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多?莫拉莱斯著 谭肃然 谢国先

摘要：安第斯山地区的古柯叶贸易已经被新的可卡因经济所取代。社会学家埃德蒙多·莫拉莱斯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可卡因产业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意义。他试图给靠可卡因经济为生的农民们寻找替代的谋生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常常遇到意想不到的艰难。文章中对这些艰难有所描述，对从事非法活动的人进行观察时研究者将会面临哪些问题和危险也多有涉及。

关键词：社会学家；可卡因；经济

中图分类号：D99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2-0055-05

原编者按：出生在秘鲁的社会学家埃德蒙多·莫拉莱斯对麻醉剂及物质滥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并特别强调可卡因的生产和交易。1983年，他决定回到位于安第斯山区的老家，研究当地经济转型为出口型的可卡因生产和加工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可卡因及其衍生品，即通常所谓的“白金”，上世纪80年代已成为毒品；在秘鲁，新的可卡因经济已取代从前安第斯山地区的古柯叶贸易。

莫拉莱斯在研究中发现，安第斯山区的村民们已经依赖于世界性的可卡因贸易。一年当中，大多数农民都会在隐藏于丛林中的古柯叶加工厂里干上几个月。其他人把肉类卖给可卡因工厂的管理者们。看到这么多的食物没有运往贫困的高原，却被转运到丛林中去，莫拉莱斯很对此深感不安。虽然这些农民获得了现金收入，但是他们也对可卡因上瘾，并且无视他们自己村庄中需要迫切的社会变革。

莫拉莱斯的研究目标是，给靠可卡因经济为生的农民们寻找替代的谋生手段。要实现这个目标，莫拉莱斯需要分析可卡因产业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意义。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尽管他懂得克丘亚语并熟悉他所研究的民族的文化。他花了几个夏季跟高原上的人见面交谈，常常遇到意想不到的艰难。选自他1989年出版的著作《可卡因：秘鲁的白金》的这篇文章，对这些艰难有所描述。这个节选也说明，要对从事非法活动的人进行观察，研究者将会面临哪些问题和危险。

在1980年春天回老家期间，我决定按照学院的一位教授建议我的那样去做：“回家乡去观察社区的变化。”儿时在家乡生活期间和长大后多次回乡期间，我都没有走出过我出生的社区拉米林（Llamelin）的边界。青年时期，我是土著文化中的一分子；成年后再回来，我已经不能理解那些明摆着的事物。虽说我是当地人，但要成为研究安第斯山区的一名民族志学者，仍然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发现，要从社会和文化均与自己相同的人那里学点什么，或者要观察他们，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将专业训练的方法融入每天日常活动中，才有可能做得到。

在1980年考察旅行期间，我来到地区首府拉米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熟悉路线和地区的同伴。当地的一个摄影师自愿参加了这次旅程。接下来是租一匹马或者一匹骡子驮运东西，为至少两天的旅程准备一份危地马拉传统饮食，包括两只豚鼠、烤玉米，一些自制面包。我和同伴离开拉米林前往帕拉斯（Paras）。帕拉斯是我进行首次田野作业的社区。

在13个小时冗长乏味的骑马行走之后，我们在一个村子停下来。这个村子是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位教师推荐的，它是帕拉斯五个村子中的一个。在圣马丁的教堂，我们洗手并给马喂了水。教堂正对面有座房子，房门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几张海报。我们敲门，没有回应。我们听到这座房子的侧门里传出声音。有人注意到我们并出来问我们想干什么。他喝醉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只想要一瓶可口可乐，他回答说他只有酒，还说酒跟冷水一样好。我们准备的开水已经喝完了，得想办法找到解渴的东西。他问我们的名字，我们也问了他的名字。我们这才知道，他是帕拉斯五个村子的副村长。想到可以利用一下他的影响，我们就请他在这个社区里给我们找个人家，至少可以让我们在这户人家住一晚。他走进他朋友们商量事情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六个喝醉的农民站在我们面前。

