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薇

传统村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是农业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复兴和再造传统村落文化对于弥补人们的文化缺失和满足人们对于自身文化的渴求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比较系统的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关于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文化、传统村落复兴、再造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传统村落文化复兴的内涵、困境与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路径等4个方面来总结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经验教训，以期为传统村落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随着全球化与工业化的深入发展，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不断加剧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渗透力，加之自鸦片战争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以来，人们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持的复杂心理，致使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文化割裂。传统文化的缺失以及对自身文化的渴求致使人们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产生了对自身文化的好奇、向往与追寻。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确实，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国就是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占据了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进程，而农业文明的根就在乡村。乡村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而传统村落又是中国众多村落中的璀璨明珠。书生做了官会荣归故里，商人赚了钱会回乡买田建屋，因此村落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中国社会文化最活跃的地方，只是近代以来在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冲击下，乡村逐渐衰落、衰亡。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委联合发出村落调查的通知，并于同年12月发布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力求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在保护中谋发展，以发展促保护。因此，本文将通过梳理有关我国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研究文献，总结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相关经验教训，希望能为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提供下一步的有益参考。

一、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内涵与困境研究

受西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影响，早在20世纪初，我国学者就开始探索乡村文化。费孝通先生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他认为中国乡村是“差序格局”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推及到的就发生联系，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相同的，它揭示了乡村文化形成实质中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格局。费孝通的乡村文化理论体系是我国乡土社会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发轫，其主要贡献是从中国社会结构分析入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试图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为现在乡村社会文化的复兴与再造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指导。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快，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村文化也随之发生深刻的演变。一方面，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水平与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众多村民选择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另一方面，受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的影响，西方国家通过电影、动漫等文化产业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输入我国，导致乡村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也随之发生改变；再者随着整个社会向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传统村落的居住空间形态、基础设施建设等已满足不了人们现实的生产生活需求。上述三个变化导致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意义更加突出。

（一）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重新认识到了传统村落在传承文明方面的重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村落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和个案调查。刘强（2016）和孙凯认为村落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构成的。他们与张羽（2016）认为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再造包括物质文化景观和精神文化景观两部分的观点类似，但张羽在此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认为传统村落文化的再造首先应该尊重村落原来的文化功能，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的延续与置换。但传统村落文化又非仅仅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简单相加。冯骥才（2013）就认为传统村落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它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地，它的改善与发展直接关系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因为它规模大、内涵丰富，且又是活态的，因此它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较大的难题。秦红增和曹晗（2016）也认为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和工业化，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的传统农业，已不能满足村落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新的乡村变革与转型必然会到来。在近几年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与教训，徐春成（2015）认为目前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主要以民居、文物性建筑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为主。但前者因为不能照顾传统村落村民的利益而无以为继，后者在短期内表面上对推动传统村落保护效果显著，但长期看却存在诸多弊端，因此他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必须服务于村民的利益，并以此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出发点。

综合学者们对传统村落文化复兴、文化再造、文化景观与文化空间设计等方面的各种论述，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在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方面形成了几点共识性的观点：一是传统村落文化包括传统建筑、公共空间等在内的有形的文化景观和包括乡约乡归、民俗节日等在内的无形的文化景观，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细致、全面的整顿和改造。二是传统村落面临变革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三是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主体需要政府、商人和村民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村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具有重要作用。

（二）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困境

当前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困境是传统村落文化被重新纳入研究视野的现实依据，正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大众极其渴望自己的文化，而传统村落文化又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才使得这一议题的理论构建和实践研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学者们分别从文化、空间、经济等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来研究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陈任君（2016）认为随着传统村落“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的加剧，传统村落文化出现无人创造、无人保护、无人继承、无人享用的局面。加之随着全球化现象的深入发展，导致异质思想、异质文化的传入，传统村落的文化、民俗风情等也随之被同化、冲淡或消失。朱雪梅（2016）等认为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困境还表现为当前传统村落保护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保护资金普遍不足。并且有的地方政府在传统村落申報成功后，面对现实的利益诱惑和困难，往往对村落后续保护的实施、监管跟进不够，对规划内容置之不理，随意开发传统村落。吴晓庆、张京祥和罗震东（2015）认为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难题在于村落村民文化意识的缺失：一是由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在缺乏教育宣传和文化引导的情况下村民容易出现文化自卑心理；二是在现代化和商业化的冲击下容易产生文化替代心理，即用别人的文化来代替自己的文化，这一观点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传统村落村民对自己文化的认同现状。

综合学者们对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困境的看法，笔者总结了几个共识性的观点：一是村落传统文化日渐衰竭，且保护主体形式单一，主要以政府为主，保护主体对传统村落文化的认识度不够；二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缺乏资金和人才，规划实施力较弱；三是村民文化意识缺失，不了解自己村落的文化价值，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四是传统村落“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严重，导致没有人创造、传承和享用传统村落优秀文化；五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存在保护“传统”与“过好日子”、旅游开发与正常过日子等的矛盾与冲突。

