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胜景

摘要：“海派”是一个在近代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画派，因受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画派成就了一大批近现代书画大家，也形成了其画派在花鸟画创作上色彩鲜丽、造型生动、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作为受“海派”绘画影响较大的张大千，在自幼习书作画中就受到了颇具“海派”风韵的母、姊、兄的熏陶，后跟随其兄，走进沪、江、浙等地，从寻师到融入海上绘画流派，张大千与“海派”名家及海派绘画之间已真正形成了渐入的紧密结合，这种因缘关系的成就也是致使其花鸟画风格形成并最终定格的重要因素。因此，追寻张大千在上海及江浙一带的行踪，探寻其与“海派”结缘的求索过程，对于进一步了解并掌握“海派”绘画对其花鸟画的风格形成的影响至关重要。

张大千先生作为上个世纪中国画界最有影响力的国画大师之一，在绘画创作、绘画理论上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古今互融，工写皆佳，精通绘画门类十分宽广，实在中国古今画史上极为鲜有。

根据张大千的学画经历及其大多留世的花鸟画作品风格来看，“海派”绘画对张大千的花鸟画创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充分说明张大千与“海派”的渊源关系非同一般，也正是在海上多年来打下的扎实的技法功底与实践经验，为张大千以后全面艺术成就的升华与涅槃打下了坚实的艺术根基。

一、溯谈“海派”的时代影响

“海派”，本指“海上画派”，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重要的绘画流派之一，主要是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一群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画家相互集结成的绘画团体，许多学者认为该画派前身荫袭了“松江”“华亭”画派的血脉，及后来的海上社团可为其延续，代表人物为“三熊”、“三任”、虚谷、吴昌硕以及后来的“海上四大花旦”等人。“海派”的形成因素是多元化的，是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客观造成的一种现象。其形成原因基本可以认定为三种：一是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商贾云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造就了海上书画艺术市场的繁荣；二是随着社会变革，西学东渐的盛行，为中西文化的碰撞创造了机会，传统文化陷入困境，许多书画艺术家或因生计所迫，或因艺术风格一致，被迫迅速云集，并结社组团，形成绘画流派；三是由于政治原因，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威和统治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从而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控制大大削弱，也为文人和画家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思想发展空间与文化形成环境。因此，“大江南北，书画士无数……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

“海派”绘画以花鸟画居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破格创新，流派自由，个性鲜明，重品学修养，同时又和民间艺术联系较深，能达到雅俗共赏；此外，善于借鉴吸收外来艺术，中西结合，洋为中用，作品讲究内涵充实，又突出象征意味，造型色彩华美而兼具实用性与现实性，在近代中国绘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具体的特征表现为：一、色彩的应用，逐渐趋于西洋化和民俗化，物体表现格外鲜艳，尽显大红大绿；二、表现方法上，与中国古代文人画家的不在于似、而在于意的取向渐行渐远，大多画家求真求实，甚至借鉴于西洋素描绘画的块面组合、焦点透视，进行了世俗生活化的创作表现。

“海派”绘画特征是海上绘画环境的一种时代被迫性写照，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大批游居海上的画家，也形成了中国绘画界对海上画派的一种认可与界定的标准。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海上画家沿袭其特征，保留有很明显的此时风格，这是一种师承与影响，自然不难理解。

“海派”绘画自出现以来，文化上可以南北通融、中西合璧，观念上可以古往今来，雅俗共赏，参与画家可以是达官贵人，亦可以是平民百姓，或是海、江、浙的绘画名流，或是来自中国南北方的绘画大家。“海派”是一个多元化的极具包容性的画派，其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海纳百川，这也可为“海派”最可贵之处。正因为此，此地便汇集了诸如吴昌硕、黄宾虹等影响近代中国画坛的国画大师，也因而更加丰富了“海派”绘画的艺术特色。

無论如何，“海派”绘画的环境基础，就这样被奠定下来，在中西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这样一个绘画流派群体就因此诞生，并逐渐形成了相对比较鲜明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为中国近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因此造成了上海、江浙之地汇集了一大批对中国近现代影响巨大的众多绘画名家的云集与交流，也为张大千后来的海上求师学习与“海派”艺术传承提供了平台。