他们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用的都是他们的头衔。他们是这个社区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每个人都对我们提问，问我们的身份、职业，特别是我们来帕拉斯的目的。他们要我出示介绍信，或带有我的照片和名字的個人身份证明，再不然，至少也得有一张介绍我们来这个社区的省里权威人士的名片。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我的学生证也没带。我向他们表明了来这里的目的并再三恳求他们相信我。我说我把证明都留在拉米林了，他们不信；他们也不相信我就是在这个省出生、在这个省长大的。

因为我不能提供身份证明，他们让我们“立即识相地”离开这个村子。这时天快黑了，我们没有地方可去。突然，总委员会的头儿对我同伴说：“我想我认识你。”我的同伴出示了他的摄影师证，但我的身份仍然是个问题。他们邀请我们离开村子前喝一杯，我们同意。我和同伴喝了酒，笑着看可口可乐的海报。这时我请地这些农民让我给他们拍张照片。我要他们作为总委员会的成员摆好姿势拍照。他们喜欢这个主意，几乎是齐声说道：“好呀，工程师。”然后他们希望我跟他们一起也来一张。我的助手刚拍完快照，我马上建议我们再喝一杯，由我付账。“这就对啦，工程师，”他们回答。当酒瓶倒空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刚才命令我们立即离开村子的那位老兄，邀请我们在帕拉斯时就住他简陋的家里，不管住多长时间都行。他希望我们长时间呆在帕拉斯。

索利斯一家给我们提供了他们家最好的房间，显然这房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居住了。我们占用他们家仅有的钢质床架。我们的床上用品包括四张羊皮，两床羊毛被子；羊皮和被子上尽是跳蚤和虱子，让我们觉得长夜难熬。我们离开村子的前一天，索利斯家杀了一头猪为我们准备了辞别午餐。他们选了几头最好的骡子，为我们把行李驮回拉米林。他们家的一个人甚至陪我们走了一个小时，直到我们从小路踏上好走的回程大道。

除了第一天遇到的困难外，我作为一个访客在帕拉斯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我有些迟疑地对他们说我是来自纽约的一名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并用克丘亚语跟他们交流。然而，他们一听到我用只有本族人懂得语言跟他们交谈，给他们讲笑话，讲童话，就对我报以无拘无束的大笑。他们接受了我这个访客。从那时起，他们举止友好，对我积极回应和配合。我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差不多成了他们中的一份子。好脾气、耐心，还有第一天的那瓶酒，获得了绝妙的回报。

1981年春，大约在我从纽约出发前一个月，我请我的委员会主席用西班牙语签署一封信，给警察局长、区长、市长、初审法官，以及该省教育厅长。在利马，我获得美国大使馆出具的一封介绍信，大使馆文化专员在信中说明我待在秘鲁的目的。这封信打开了公共图书馆（数量不是很多）、大学、博物馆等机构的大门。

有一次，我在该省首府（帕拉斯隶属于它）正式拜访了几位权威人士，我指导教师的介绍信就是写给他们的。他们又都把介绍信的抄件寄给其他镇子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他们我要去那儿，并要他们配合我的研究。

来到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居住的村子伊劳罗（Illauro），一年前认识的一位当地教师正在等我。他已经在靠近他居住的学校附近为我租了一所一居室房子。他让他的学生打扫了我的房间，并向多家人借来了床架、羊皮、被子和一张桌子。我带来了自己准备的睡袋。尽管一年前曾遭遇虱子和跳蚤，但我却没带任何杀虫剂来，因此免不了要生虱子。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吃早餐时，圣马丁（San Martin）村领导的代表团来欢迎我，还邀请我再次住在他们村子里。我向他们解释说，我不会只待在伊劳罗，也不会只待在五个村子中的其他任何一个村子里。我说我必须尽可能地访问每个家庭，我还说我住在伊劳罗的唯一理由是那位当地教师已经在那儿给我租了房子。得知我房子的位置（它离一位年轻漂亮的寡妇的房子仅隔大约二十五步），他们笑了，祝我好运，然后离开。

