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兵

摘 要 当代科普由学校、媒体、科技馆及各级科协共同承担。在中国，这些科普主体虽然都有各自的担当，但它们之间的协同作业及集合效应却有所欠缺，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建设的滞后，从而缺乏社会整合。缘于科学发展观的带动，当前中国科技馆的建设蓬勃兴起，但多为政府推动，由社会内在需求推动的因素较少。然而，科普所具有的教育、娱乐、传播等诸多社会功能，很难依赖政府来实现。民间力量的介入、学习氛围的形成，应当来自于社会本身的成熟与完善。

关键词 科技馆 科普社会化 社会整合

0 引言

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法》明确提出了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开展科普工作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创造一个“政府支持、科协为主、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局面。目前，我国的科普工作确实发生着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支持”、从“社会动员”到“社会参与”的转变，这符合当今世界科普的潮流与方向。但是，“社会参与”以“社会建设”为基础。由于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参与的水平远远达不到理想的程度，科普社会化的进展缓慢。究其原因，要从“社会整合”这个概念说起。

1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及社会整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建设寄予厚望，强调“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其实，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有着较为紧密的社会关联及较强的“社会粘连性”，即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说的“社会整合”。

所谓社会整合，是指社会不同要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过程，亦称“社会一体化”，它与“社会解体”、“社会解组”的概念相对应。郑永年先生针对当今中国现状提出了“保卫社会”的口号，他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经济主义的国家战略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分化甚至解体，群体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种种危机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社会必将暴力化，国家将难以长治久安。[1]这里讲的“社会”，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它能对群体矛盾与裂隙进行缝合；这里讲的“社会”，相当于发展的“清道夫”，它能促进群体合作，走向观念的统一与创新；这里讲的“社会”，是一个资源的“共同体”，大家各司其职，但有着相对一致的价值标准，能够达成资源的共享共生。总之，“社会”是群体的“粘合剂”、发展的“清道夫”与资源的“共同体”。判断社会的存在及“存在感”的强弱，要看其粘合的强度、清道的效率及资源共享的程度，其总的表现可用“社会整合”一词来概括。

广义上，“社会整合”分为几种：有买卖关系构成的市场的整合，遵循“生存”的法则；有自上而下施压的政府的整合，遵循“权力”法则；也有普通民众凭着自己的兴趣和圈子组成的整合，遵循“自由”的法则。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整合”是狭义的，不包括“市场”与“政府”主导下的整合，而仅指群众自发形成的整合。这种整合的运行规则简单明了，或许谈不上“公平正义”，不过“来去自由”、“老少无欺”。理论上，这种遵循“自由”法则的社会整合，与遵循“权力”法则及“生存”法则的社会整合相比，社会粘连性更强，运行成本更低。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生存”起来不简单，那么赢得权力和保护权利的法则也不简单；如果官方的权力法则不简单，那么民间社会的组织形式也不会简单。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民间）社会虽说是“无为而治”，但其实并不简单，所以我们才会有“做人难”、“做好人难”的感叹。我们痛恨那个“盘根错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希望尽可能地消灭其中的“封建”元素。但是，百多年来的政治与文化运动到底将“封建”的东西消灭了多少呢？民间社会恒久运转的一些“老例儿”倒是改变了不少，但现代社会的雏形却“将立未立”，就像农村的婚事与城市的“AA制”，规则“模糊”的同时，带来很多操作上的“麻烦”与“复杂”。

笔者以为，在社会人群聚集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没有一些简单明了的法则让它运行，那么这样的“社会”形同虚设。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并不存在，只有由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或由业缘关系形成的“同行”，诸如此类的“小圈子”作为社会的替代物孤立地存在。反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按照简单明了的法则运行，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局限于“家族”，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小圈子”，而是将各种要素融合在一起的“大圈子”或“超大圈子”，这样就可能有更充分的流动性、更充足的组合关系及更充沛的“正能量”。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转型，社会建设的步伐比较紊乱，在打乱了原有社会运转的基本法则的同时，没有及时建立新的社会运行法则，导致社会体系发育得尚不成熟，从而使得“社会粘连性”不够，“社会焦虑”增加，“社会合作”的意愿减弱。社会从总体上说缺少“整合”能力，这也难免影响到科普的社会化及其推进效果。

