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传统村落祠堂及文化研究综述

2017-05-24邱耀沈巧云

海峡科技与产业 2017年4期

邱耀+沈巧云

摘要：浙江在宋明以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祠堂建筑作为珍贵的建筑文化精髓，是浙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对前人还没有发掘或虽然已经发掘但尚深入不够之处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丰富建筑研究及浙东文化诸多方面，更加深入研究浙东祠堂建筑及文化。祠堂作为文化产业载体挖掘不足的现状与文化复兴的当代需求，对浙东祠堂建筑及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浙东；祠堂建筑；文化研究；综述

浙江自古为“文化之邦”，宋明以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浙东文化的兴起，得益于浙江经济的发达。极为完善与发达的宗族制度贯穿于浙东地区的历史之中，而芸芸而生的祠堂建筑与宗族制度又相辅相成。祠堂建筑是历史与空间结合的完美产物，每个历史时期的祠堂建筑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烙上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符号，林林总总的祠堂遍布于乡村，成为民间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突出的地域特征。祠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一定区域一定时空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等，是珍贵的建筑文化精髓，是浙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传统村落依然保留大量的祠堂建筑，部分仍然发挥着文化功能。

祠堂作为文化产业载体挖掘不足的现状与文化复兴的当代需求。一方面，国家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支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浙江省政府也出台了《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5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要求文化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实现文化强省的目标；区域发展从硬实力竞争向软实力竞争的转变，实现“浙江智造”的转型，这些要求都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用文化创造财富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经济形式。另一方面，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历史上，浙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港、舟山港都是始发港之一），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层面上更应发挥应有作用。浙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以宁波、温州青田等为代表。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华侨纷纷回乡捐建祠堂，掀起了寻根谒祖的热潮，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祠堂的文化内涵，某种意义上转化了祠堂的部分功能，直接促进了浙江祠堂的文化复兴。对浙东祠堂建筑及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1 国内研究综述

1.1 有关浙东文化、文化寻根及文化产业的祠堂隐显性研究

“浙东文化”东西之分的必要性研究。钱明的《近世“浙学”的东西之分及其走向》文中指出“浙学”以钱塘江为界东西之分有充足的理论依据，“（杭、嘉、湖）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乾隆《浙江通志》）。同时指出，浙西地区与苏南地区在自然与人文地理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地缘文化联系。方牧的《浙东文化的新变局——从农耕文化到海洋文化的蜕变》，汪林茂的《浙东与浙西：浙江学术的区域分布及特点》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徐定宝的《试论浙东文化》文中指出：浙东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都十分丰富，时在当前，我们尤其应重视浙东文化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浙东文化文献资料的建设，把对优秀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结合起来。

祠堂、书院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各地都有为学者文人修建祠堂以祭祀的传统，这是继承学术、尊崇学统、弘扬文化的方式之一。湖南修建的学者祠堂就很多，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专门供祀先贤先儒而单独修建的祠堂，如屈子祠、贾太傅祠、濂溪祠和柳子庙；一种是在书院修建祠堂将祭祀与教学相结合，如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两所书院，均建有南轩祠以祭祀，衡阳船山书院也内设船山祠，以表达对船山学统的传承和尊崇。经过宋、元、明、清数代的演变，形成系列湘学专祠，如濂溪祠（祭祀周敦颐）、屈子祠（祭祀屈原）、崇道祠（祭祀朱熹与张栻）、慎斋祠（祭祀山长罗典及其他著名山长）、贾太傅祠（祭祀贾谊）、六君子堂（祭祀与湘学有关的山长与官员）等。

祠堂与文化寻根的途径研究。杨新磊，高贺胜等的《试论乡土建筑作为文化寻根的重要途径》文中指出：以祠堂（含牌坊）、庙观、戏台为代表的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乡土意识“物”的凝固，印证着宗族、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儒家道统，是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之有形外化。乡土建筑存留家谱，镌刻姓氏，因“土”而“乡”，最具中国性与中国质，破浪于国际传播之潮头。文化寻根必须摈弃“他者”的旁观视点，唤醒文化自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建构国家文化战略。杨守标的《寻根文学与精神家园》硕士学位论文也表达同样观点。傅秋香的《中国祠堂文化的现代传播——文化传播的视角》文中指出：中国祠堂文化的现代传播获得了明确“文化寻根”市场定位。