二、张大千与“海派”的渐进渊源

（一）青年拜师，与“海派”绘画结缘的实现

张大千开启“海派”之门，一般学者认为是在1919年春，经大千二兄张善子的多方周旋，张大千从日本归来后，即踏上了上海求知的道路。其实不然，大千在两年前就已经走进了海上，只是时间较短，并未完全进入“海派”而已，这在1968年张大千本人接受采访时曾提到：“我十七岁即离开老家赴上海，当时我二兄在上海，我去上海见见世面，私心也就想留在上海学书画，可是家里不同意，第二年就遵从父兄的意思，到日本都去学染织。”也即是说，张大千曾经与“海派”绘画有擦肩而过的接触，只可惜似乎缘分未到，但这也为后来的他的“海派”求学埋下了种子。自从张大千20岁真正海上拜师并定居海上以来，先是求师于海上著名书法家曾农髯，并受曾师影响，大干习书的同时也遍临大量石涛作品。后经曾师引荐，又拜到另一著名书法家李梅庵门下，因受李师于八大的痴爱，心摹手追八大画作。张大干通过青年拜师于曾、李门下，标志了他与“海派”绘画结缘的开始，为其今后的学习“海派”到融入“海派”开启了道路。曾、李二师作为前清遗老，他们崇尚读书，痴爱书画，这对大千后天的刻苦学习诗书画不无影响，且二老富有珍藏诗书字画，也为大千的大量绘画临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可以说，张大千与“海派”结缘的起点是极其高的。并且大千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寄居上海及江浙一带，不但师从海上名家曾熙、李瑞清，同时又受李筠庵的影响，与众多名师近距离地接触，朝夕相处，使他深得“海派”前贤的精髓，以致于几年后其仿石涛册页竟能瞒过前辈黄宾虹并让其高价赎买，甚至有人冠以“青年石涛专家”的称号。除了天赋之外，由此可见张大千很珍惜海上的结缘，从师学习他是极其勤奋的。此外张大千又与汪慎生、陈半丁、张君秋、王个移等人结交，通过后来的书画交往，使其逐渐受到影响，绘画风格则不知不觉地摒弃了少年随母学画时暗含的民间趣味与图式，尤其是花鸟画的笔墨表现上更加体现出“海上画派”的绘画特色，已完全走进了“海派”个性化一路的文人画风格。其间，他大量临仿了八大、石涛、徐渭等人的花鸟画作品，比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临八大木瓜》，1928年在上海所画的手卷作品《临石涛设色山水》，1932年的作品《仿青藤石榴》，1933年在苏州寓处所作《仿陈汝循四季花卉图》，1936年又在苏州网师园创作《艺菊图》。

（二）雅集上一鸣惊人，得到“海派”画界的认可

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是闻名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艺术名流汇集的重镇，“海派”绘画吸引了来自大江南北无数的艺术家前来交流学习，同时竞相举办画展，参加雅集。张大千来到上海的最初时期，只是一个勤奋的绘画学习者，虽然其绘画天赋早已被当时一些名家所熟知，甚至有人急切地想一睹真容及其绘画之才。但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在众多前清遗老及黄宾虹、吴湖帆、冯超然等大师云集的海上，初到上海未几年的张大千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事实上，自古少年英才不让须眉，年少的张大千正是因为有了一颗急切学习的心及少年才俊才有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加上他本人的绘画天分和后天不懈的努力，他幸运并勇敢地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并且技惊四座，从而得到“海派”画界名流的认可。那是在1924年的秋天，刚到上海五年的张大千，在其兄张善子的推荐和带动下，参加了赵半跛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由当时集聚在上海的文人墨客参加的“秋英会”第一次雅集，大家或吟诗或作画，“这个画几笔，那位题几句，甚至互相指定，出题目……”，以抒雅兴。在众人的鼓动下，张大千竟当场提笔铺纸，当着时下众多名士之面，山水、人物、花卉、动物等各种题材的绘画，工笔写意皆一挥而就，且古气十足，笔墨情趣尽露无遗，“不仅要我绘画，又要咏诗、题字……”，诗、书、画三绝的张大千，顿时震惊了在座的名家。后来，又经上海、江、浙等地媒体报道，海上的绘画界从此知道了一个青年才俊——张大千。从此，画界内一再盛传“崭露头角”“一鸣惊人”等诸多赞誉之词，张大千亦被公认为当时上海文艺界的“后起之秀”。随后在1925年，经过多方筹措，也是得到其兄善子的大力支持，在李秋君的主持下，张大干又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内尝试着举办了他平生第一次画展，共展出了一百多幅作品，同时他以每幅作品二十元大洋进行公开出售，没想到开展没有几日，他的所有作品竟然售罄。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张大千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已有立足于海上的绘画实力，他的绘画能够得到海上绘画界的认可，也决定了他已成为海上画派的一分子，从而更加坚定了大千内心中血战上海、与“海派”绘画结盟的决心，也为张大千铺就了一条绘画发展之路。

