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范围内共有23国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另有17个国家承认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但是在中国，同性恋者的平权事业却发展缓慢。随着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同志权益愈发的需要得到重视，而非政府组织的崛起，似乎可以承担起这一“重任”，本文通过与美国的对比研究，分析中国同性恋组织现状以及对推动同志平权运动的展望。

关键词 同性婚姻 非政府组织 同性恋

作者简介：张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082

虽然同性相恋的现象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但是同性恋的概念却是在19世纪才提出。什么是同性恋呢？国内的最为权威的定义是CCMD-3对同性恋的定义：“同性恋是指在正常生活条件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性爱倾向，包括思想、感情和性爱行为，对异性缺乏或减弱性爱倾向。”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性恋不仅仅指发生同性性行为，同性恋必须要符合情感上的和行为上的双重的性倾向。

在西方，由于宗教的影响，使得同性恋中世纪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一种罪恶，直到20世纪，才实现同性恋的非犯罪化，但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同性恋平权运动，使得从九十年代开始，陆续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同性恋的权益得到充分的重视与保障，直到2016年，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或者同性民事结合法案。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对同性恋现象较为宽容，“分桃”、“断袖”等典故经久流传，但是对同性恋现象宽容的根本原因是“忽略”，由于在古代，家庭、伦理的观念有着强大的束缚力，同性恋现象根本造成不了冲击，因此这种“忽略”便长时间存在。这种“忽略”也对当前中国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需要的不再仅是“活着”，而是“幸福、自由的活着”，同性恋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还没有权威的数字，但是根据有关学者的估计，保守数字也要在5000万，再加上每个同性恋者的背后都有一个受到影响的家庭，这么庞大的人群，已经很难再对其“忽视”。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山大学女生状告教育部一案、长沙市一对同性恋者起诉民政局一案等等体现着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这和美国、欧洲上世纪后半叶很相像。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同性恋群体从上世纪70年代便开始了维权之路，经过几十年的全国范围内的争端，最终争取到了完整的婚姻权。在这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相关政客和同性恋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使得之前分散的、隐藏在黑暗中的同性恋者能够集结起来，让政府看到同性恋者的诉求，施展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我国，无论是同性恋平权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是刚刚兴起的事物，想要发展到像美国那样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随着政府简政放权，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逐漸壮大起来，非政府组织在同性恋维权运动中将会发挥更大的力量。

一、推进同性结合的意义

（一）有利于保障同性恋群体及相关人群的权益

中国存在这数千万的同性恋者，由于社会的不承认，使得他们不敢表明自己的性倾向，出于现实的压力，大部分同性恋者都会选择和异性结婚，这就导致了“同妻”和“同夫”群体；而另一方面，选择不与异性结婚的同性恋者们，大多会选择与父母坦白，导致关系冷淡甚至断绝关系。因此，同性恋权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仅仅涉及到同性恋者。推进同性恋平权，通过同性婚姻或者民事结合法案，能够引导人们客观的、公正的认识同性恋现象，减少家庭的悲剧。

（二）对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产生积极影响

男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感染率一直处于很高的位置，甚至一些人听到同性恋就会想到“艾滋病”。这与同性恋群体当前的社会现状有着直接关系。法律对同性恋结合的不承认，使得同性恋伴侣对于两个人的未来缺少坚定的信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同性伴侣的不稳定，频繁交换伴侣。另一方面，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使得同性恋者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因此不敢同一个人有着长久的紧密关系，也导致了同性恋群体的频繁更换性伴侣。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

同性恋群体一直以来都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对待。社会上一大部分人对同性恋者存在着偏见，即使我国相关组织已经将同性恋“去病化”，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甚至还有诊所“治疗”同性恋。2014年一名青年被妈妈带到重庆某诊所治疗，身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最终将这个诊所以及百度告上法庭，最终该诊所被查封，百度赔偿治疗费及精神损失费。由此可见，我国官方已经承认了同性恋的正常性，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社会上存在的偏见就无法消除。承认同性伴侣结合的正当性，是对同性恋权益的官方保护，有利于引导社会向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

二、同性恋组织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一）同性恋组织在美国同性恋维权史上的作用

美国的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和婚姻权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之前，美国的同性恋者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 1969年，在纽约的石墙酒吧，同性恋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第二天，来自美国各地的同性恋者聚集在纽约，进行了持续5天的示威游行。“石墙事件”成为了同性恋维权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开启了全美国范围内的维权运动，并且蔓延到欧洲。“石墙事件”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同性恋组织的兴起，1969年一年内美国就成立了50个同性恋组织，包括“同性恋解放阵线”、“同性恋激进分子联盟”、“全国同性恋工作组织”。

同性恋组织在早期起到了主体意识觉醒的作用，通过宣传和号召，使同性恋者寻找到归属感和认同，不仅能给同性恋者坚持下去的希望，还使得更多的同性恋者有了权利意识，将“隐藏”在社会各处的同性恋召集起来，积极的寻求自己的合法权利。之后，同性恋组织则在反歧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方面起着推进作用。同性恋组织通过组织“骄傲游行”、组建报刊杂志，让更多的人关注同性恋群体；通过向政权施压、参与政治选举活动，争取更多的权利。