2 问题的提出：当代中国科普力量的整合

一般来说，学校、媒体、科技馆、各级科协是科普的主体，“无论是学校、媒体、科技类博物馆还是科普活动，都不能互相替代，它们发挥各自在科学教育上的优势，又互相补充，形成了当前科普教育的四大支柱。”[2]学校与媒体在科学教育上的优势是借助于正当的教材、正确的文本、正规的渠道对特定的受众进行正面的、系统的教育。科技馆、各级科协牵头组织科普活动的优势是科学知识的传播简单快捷、形象直观，有较好的互动性。总体来看，我国在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科技展示与专家宣讲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至于如何“互相补充”，这就涉及当代科普教育四大支柱力量的社会整合问题。

2006年，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中国科协共同发起的“科技馆活动进校园”，是科技馆与学校科学教育衔接的一项有益探索。2011年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年）》中明确提出重点任务：发挥科技场馆等科普教育基地的作用，开展“大手拉小手”科技传播行动、科技专家进校园（社区）、走进科学殿堂等活动。可见，国家已经从政策上高度重视科技馆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各级部门也在不断总结推广“科技馆活动进校园”的试点工作经验。但是，这样的实践活动及推广，大多停留在较浅层次，随意性较大，目的性不强。科技馆的教育培训与学校的科学教育有重复之处，且受经费限制，活动的开展不连贯、不定期。另外，科协与媒体之间的深度合作趋于停滞，粘连趋于常规化、模式化，没有足够的“亮点”带动大众对科学的兴趣，反而让一些负面的、伪装的“科學新闻”占据头条。

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科普教育四大支柱的粘连性不够，并试图加以改进，但却并不能恰当地实现各科普部门之间的衔接。究其原因，源于社会的不成熟、不规范。当老百姓没有基本的社会常识，又有很多“社会焦虑”的时候，他们往往把科普视为“儿戏”，甚至当成“忽悠”。加上社会正义缺失，则很容易将社会上流行的“不敢做事”、“不愿做事”、“不能做事”的不良心态带入科普工作。大家认为“社会太复杂”，从而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尽可能地开脱自己的社会责任，相互之间缺乏社会信任。这就导致社会的“板结与硬化”——不想粘连的硬生生地粘连在一起，想粘连的怎么也粘连不上。

学校、媒体和科技馆这些分属于教委、科委、新闻出版、文化广电等部门的机构经常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种局面所造成的困境是有目共睹的。打个比方，人的脑容量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让左右脑信息密切交换的“脑桥”作用，同时还有作为辅助手段的“间脑”开发。倘若没有“脑桥”与“间脑”实现脑的各个功能区的粘连，则脑的智慧便得不到发挥。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更多的流动的“元素和细胞”，来显示“脑桥”与“间脑”的存在，从而把科普的“四大功能区”有机地整合到一起。

3 没有社会，如何整合？

在“社会”中流动的“元素和细胞”指的是什么？根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上不断流动着的有：相当于“经济资本”的“资金流”、相当于“文化资本”的“意识流”、相当于“社会资本”的“上流”与“下流”的机制与动力。“资金、观念与人才”是社会中流动的“元素”，“资金回笼、观念提升与人才吸纳”的机制相当于社会的“活的细胞”。在科普工作中，要出科普文艺精品、要有先进的布展与传播理念、要吸纳最优秀的人才，都离不开“社会”中自由流动的“元素和细胞”。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资金”，指的是“社会资金”；这里的“观念”，指的是“社会观念”；这里的“人才”，指的是“社会人才”。也就是说，我们的科普事业要有更多的政府资助、财政拨款以外的社会资金，要形成全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从事科普的观念，要有笼络更多社会精英加入到科普阵线的方式、方法。所以这些的基础，在于“社会建设”。