祠堂文化产业化与海外慈善资源的利用研究。蔡宇安的《文化产业视角下的祠堂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将祠堂文化产业化运作是传承和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李云的《从社会资本视角看海外慈善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以广州祠堂文化的复兴为例》文中指出：海外慈善资源是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本。海外慈善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提升了侨乡民众的文化能力，使祠堂文化在廣州焕发出新的活力。海外慈善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实现了祠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2 建筑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的祠堂研究

祠堂建筑学研究。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的《中国古村落——南社村》中有一章分析介绍了南社村村中的祠堂建筑；而巫纪光、柳肃先生的《中国建筑艺术全集/祠堂、会馆分卷》则对我国祠堂这一建筑类型做了填补性的研究。宿也的《芝英古镇应氏宗祠建筑遗存的形态特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以浙江永康市芝英镇内应氏祠堂建筑遗存为研究对象，指出应氏单姓祠堂建筑，直至现今形成相对稳定的祠堂建筑遗存。王荣法的《宗祠建筑风格园林化现象探析——以华堂王氏宗祠为研究对象》文中以浙江省嵊州市金庭镇华堂村王氏宗祠为研究对象，该宗祠以巧然自得的方式吸纳了园林建筑元素，开创了与众不同的礼制建筑法式。

祠堂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的研究。李沛从社会学的角度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祠堂、祠堂戏剧与社会整合——对温州夏村的研究》中通过对温州夏村陈氏祠堂的重修过程和举办祠堂戏剧仪式情况的考察，从传统价值观念的集体认同、高度凝聚的集体情感、群体间的持续人际互动和形成统一的日常生活规范和秩序，来形成村落社会整合概念的操作化。何媛的《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建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以衢州孔氏南宗家庙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儒学文化为背景，对孔氏南宗家庙的历史沿革、选址与环境、总体布局、空间特征、单体建筑及总体建筑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总结。刘赚的《浙江乡村民俗建筑研究》从民俗学的研究了祠堂建筑。刘琪从土地资源管理角度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苍南县宗祠土地管理问题研究——基于苍南县十三屯刘氏宗祠的调查》指出应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在充分尊重历史文化产物的同时严格把好限制关，减少宗祠滥占多占土地的现象。

1.3 有关祠堂与宗族历史变迁的研究

冯尔康的《中国古代宗族与祠堂》讲述了宗族祠堂祭祖的出现及祠堂的建立，最后对于宗祠的教化与族人的生活、族人间互助互济的经济生活及宗族谱牒编撰进行考察研究。邵建东的《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研究》一书认为传统宗祠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及文化建设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开邦的《浅谈清代的祠堂、家谱和族田》一文从建祠堂与联宗收族、维系血源关系的纽带的家谱、作为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的族田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车文明的《宗祠剧场研究》一文重点介绍了不同地区祠堂戏台的建筑风格及舞台布局等，总结了祠堂剧场的戏曲文化价值。傅谨的《祠堂与庙宇：民间演剧的空间阐释》一文指出祠堂与庙宇作为民间演剧依托的精神空间的存废程度与戏剧的繁荣与衰弱有着密切的关系。

1.4 有关祠堂文化方面旳研究

赖叶、蔡翔的《浙江新叶村的古建筑与历史文化》一文指出祠堂“匾额文化”是祠堂家族地位的象征。章力、章海君的《江浙祠堂文化与祠堂建筑调查》一文充分展现了江浙地区祠堂的南方聚族而居的血缘文化。陈重东的《浙中地区传统建筑的礼制文化变迁研究》一文指出建筑离不开文化，建筑又承载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制文化对于浙中地区的建筑有着巨大的影响，浙中地区的建筑融合了古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优秀特点，而浙商的崛起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又为浙中地区建筑的定型提供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与经济资本，这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非常浓重的一笔。具有代表性的有：王泉根的《中国民间姓氏堂号堂联的文化透视》及李文放的《从堂号、堂联看客家人的祖宗情结》，齐琚的《徽州乡村祠堂礼俗音乐——古筑村和彭龙村的个案调查与研究》等。