二、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实践中的问题与路径研究

实践和田野调查是近代学者研究村落文化的起点与基本方法，学者们在实践和实地考察中总结不同的经验与教训，又反过来在实践中指导人们解决问题，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这也是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研究的基本路径。目前，相关的理论研究、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至此，笔者将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实践路径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实践中的问题

目前传统村落的保护多以旅游开发为主要形式，带动村落原住民“回归”和村落经济发展，但受急于求利的心理影响，很多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都是在“乡村旅游”的噱头下进行的简单包装和商业改编，并未认真思考采取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将旅游开发与传统村落文化及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结合起来，针对这一问题，齐杰和陈敬东（2016）的观点较为全面和较具代表性地概况了旅游复兴方式中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是村落特色文化挖掘不够深入，很难将传承和展示村落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融入到村落建设中；二是旅游产品开发深度浅，很难将村落文化转化为旅游产品；三是村落意境营造层次低，人为营造痕迹重，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逐渐被“流行文化”和“快餐文化”代替；四是配套保障机制不健全，缺乏资金和人才，严重制约了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可持续性发展。除此之外，朱雪梅（2016）等也认为在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出现了较多建设性破坏，主要表现在破环村落整体建设格局、周边生态环境和景观视线通廊和日常维修中的“保护性破坏”与认识不足导致的“渐进式破坏”四个方面。刘馨秋和王思明（2015）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虽然住建部有明确要求，村落保护规划应该控制过度开发，但很多地方还存在以保护为由搬迁村民，大搞“博物馆”式开发的现象，这一现象实质上违背了传统村落的“活态性”特征。

（二）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路径

对于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路径，许少量、岳晓婧和李郇等学者分别从文化、经济、空间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许少量（2016）认为文脉的延伸是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关键，将传统村落的宗族文化、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植入到当代人的生活体验中，成为村落新的服务功能，是增强村民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村落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岳晓婧和周学江（2016）从空间角度较为全面、具体的研究了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路径：一是充分利用村落周围的山、水等自然环境，营造具有意境的现代村落；二是在修复过程中要保护和延续传统村落的风貌特点，从点到面的将文物古迹、历史遗迹等全面、整体的保护在村落格局当中；三是对街巷空间、特色院落等次生环境进行整体风貌的继承和内部环境的改造，使其符合现代生产生活的需求。而刘莉（2016）则从经济角度对岳晓婧和周学江的观点进行了延伸和补充，她认为可将传统村落的发展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人才的创意理念，运用现代科技，增强村落文化产品的附加值与村落服务的水平，打造村落文化品牌，促进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以上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路径外，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在实践过程中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在传统村落改造的规划设计中，要深入挖掘村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再结合村落周围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交通情况等条件找准村落发展定位；二是在发展村落经济的过程中，要平衡各方利益，将村民的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激励村民更好的保护传统村落，增强其对村落的认同感；三是对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较贫乏的传统村落，在发展的过程中可将村落原有的功能进行延续和置换，在保证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基础上，以“艺术”复兴村落，将空置房屋转化为极具特色的艺术空间，如韩国楮旨文化艺术人村、日本大岛艺术家项目东莞下坝坊等。四是注重体制机制建设，目前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发展面临两大难题：资金短缺和观念问题，这都需要政府从宏观层面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加强乡村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和認同。

三、结论与展望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学者对传统村落文化在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都热情高涨，并取得了一定的有益成果。虽然学术界专门冠以“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但是涉及到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研究、实践成果却很丰富。从学科归属来看，主要涉及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旅游管理学和文化产业管理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目前，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基本的结论，主要有：第一，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主要是从村落有形的文化景观和无形的文化景观着手，充分考虑村民的现实利益和实际需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第二，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主要参与主体是政府和村民，其中政府要从服务的角度出发，改善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并引进相关的专业人才，为村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要注重宣传教育，提高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第三，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主要途径是深挖传统村落的有形文化资源及无形文化资源，找准发展定位，然后与现代经济相结合，激活村落活力，吸引人才回流，从而促进村落可持续发展；第四，将文化产业与传统村落的复兴与再造相结合，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艺术相融合，是激发传统村落活力的有益尝试。

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尤其是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广大农村面临着从物质载体到内在精神都发生巨大转变的挑战，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也需要考虑一些新的现象和特点：第一，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情”与关系网有所淡化，而新的人们约定成俗的，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乡约民规等还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对抑制西方国家异质文化的入侵具有重要作用；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传统村落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以观光农业、传统手工业制造、“艺术村”等为主要发展模式的新生产形态崛起。在上述传统村落变化的实践要求下，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亟待完善的领域：传统村落的伦理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结合，村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提高等等，总的来说就是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且理论总结滞后于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实践；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借鉴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激发传统村落活力的方式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等等。对此，我国未来的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研究应在上述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