我计划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村长。我上次来时，他积极配合我，我当时就想，他会成为我最重要的报告人。但他改变了想法并拒绝合作。他建议我挑选另外的社区，以免跟当地人发生纠缠。他已私下提醒他的村民们，说我在帕拉斯是个危险，因为我“属于其他党派。”他还怂恿他们把我从社区中驱赶出去，因为官方并未批准我待在帕拉斯。他不知道我已经得到了省里的官方批准进行调查；得知我在方方面面都已经打通关节，他很吃惊。我的研究工作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

我本打算搜集历史及政治的资料，但见了村长之后我决定立即开始采访和观察老百姓。谁也没有不理睬我。幸运的是，在帕拉斯待了两周后回到拉米林时，我碰见了秘鲁人民党的一位国会议员，他来省里视察，并已经知道我的研究计划。这位议员邀请我参加拉米林的头面人物为他举行的一场午宴。午宴之后，我们仍在交谈，曾想给我制造麻烦的那位村长敲门。他来盛情邀请这位议员参观帕拉斯。这位立法者乘机问他为何不配合我的工作，并请他改变对我的态度。

进入田野跟被观察的群体直接打交道时，研究者或许得到政府部门庇护，或者把自己当做一位社会科学家。在本项研究中，我采用了第二个选择。任何官方支持都可能引起大麻烦，不仅因为社区成员对政府怀有敌对态度，而且因为社区成员之间存在冲突。

在我作为参与观察者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暂时成为社区的一员，但没加入任何一个政治团体，从而避免了承担双重身份。每天我拜访三五家人；其余时间就跟牧羊人和田地里的劳动者交谈，或者就做笔记。访谈中我说丘亚语，是为了让人们感觉更舒服，便于他们更自如、更准确地表达他们的感觉、观点、态度和想法。开始交谈时，我总是说几句恭维话，以便引起讨论或友好的争论。举例来说，我接近一位在自家地上放羊的姑娘或妇女时，就这样说：“你有这么大一群牲口，”或者“你站在自家地里，看上去真漂亮，”她们总是对我讲她们过去的故事，或者拿他们家跟他们认为土地多得用不完的那些人家做比较，算是回答。

有时人们会回避这个问题，问我为什么待在这儿。我告诉女人们我在“找一个姑娘结婚，”这会引出她们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土地多少等话题。男性农民们喜欢谈女人，于是我接近他们时就问“社区里是否有可追求的女孩，要知道，人人都说你们想追就追得到；为什么你们不给我这样的穷小伙儿留一个？”一些人会告诉我单身女孩的名字，或者只是对我笑笑。其他人会反唇相讥，说：“为什么你已经有了一位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寡妇还想要别的女人？”这个方法比手拿一份长长的调查问卷表敲门说“你好，我正在调查农民经济，希望你回答一些问题”效果好多了。

本项调查旨在研究帕拉斯农民社区土地改革和现代化的影响。我带去了一份基本问卷，以便获得该社区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资料。参观和采访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农民在收获之后就开始为一段长途旅行做准备。因此，我的计划必须改变。它需要跟上出乎我意料的现实情况。发现新的研究材料之后，我集中精力研究这个地方的山区农民及小镇里的报告人。我在调查中采用非正式交谈的方式，也避免直接提问，因为农民们对关于他们的直接问题非常敏感。

学位论文答辩之后，1983年夏天我大多待在秘鲁。这次秘鲁之行的目的是近距离研究跟地下经济有联系的帕拉斯农民，考察生产古柯和可卡因的社区，尝试跟这个行业的专家们会面并熟悉他们。

我前往毒品泛滥的社区，很多人把我当成了一个毒贩。他们不止一次给我提供数量可观的“上等货”，但我小心谨慎，既不让自己知道得太多，也避免直接或间接卷入毒品贩运。我之所以要小心翼翼，是因为我怀疑当地的大毒贩给我设了一个圈套，这些大毒贩是我的小学同学、高中同学，还有利马工厂的同事。对安第斯山区的老百姓来说我只是在继续做有关传统社区变迁的调查，但也有一些人怀疑我对别的事情感兴趣。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别的事情”不是调查而是“白生意”。