研究表明，“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普场馆都有比较多元的经费来源结构，首先是各级政府重视科普场馆的建设，进行适量投入；与此同时，政府恪守‘费用分担原则，鼓励科普场馆根据自身的性质从企业、民间基金会、公益性基金会等其他社会渠道争取其余所需经费，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以政府的支持为催化剂，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科普事业。”[3]而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以上海17家专题性科技馆调查的数据为例，可以发现，上海科普场馆运行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政府资助、主管单位拨款和门票收入（占98.76%），而社会团体、个人的捐助以及其他收入所占的比例很低（占1.24%）。”[3]不仅如此，我国“对科普场馆的运行管理绩效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和方案，从而导致许多场馆‘重建设、轻管理、‘重过程、轻绩效，有的甚至‘只建场馆，不见科普。”[3]

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一个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组合决定了家庭成员的未来发展；从科普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组合决定了未来科技的实力。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能打出有力的“组合拳”，通过税收、种子基金等政策吸纳经济资本参与科普事业，得到相应的“资金回笼”；通过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提升社会各行业的水平与从业人员的素养，达到“观念更新”；通过引导社会精英人士贡献知识、传播知识，达到开放式的“人才吸纳”格局。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打不出这样的“组合拳”，体制的瓶颈与改革的阻力都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人士倘若感觉不到可靠的“社会保障”，反而有诸多的“社会焦虑”，如何能让他们自觉投身于科普事业？我们希望社会有这样一些个体，他们的身份可能不隶属于任何科普机构，或者虽隶属于科普团体，但依然是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来思考与建设社会，并用他们的“社会行动”来推进科普。

4 西方社会科普力量的整合

社会是极强的粘合剂。在科技馆建设与运行方面，西方社会已将科技馆与学校、社会团体及当地社区粘连得很好，在“寻求社会捐助、面向社会展示、推广社会化的科普项目”等方面形成了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例如法国的发现宫，“巴黎各中小学与发现宫挂钩，经常有组织地来这里做实验，内容安排力求与学校课程配合，目的主要是用实验来充实课堂知识。这里由受过科技训练的专人指导实验课，每节两小时，有生物、化学和物理等学科。”[4]此外，位于巴黎的科学与工业城算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共教育机构。……在这里它将现代科技展览、教育、报告、培训和实验活动以及科技情报等各种教育手段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融为一体。它面向全社会的各种职业、文化程度和年龄的群众”。[4]科技馆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在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方面的作用十分显著。它提供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有的是一般学校所做不到的：每天都有新技术方面的表演，有的还举办关于社会重大问题的活动，如通过展览宣传环境污染的危害、解决能源短缺的途径、城市交通的改进等。比如，美国的社区科技馆非常成熟。“社区科技馆是科技博物馆和社区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为社区居民提供科学传播和普及服务的机构。它以社区为依托，开展公益性特色科普活动。”[5]有的科技馆后来逐渐发展为“科学中心”。科学中心虽然与科技馆没有绝对严格的界限，但它增加了与民众互动的内容，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的“社区中心”。

研究显示，“英美科学中心在基于社区、学校教育、企业和机构合作的四种运行模式中，以社区为运行模式，深入群众，体现科学中心的公益性；基于学校教育的运行模式重点是补充学科教育的内容，丰富青少年的课外学习生活，开发适合教师和学生的全新教学方法；企业的运行模式则是在维持科学中心的资金保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科学中心的良好运行一般都是建立在一定成熟的社会条件基础之上。社区、公民意愿和公共对话空间的形成，是社会条件的几个基本组成部分。英国在多年的科学与公众调查研究中发现，公民对科学技术很感兴趣，并且对知识的需求也在增长中。公民从一开始对科学不假思索地接受，到参与科技相关的研究议题和辩论中，其个体角色在科学传播活动中越来越凸显。”[6]个人融入社会，并代表着社会。科普的向度从“专家宣讲”到“平民互动”，这是科普社会化的一个表征。现代科技馆作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个人与社会衔接的桥梁，也是科普教育四大支柱之间保持粘連性的重要节点。

