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涛

18世纪末，随着清帝制走向穷途末路，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荡。这种长期变革在趋于相对稳定之前，历经了多个错综复杂的历史阶段。或许，在许多新生代的中国青年人看来，短短三四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就已然是一个遥远、陌生的时代。而这种陌生感不仅源于对以往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无知，还源于对“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语）定位之不解。

其实，乡土或乡村伦理在我国的重要性毋庸多言，梁漱溟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乡村建设是解决中华民族前途问题的一个有效答案。虽说在传统历史之中，文化精英阶层始终占据着舞台中央，正所谓以劳力求食者，农工商也；以劳心求食者，士君子也。但乡村治理却是任何士君子都极度重视的家国大计，孔飞力就曾经指出：“在中国长期的帝制历史中，没有哪个根本性问题比之什么是统治乡村地区的适当方式引起过更为激烈的争辩了。”此外，以血缘为圆心的家庭宗族无疑是构建我国传统伦理秩序的现实土壤，并且肩负着道德教化的重要职责。而胸怀社稷天下的圣人理想看似高不可攀，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修身之道，恰是以家庭与宗族村舍作为实践之起点。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伦理亦可谓我国传统伦理之本、之基、之源。

不过，作为共同生活的基本单位，中国传统乡村却始终缺乏成文的伦理规约，多是以乡绅或宗族元老的伦理自治以实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