（三）办展结社集会，渐融“海派”并名显海上

随着清末社会的变革与文化的碰撞，传统绘画陷入困境，云集上海的艺术家们为了实现中国绘画的振兴与促进个人画作的销售，从“题襟馆”开始，上海等地的结团组社的现象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社团之间互相交流，并经常性地组织不同规模的书画活动，这些活动的策划者，大多是海上影响较大的书画名流，比如：1900年，李叔同与杨小楼发起组织的海上书画公会，成员囊括了诸如任伯年、高邕等海上名家，并编印了《书画公会报》；1909年，高邑、杨逸等发起创立的豫园书画协会，协会经常性地定润格，筹善款；1910年，陆廉夫等诸人发起的上海书画研究会；1912年，黄宾虹筹办的贞社；1915年，刘海粟等美院教师创办的东方画会，他们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对“海派”绘画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使众多海上画家彼此之间得到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多个社团共生，形成了多种绘画艺术风格，也因而造就了“海派”绘画艺术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

伴随着这种结社氛围的盛行，已经在上海小露头角的张大千，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了结团组社活动的一个重要成员。1924年，与二兄张善子一起加入“海上书画联合会”，并正式启用“大风堂”画室名号；1925年，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首个个展的成功，在上海绘画界引起极大的轰动，从此开启了大千上海职业画家的生涯；1927年，与二兄善子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艺苑研究所”，随后，兄弟俩又一起参加了“寒之友”画会；1928年春，与张善子、俞剑华、黄宾虹等人组织“烂漫社”；1929年4月，与张善子一起携大风堂珍品参加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同年冬，又参与筹备“蜜蜂画社”；1931年，参加上海“曾李同门会”；1932年，与张善子、吴湖帆等筹备成立“正社书画会”；1934年4月，被聘为《美术生活》社刊的“特约编辑”等等。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办展结社集会活动，张大千结识了海上所有的绘画名家，从而真正融入到了“海派”这个繪画环境，并完全被海上画派所接受，甚至被公认为“海派”新一代最有希望的杰出代表人物。

（四）几经“入海”与“出海”，与“海派”形成终生难舍难分的关系

张大千对“海派”绘画的接受是一种渐进的形成，从最初通过二兄张善子来海上寻师求学，其迈进了“海派”的大门，到后来多年的办展结社集会活动，让他与“海派”众多书画名家有了近距离地接触，也让他真正融入了海上绘画的大环境。但在多年的海上办展结社集会的经历中，他明显地认识到，能够真正融入“海派”绘画并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派”代表人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不光要能“入海”，还要能“出海”。这需要他大胆地走出去，寻找一条属于他自己的“海派”绘画之路。为此，他不断地走进上海、江浙之地，又不断地离开，在二兄善子的扶持下，与全国诸多绘画名家联手，不断地参与大量的各类书画社团与展事活动，多年的几经“出海”与“入海”，扩大了他的绘画视野，也逐渐地加深了其对“海派”绘画的理解，并最终向一个成熟的“海派”名家的方向迈进，如：1931年，与二兄善子一起奔赴苏州并蛰居网师园，开始此期的艺术创作；1932年春节，邀章太炎、叶恭绰等相聚网师园，随后，又赴北平颐和园小住时日，11月，又前往岭南，游玩罗浮山、鼎湖、阳朔；1933年，应徐悲鸿邀请，去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934年4月，赴北平，居住听鹏馆，9月，前往陕西，游华山；1935年6月，至汉口，参加“汉口市美术展览大会”，9月，又赴北平，举办“张善子张大千昆仲画展”：1936年1月，与张善子应邀赴天津永安饭店举行联合画展，7月，在天津举行“张善子张大千扇面绘画展”；1937年1月，前往黄山参加黄山天都文物社主办的时贤书画展览，4月，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随后，又与谢稚柳等人同游雁荡山；1937年，辞去中央大学教授，前往北平，闭门谢客，专业创作，8月，在北平被日军羁留一年之久；1938年，又赴上海办画展。近十年间，他的足迹遍及中国主要的绘画发展的不同地方，接触到了不同的绘画名家，尤其是与溥心畲、汪慎生等人的深入交往，对他的绘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深深体会到南北方不同的绘画氛围与绘画风格，每一次海上的出与入，都会让他思想上产生碰撞，他不断地思考“海派”绘画与其绘画风格的优势互补之处，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张大千“海派”绘画技艺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加强了他与“海派”之间那种难舍难分的关系。同时他通过思考，也在不断地形成自己理解的“海派”绘画，为最终担当起“海派”的代表人物而做出了努力。

总之，从“入海”到“出海”，张大千与“海派”最终结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海派”绘画包容万物的文化与精神也早已融入到了张大千的绘画里，通过不断地学习与思变，他逐渐完成了“海派”的走入与走出，并最终形成了具有张氏风格的“海派”花鸟画画法，这种割舍不了的流派情感与绘画大师的精神涅槃，最终伴随了张大千一生，超绝的艺术成就与伟大的艺术影响力也足可以证明大千先生的确是“海派”绘画杰出的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