1.4 有关祠堂重建与保护方面的研究

李翔的《浙江祠堂文化的比较性研究——以浙江淳安和温州两地为例》一文通过对淳安、温州共计5镇8个祠堂的实地调查，分析和比较两地祠堂文化发展的模式，针对目前浙江建设文化大省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提出一些探索性的建议。钟益君的硕士学位论文《乡村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以金华市境域祠堂为例》选取金华市境域的祠堂为研究对象，分析金华市境域祠堂文化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围绕政府在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中的角色，对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提出一些探索性的建议。王凯元的《再造传统：祠堂重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浙江省仙居县为例》指出祠堂建设要回归理性，量力而行；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解决内容支撑；政府在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确保村民在文化保育中的主体地位；注重祠堂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

2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宗族和祠堂的关注也由来已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日本·濑川昌久）一书分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华南社会和该地域文化的形成、演变及特征。《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日本·井上彻）一书采用了验证宗法主义对国家的影响而判定宗族形成运动的普及情况。日本学者松冈俊裕的《鲁迅故家的宗祠——鱼化桥周氏宗祠考》一文考证绍兴鱼化桥周氏的世系源流、宗祠的建造等。英国学者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阐述了中国传统社会宗族内部的分化、等级、权力分配、经济控制及族人祭拜仪式等现象。牛津大学教授科大卫（David Faure）的《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着眼于研究祠堂祭祀，直接将祠堂象征宗族。韩国学者朴元熇的《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一文认为这一时期的宗族最突出的特征是同族结合范围的扩大和宗族的作用变大。

总体上来看，有关中国祠堂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一定的成果。但从考古学及设计学角度系统全面研究浙东祠堂建筑及文化的没有，将祠堂建筑文化置于浙东文化背景下研究的没有。笔者通过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文献资料库中检索结果显示：涉及关键词“浙东”研究3294条，涉及关键词“浙东文化”研究31条，涉及关键词“祠堂”研究198条，涉及关键词“祠堂文化”研究16条，涉及关键词“祠堂建筑”研究16条，涉及关键词“建筑文化”研究849条，涉及关键词“浙东祠堂”研究0条，涉及关键词“浙东建筑”研究0条，涉及关键词“浙东祠堂文化”研究0條，涉及关键词“浙东建筑文化”研究0条，涉及关键词“浙东祠堂建筑文化”研究0条。概括起来以下几方面还有研究提升的空间：（1）关于祠堂的研究大多都是将神祠、先贤祠与宗祠混合使用，概念不是很明确。（2）对于祠堂的保护大多关注一些著名古村落的某个祠堂的保护，对于在众多乡村存在的祠堂群和某个小村落的祠堂的保护关注不够，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祠堂的保护进行比较研究不够，没有一个针对不同类型祠堂的完整的保护体系。（3）目前研究者们提出祠堂保护与重建方案大多都只停留在保护祠堂建筑本身，而对于祠堂文化的保护及文化产业化的研究较少。（4）有关浙东的祠堂研究没有置祠堂建筑文化于浙东文化大背景下研究，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祠堂建筑文化的保育与文化产业化亟待进一步的研究。（5）浙东祠堂建筑及文化应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予以更多的关注，彰显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

基于以上认识，不能以全国其他地方的研究成果代替浙东祠堂的研究，更應将前人还没有发掘或虽然已经发掘但尚深入不够之处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丰富建筑研究及浙东文化诸多方面，更加深入研究浙东祠堂建筑及文化。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课题立项编号：2014QN033）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2] 巫纪光.中国建筑艺术全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3] 邵建东.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 吴英才，郭隽杰主编.中国祠堂与故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 李秋香.中国村居[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6] 冯尔康.中国宗族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 [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日]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 [M].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1999

[9][ 日]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M].钱杭，译.上海：上海出榜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