美国同性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有着高度的政治相关性、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特点，一方面积极参与到政治当中，通过游说国会议员、寻找政治同盟等方式让自己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话语权，一方面在组织自身又非常的成熟、组织化。首先，有着充足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很多同性恋组织有着自己的产业，能够通过营运来维持组织的运作。

（二）同性恋组织在中国的现状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目前实行“双重许可登记制度”，准入门槛较高，而一些主管部门的责任人员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决定了同性恋组织能否成功注册。

早期，一些预防艾滋病的民间组织，如红十字会，是较为关注同性恋群体的一部分组织。他们在宣传预防艾滋病的过程中，会涉及到普及同性恋群体的相关知识，并且倡导男男安全性行为、积极呼吁同性恋者定期做检查。这不仅使得同性恋群体受到了社会的部分注意，而且能够降低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传播率。

进入到21世纪后，成立了一些同性恋组织，天津深蓝志愿者工作组2004年创建，通过网络、热线、外展、生活化同伴教育，在性少数人群与流动人口中开展感染者关怀、性病艾滋病预防、情感倾诉服务。相同的组织还有成立于2003年的西安同康工作组。

但是过多的将艾滋病与同性恋群体放在一起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部分成员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将“同性恋”等同于“艾滋病”。

2007年以后，中国的同性恋组织不再只关注艾滋病问题，而是朝着多方向发展，如海西同心社、同性恋亲友会、同语等组织都致力于心理咨询、成员聚会、宣传科普等活动。

2008年，北京同志中心成立，该组织是最早成立的同志中心之一，也是目前最重要的同性恋组织。

“北京同志中心在去病理化、国际合作、公益与商业、友善联盟、机构自身发展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并取得重大进步。

北京同志中心参与了全国首例“同性恋扭转治疗案”的起诉，并取得胜诉。

与中科院心理所合作，完成全国首份《中国同志心理健康调查报告》。

开展全国首届去病理化战略讨论会，共14家LGBT相关法律、精神、心理卫生机构参与，共同讨论如何推动去病理化进程，同时在中心的努力之下，去病理化议题在凤凰卫视、网易、腾讯等主流媒体广泛传播。

执行主任受邀参加世界银行非政府组织春季会议，参与讨论在全球框架下推动SOGIE议题的发展。

与台湾同志热线、洛杉矶同志中心、瑞典Gay Camp等同志机构开展合作。

举办大型筹款晚会，在北京与超过50家企业成功合作。

举办同志友善心理咨询师培训并走向全国，友善心理咨询师网络突破百人。

与众多机构合作举办全国首届同志友善律师培训。

与高盛银行等企业和商家合作举办业内多元文化培训。

与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合作进行全国教师游说。”

北京同志中心是当今中国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同性恋组织之一。它跳出了“防艾”、“聚会”等活动的局限，伸展更多的项目，积极商业、政治性活动，与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积极向更多的人普及同性恋平权的知识。可以说，北京同志中心是中国未来同性恋组织的发展方向。

三、对相关非政府組织组织推动同志权益的展望

同性恋组织在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的同性婚姻还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早期主要靠专家学者如李银河、张北川等人的积极推动，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越来越重视第三部门组织在社会公共管理上的作用，同性恋组织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府官员的意识问题，很多同性恋组织在注册的时候遭到了相关部门的阻碍，理由是“我国没有承认同性恋是合法的”，事实上我国早在1997年已经将同性恋“去罪化”，2005年同性恋“去病化”，那何以得到同性恋不是合法的结论？

虽然注册历经波折，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同性恋组织在全国各地成立。但是我国目前的同性恋组织存在着资金来源不足、组织化程度不高的现状，受制于这两个局限性，大多数同性恋组织的活动范围局限在成员聚会、普及宣讲等活动中，这些活动有利于同性恋群体的自我认知，使他们能够接受真实自己；同时也有利于同性恋群体的内部团结，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但是对于社会上对同性恋的看法影响能力有限，也很难推动同性婚姻的历史进程。

北京同志中心的出现使得中国的同性恋群体看到了曙光。该组织在成立之后迅速发展，不仅通过与企业联合、筹办晚会的方式获得了资金来源，而且与国际相关机构联合、得到国际上有经验的组织的帮助，同时积极与媒体、科研机构联合，向更多的人普及知识，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中国的同性恋组织，已经从初期逐步发展壮大，有了丰富的资金来源，达到了一定的组织化程度，并且获得了较大的运作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具备了推进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的实力。李银河女士多次向两会提交同性婚姻的提案，并且积极游说其他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虽然最终同性婚姻提案都没有正式进入议程，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了解了相关知识，有利于同性婚姻的最终通过。同美国同性恋组织一样，中国的同性恋组织在稳步发展之后，下一步必将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政治参与，加快推进同性婚姻的议程。

参考文献：

[1]何东平.中国同性恋人权保障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2]张业亮.同性婚姻问题与美国政治.美国研究.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