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怀兴

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借主人公哈勒尔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每个时代，每种文化，每个习俗，每项传统都有自己的风格，都各有温柔与严峻，甜美和残暴两个方面……如果一个古希腊罗马人不得不在中世纪生活，那他就会痛苦地憋死；同样，一个野蛮人生活在文明时代，也肯定会窒息而死。”这话说得很妙，既有历史眼光，又有想象力。试想：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新教传教士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内地，他们所经历的，不正像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到中世纪生活吗？为基督的大爱所鼓动的传教士，或许可在一定程度上不去注意中国农民的衣衫褴褛和蓬头垢面，他们的妻子却未必有这样的超拔，故在陪同丈夫下乡传道的途中，宁可三日不吃不喝，为的是不去农家茅房，“痛苦地憋死”正可以从字面上直解。反观晚清中国人到欧洲的情况，照理应该“窒息而死”的，但是我们查看清人写的西方记述，深感痛苦者却很少，而多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调侃。

曾经，作为文献，我们期待他们留下的，并非“窒息而死”，而多是亲见西方后的激动和羡慕。晚清中国人亲履西土而对西方文化抱着超脱或嘲讽的态度，曾让人深感失望，故鲜有人去研究他们的域外笔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一些学者意识到清代中国人到西方见世面的历史意义，开始研究这些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是钟叔河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遍查有清一代对西方（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各种亲历记述，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拟目100种，实出36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