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在长诗《少年史》中，谷禾将书写主题移植到一种历史的“残酷”，这种诗性正义不需要伪装，它就是记忆对接修辞和思想的一部分。而他近来的作品，似乎有了微妙的转向，更像是要返回到一个起点上：从历史回到当下，从宏大的审判回到日常的伦理，这可能是我们初读谷禾近期“小诗”的直观印象。其实，他的写作主题虽有变化，但骨子里的诗性品质并未改变，即便他可能是有意为之，字里行间的精神底色也透露出了诗人写作的真相：他仍然在寻求抵达生活的内部，那种隐秘的冲突是难以化解的，它不仅属于诗歌，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人自己。

——这也许就是谷禾尝试转型和突围的结果，一种外在的抵抗可能构不成诗歌历史想象力的转化，这时，他必须回到信仰的内部，在自己身上寻找可以凝视乃至对抗这个时代的力量。在一次访谈中，谷禾的一段真诚之言，可以当作他在写诗和对诗歌、时代与自我之关系认知的某个注脚：“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化的我存在着。举个例子说，当下一些热点的公共事件，你有无限的愤怒，如果让你任性表达，你很清楚自己能做出什么，但现实中的你往往选择沉默和遗忘，这两者之间往往相聚千里，有時候却又只隔一首诗。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这事儿，而且我觉得‘开战和‘挑衅都有些言重了。我们可以退一步，什么时候，灵魂的回答让你不脸红了，让你理直气壮了，我们的诗也许才真的有本我、有灵魂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