在每个检查站，警察总是首先检查我装相机的铝盒子。在许多社区，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外国人。他们用克丘亚语窃窃私语，说“天知道那个哥伦比亚人在那个闪闪发光的箱子里装了什么”。这类场合是谈论毒品生产和贩运的好机会。跟各种层次的人交往是我调查的基本方法。这个策略的缺点是它很耗费时间，并且只有谙熟对本地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者才能够使用它。

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我碰到来自我家乡附近一个村子的流動工人，他们正从瓦拉加河上游（the Upper Huallaga）回家。他们首次向我提供了制备古柯膏的细节。还有三位帕拉斯农民不仅告诉我可以进行研究的地点的名称和准确位置，还愿意跟我一起去丛林。高原某村的一位当地老师，请了假来古柯种植场工作，他也是跟我有直接联系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

我向北来到我那位当老师的朋友干活的小村子。我手头只有这位老师的亲属的名字和附近村庄的名字，还有一张标明了模糊方向的纸。我明明要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在别人告诉我该下车的地方下车，但我还是错过了该下车的地方，大约错过了两公里。我在一个有十来个人采摘古柯叶子的地方下车，然后往回走，来到我要找的房屋。我那位当老师的朋友不在家，他的亲属也不在家。照看小五金店的人对我非常冷漠。我向他打听这座房子的主人。他粗鲁地回答：“他不在。”

我的房东对当地居民说，我是他在利马的亲戚，来他们家做客，要待上一两星期。田野调查的开头那几天，我尽量熟悉环境，熟悉当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深入地认识这个地下经济和亚文化群，避免直接询问关于配方、比例、步骤、价格的问题。我尽量参与每天的日常工作或特殊事件，观察别人。举例来说，当地居民的一场排球赛后，我跟邻居们坐在一起喝饮料闲聊。他们老爱问我第二天计划干什么。如果他们建议或邀请我参观他们建在丛林深处的种植场或农舍，我概不拒绝。这些旅程通常要走几个小时，去秘密机场时走得更远。

在一个地方成功地待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会搬到其他地点。这个策略总会建立起朋友关系网。但是，如果我对一个地方并不了解，也不认识房东，我就绝不去这个地方。这意味着长时间的旅行，坐小车，乘公共汽车，搭卡车，或者步行。我在帕拉斯的农民朋友们帮助下通过关卡，翻越山梁，到达没有路政设施的地区。他们总是嘲笑我体力不行。步行更远时，我的旅行装备就只是一条破烂不堪的睡袋，一个烧开水的小锡灌，一些火柴，基本的药物，一个35毫米相机，外加许多胶卷。翻山越岭时，我们又饿又渴，只好在社区或单家独户贸然投宿。我们借口请农妇为我们做饭，就在我的农民向导的朋友或熟人家里过夜。这些人总是问我“你来这儿干什么？”、“你是哪里人？”我也总是告诉他们，我是拉米林人，拉米林就是我的家乡。有些人，特别是男人，还会提问试探我。我的回答总能让他们相信我的身份。

因采访场景、采访对象及所需信息的不同，实际的资料记录也不一样。高原上白天短，大多数人家没有电。只有买得起蜡烛、煤油灯、手电筒的人才可以用此类照明工具。所以，我在白天的谈话和采访结束之后立刻做田野笔记。傍晚和夜晚我常常跟村子里的邻居们闲谈。这样一来，看似不利的客观环境变成了一个有利条件。傍晚和夜晚的谈话和讨论是我复核收集到的信息的方式。

我的资料搜集涉及古柯叶经济，加工成本及过程，全国各地古柯及可卡因的国内外贩运。我对这个忙碌的地下市场的方方面面的知识，既来自直接观察，也来自亲身参与。因为我跟这些人关系亲密，有些天我甚至让他们允许我参观他们的工作现场。我会带几瓶啤酒、可口可乐或其它任何可以使我的访问变得轻松愉快的东西。头几次到他们工作现场，我克制自己不要多问，因为我察觉到有些人显得紧张，尤其全职生产可卡因的人。如同1980年在高原上的情形一样，耐心和好脾气换来了好回报。

