洲的内部问题在于：一是英国脱欧带来的后遗症效应。英国脱欧以后迅速在欧盟内部产生连锁反应，一些国家如荷兰、意大利等都出现了脱欧的意向。二是难民危机，难民危机不仅是社会危机，已经演变为欧盟的政治危机，欧盟能否找到解决难民危机的钥匙非常关键，否则欧洲一体化将会面临严重危机。三是欧洲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极右思潮，欧洲的极右势力发展迅猛并有绑架欧洲社会的倾向。如果极右势力主导欧洲，那么欧洲的悲剧也将是世界的悲剧。四是，欧洲经济从欧债危机以来长期陷入困境，始终没有走出阴霾。这也是欧洲右转的一个根源。

从美国来看，美国的内部问题在于：一是传统国力下降，使得美国整体性相对衰落的趋势难以遏制。美国雖然依然是无法超越的霸权国，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与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形成了一个对比。在此情形下，美国更加需要加强自身建设，特朗普的政策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形势。二是美国对外干预能力下降。美国由于号称在全世界都有美国的利益，所以历届美国政府长期来都倡导对外干涉主义。然而，传统国力的相对衰落和内部的各种问题导致美国对外部事务无暇顾及。更重要的还是，特朗普的个性化政治现象打破了美国传统政治精英的游戏规则，以至于美国社会一时难以接受，从而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但是，欧亚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争夺明流、暗流涌动，欧亚局势的不确定性非常大。这种不确定性也会引发各种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风险，尤其是各国内部的政治风险和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带来的风险。

7.项目风险

由于各国的国家体制、政治体制不同，在项目合作中会出现投资主体不明的情况。“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中国主要是国有企业，这就意味着主要是政府投资，而其他国家有的是联邦制，联邦政府与地方州政府在项目合作中会出现一些博弈的矛盾。例如，匈塞铁路就是一个典型，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对中国承建该铁路都表现得非常迫切，但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项目会受到欧盟的财政约束，所以进展不顺利。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另外，项目的实际收益与预期之间的差别，以及合作各方的收益不对称，也会导致合作受阻。再就是项目信用评估机构不健全，国际上主要信用评估机构是惠誉国际、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三大机构都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而“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三大机构对沿线国家信用评级的等级会影响合作的开展。最后，项目合作各方的心态，如有的急于求成，有的则漫不经心，这也会给项目合作带来不利影响。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