5 科普的“零活”

除了科技馆以外，科普的主要渠道还有电影、电视。中国电视科普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但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节目类型上，美国电视科普节目是多元的，而中国电视科普节目是单一的，科学题材的电视剧与科普性的真人秀制作得不多；二是在节目内容上，美国电视科普节目涵盖的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在尖端科技、自然生态、旅游探险、人文历史等方面均有广泛涉猎，而我国电视科普节目大多从人文、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科普；三是在节目形式上，美国电视科普节目丰富多彩，而中国电视科普节目简单雷同，主要表现在道具制作水平与主持人科学素养的差距上；四是在节目的结构上，我国电视科普节目多采取有问有答的单线闭合式结构，显得十分刻板，而美国电视科普节目为了增加信息量和可视性，会采用多线索并进式的结构，富于变化与创新。[7]其实，中国在科技馆领域的管理和运营所存在的问题，与上述中国科普影视制作所存在的问题相似，它们与国外的差距不是我们不想解决，或者尚未发觉，而是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的作用及社会建设的紧迫性，没有以社会“系统工程”的方式来大力整合现有的科普力量。如果社会的“底气”不足、“底盘”不稳，“底子”和“篮子”都没有准备好，就不能为打组合拳的人“兜底”，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篮子”（社会空间）来收纳、清点和采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得就现实的条件、现有的材料，做些科普的“零活”而已。

6 科普力量整合的三条途径

科普与其说是一项涉及知识传播的科学事业，不如说是一项涉及精神传承的社会事业。科普实际上是为社会发展做准备，打下的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就中国当下而言，进行科普工作，要以科技史为“龙头”，讲述院士成长、成才的故事；以科技馆为“龙身”，开辟科学爱好者聚会的“咖啡馆”；同时，让“科学达人”作为“龙尾”，时不时地在小剧场甩出一记“响鞭”，把科学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讲清楚，从而达到社会宣传的目的。由此，本文提出“院士科普”、“闲人科普”与“达人科普”三个概念来阐述科普社会化的三条途径。

6.1 院士科普：历史的整合

科技史是社会历史的教科书，借此进行科普，在西方社会已几近常态。在18世纪后期出现了收集并陈设实验仪器的“科学博物馆”之雏形，此后以科学文献、科学人物为主线的各类场馆相继出现。[8]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科普工作中，以人物成长及社会事件为线索展开的科普教育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尽管中国先天具有的“科技史”要素不像西方社会那么丰富，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技的历程及当代中国的科技腾飞同样有诸多亮点可寻。挖掘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生平素材，将它们以“整体的面貌”情景再现，实现科普资源的“历史的整合”，可谓是当务之急。在此，强调“整体的面貌”，即将科普工作的四大支柱进行整合，而不是单一地通过“院士演讲”、“院士文集”、“院士名录”、“院士返乡”的方式出现。在这方面，无锡的王选事迹陈列馆正是运用科技史及地方文化进行科普的一大范例。