这项研究既是求知和学术活动，也是一个用摄影进行表达的机会。如果说我的两种母语克丘亚语和西班牙语在资料搜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我的摄影技术也同样重要。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访问我的故乡，我就用摄影记录安第斯地区的人们和文化。数百张彩色幻灯片的底片详细记录了我在安第斯各国的活动和我对这些国家的认识。这项研究的影像记录本身代表了社会研究的一个全新维度。然而，如果人们不想被拍照，调查者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又会成为一个潜在危险，有时它使我遭人拒绝，带给我失望感和挫败感。

1973年我从纽约第一次回乡期间，我想给附近一个村子的人拍照。我看到两个正在放牧的农家男孩，他们照下来会很有趣。我用安有长焦镜头的照相机对准他们，这时其中一个孩子意识到我正在拍照。他俩发出尖叫并朝我扔石头。几分钟后，他们的父母和邻居们牵着狗、拿着棍子、带着更多石头出来了，他们认为我试图用枪打他们的孩子。1981年田野调查期间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农民要我用相机看看社区周围的山里有没有地下水。

在安第斯山区，我晚上的伙伴是磁带录音机；到了白天我肩上挂着的照相机就成了我的研究助手。它随时准备把社区里所发生的事件的片段和瞬间凝固下来。不过，说到照相和录音，就引出了一个伦理问题：研究者跟他所研究的人们接触时，是否应该让他们知道研究者在使用音像设备？安第斯山区的许多人都对拍照和录音存有戒心。先前说到的经历使我在随后录音和拍照时更为小心谨慎。

在制造可卡因的城镇和村庄看不到携带照相机的陌生人，因为并没有拍摄农场田园风光或与当地人合影留念的游客或访客。在违法地区，不管什么地位的人都不会愿意被人拍照。背着照相机的人也并非个个都像记者。另一方面，违法环境中的人也没有办法知道偶然出现的访客是查禁毒品的间谍还是卧底执法代理人。他们怀疑，把他们的劳动情形拍摄下来的人都是敌人。我们看到的此类照片或电影，要么是在警察保护下拍摄的，要么就是在镇压毒贩和搜索毒品时拍摄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此。这类照片和电影往往更加耸人听闻和充满偏见。因为不尊重、不关心被拍摄者，所以摄影者与被摄影者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此外，警察似乎原本就想展示毒品控制和根除计划多么成功，或者想告诉人们药物滥用多么普遍。

在绿色矿区逗留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在一个可卡因中心拍摄一个忙碌的星期天。我和一个农民朋友绕着主广场随意拍摄流动工人时，三个男人朝我们走来。他们指着我并问道：“你是外来者，是不是？”他们问我的照相机卖不卖。我回答说不卖。然后他们三人简单商量了一阵，并问我住在哪个旅馆。我告诉了他们一个低档酒店的名称。他们就建议我马上离开这个小镇，并且指给我看一条公园长凳，说有两个记者就是在那儿被枪杀的。那条长凳离我站立的地方也就几米远的距离。为了强调他们的建议，他们还说：“如果你不马上收拾包袱离开，你就会成为死亡统计中的下一个；如果你想活过24小时，就赶快离开。”

我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关心。他们请我喝杯啤酒，我同意了。生活不就是充满了“你好”和“再见”吗？1980年我在高原开始调查时遇到的事情在我結束调查时重复了。不过，这次我并没有像在高原上一样想办法结交朋友，相反，我放下手头的事情，绕过广场，离开了镇子。

注 释：

[1] 原文标题为“Researching Peasants and Drug Producers ”，译自Carolyin D. Smith and William Kornblum，ed.， In the Field： Readings on the Field Research Experience.该文节选自Edmundo Morales： Cocaine： White Gold Rush in Peru，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9.埃德蒙多·莫拉莱斯（Edmundo Morales）：秘鲁人，美国宾夕法尼亚西切斯特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黄祥深

文字校对：向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