6.2 闲人科普：舞台的整合

科技馆是社会交往的大客厅，是进行非正规科学教育的主要场所，也是面向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基地。与此同时，在“咖啡馆”内进行“小众化”科普，也是科普社会化的必要途径。遗憾的是，有条件、有能力、有时间参加这种开放性科学讨论的“闲人”太少。如由海内外优秀的华语科学传播者组成的“科学松鼠会”，其成员总数不过一百多名。这些大多有自己本职工作的“忙人”要聚在一起，办一个轻松悠闲、远离学术的“科学沙龙”谈何容易？而动员更多的轻松自在、偶有创意的“闲人”参加又是这样的科学沙龙所必需的。当一个快速发展与转型的社会忙于“养老”、“养病”与“养生”的时候，它能养出来的“闲人”是比较少的。而我们的社会建设又恰恰需要有更多的“闲人”以自己的行动来扭转“急功近利”的社会倾向。如果说“闲人科普”的目标是扩大科普受众的队伍，那么“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的目标则是扩大科普活动组织者的队伍。由过去单纯依赖行政资源来组织科普活动，向广泛吸纳社会资源的方向转变，让科普志愿者依托于科技馆，渗透在企业、学校与社区中，是科普社会化的渠道之一[9]。窃以为，由科技馆、学校、媒体等科普主体联动，为更多的“闲人”提供活动的空间与展示的舞台，正是科普社会化的一个抓手。需要注意的是，提供这样的舞台，并不等于给舞台的表演打高分，有时候揭露某些别有用心的“闲人”的拙劣表演也是一种“科普”。

6.3 达人科普：价值的整合

小剧场是社会精英的演武场，通过“脱口秀”进行科普，是科普社会化与科普现代化的新形式。播客节目《科学脱口秀》由非正式非官方非机构的科学小队出品，戏称为“节操满地聊科学”，与“中科馆大讲堂”的“科学脱口秀”系列并驾齐驱，成为“科普达人”的社会价值的最好见证。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达人”来从事科普工作，对其社会价值的认可，就是他们最期待的报酬。这时候，传播科学知识本身的价值可能会退居其后，但科学研究的趣味和科学职业的魅力却得以显现，科学的“在场感”及科普的“副作用”价值不菲。英国政府的科技白皮書认为：“提高公众对科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它还强调了科普对民主制发挥正常作用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公众对科学、工程与技术的理解，使科学和工程成为更多优秀青少年向往的职业选择。”[10]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成熟与完善，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闲人”认可“科普达人”的社会价值，认可“科学”与“科普”的价值，通过这种“价值的整合”，带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科普，实现科普的“社会参与”。

7 结语

综上所述，实现“科普”，离不开“社会历史”、“社会舞台”及“社会价值”的整合。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不是建“馆”的问题，而是建“社”的问题，即建设社会、保卫社会的问题。保卫社会即保卫科普。我们庆幸，中国已经摆脱了过去那个“沉闷”的社会，但我们也哀悼中国所失去的“社会”。如果我们再不警醒，漠视社会所具有的独立的价值，不仅将失去现在的社会，也不会拥有未来的社会。谨以此文，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自己在科普教育方面的社会责任。

參考文献：

[1]郑永年.保卫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2]梁兆正.对科技馆建设理念和建馆模式的探讨[J].科普研究，2010（1）：53-56.

[3]李健民，刘小玲，张仁开.国外科普场馆的运行机制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J].科普研究，2009（3）：23-29.

[4]耿建役，李志强.国外科技馆见闻[J].学会，2003（4）：50-52.

[5]汤书昆，张勇.从传播要素演化的角度探讨科技博物馆的科学传播模式[J].科普研究，2011（3）：14-19.

[6]朱辉.英美科学中心研究——特色、模式及效果[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9.

[7]黄雯.中美科普、文艺类电视节目比较分析[J].中国电视，2013（11）：81-84.

[8]Anastasia Filippoupoliti， Dimitris Koliopoulos. Informal and non-formal education： An outline of history of science in museums[J].Science & Education， 2014（4）： 781-791.

[9]吕华元.组建科普志愿者队伍的几点做法[J].科协论坛，2004（11）：30-31.

[10]张利华，赵夏.发达国家科普体制研究[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0（3）：15-18.

Abstract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s undertaken by schools， medias， museums and science associations. Although all have their own efforts， but the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between them lacks and collective efficiency is low.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China social construction is slow and no enough social integration. Science museums are mostly pushed by the government rather than social integration. It is hard for the government to do this works， becaus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such as education and amusement depend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to engage in creating the scientific atmosphere.

Keywords science museums， the socializ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ocial inte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