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文 陈文新

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5页。作为学校教育系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教学材料，教科书是知识的化身，亦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合法化的文本，具有形塑学生的功能，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教科书研究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分支，是“最不该忽视的研究”②石鸥：《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5-9页。。那么，教科书研究的现状如何？哪些人在从事教科书研究？研究的热点在哪些方面？未来教科书研究又将走向何处？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需要了解当前教科书研究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本研究梳理了“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有关教科书研究的相关文献，通过文献外部特征，即文献年载量、作者、作者单位及期刊来源的数据统计，了解我国教科书研究的研究现状；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分析，归纳当前我国教科书研究的热点及其特征，了解我国教科书研究的最新动向，为教科书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理论参考。

一、研究过程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研究文献均来源于“中国知网文献总库”，检索日期为2016年12月24日，以篇名“教科书”为检索内容对期刊类文献进行精确检索。检索设置的时间起点是1999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的时间为节点，以此反映出新世纪以来教科书的研究现状和热点。检索的范围为全部期刊，共得3398 条结果，在此基础上，对检索结果进行分类、阅读。本研究聚焦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因此，与出版、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外国语言文字等其他学科有关的教科书研究文献均被筛除，仅保留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共计5个学科，得2090 篇原始文献（见表1）。

表1 原始文献资料学科分布

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2090 篇原始文献进一步筛查，凡属会议纪要、新闻资讯、新书广告、采访手记等非研究型文献，亦被剔除，最后得到2017 篇有效研究文献。

（二）研究工具

研究使用的工具包括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系崔雷教授和沈阳市弘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2.0）、SPSS21.0 统计软件。其中 BICOMB2.0 软件用于对原始文献作初步筛选，进行关键词统计和共词矩阵分析，并输出共词矩阵。SPSS21.0 软件用于对共词矩阵进行相关处理和聚类分析，输出相异矩阵和聚类图。

（三）研究过程

第一，对搜集的2017 篇有效文献的年载数量、作者、作者单位和文献来源进行数据统计；第二，使用 BICOMB2.0 共词分析软件及 SPSS21.0进行内容分析，新建一个项目，命名为“20161224”，项目格式为 CNKI（xml）；第三，将2017 篇有效研究文献在本地文件夹中输入到“选择文档”中进行提取；第四，对关键词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共有5374 个。基于研究需要，选取词频≥20 的关键词作为高频关键词；第五，建立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矩阵；第六，进行聚类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一）文献数量统计与分析

文献统计分析法是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以数据来描述或揭示文献的数量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达到一定研究目的的一种分析研究方法。①宋巧枝、方曙：《基于文献统计分析法的专利计量分析研究》，《现代情报》2008年第2期，第125-129页。主要对象集中在文献的类型、发表时间、数量、作者和研究机构等。本文主要选取文献年载量、作者、作者单位和文献来源四个维度，呈现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变化过程和总体特征。

1.文献年载量分析

文献年载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将2017 篇有效文献按年度进行数量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教科书研究的相关文献的发表数量总体上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虽然检索的时候，“中国知网文献总库”尚未完成2016年度的全部文献收录工作，但可以肯定，2016年度的教科书研究文献并不会与2015年差距太多。从1999年的30篇，到2015年的 225篇，尽管在某些具体年份上，教科书研究的发文量有所起伏，但整体的上升趋势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教科书研究日渐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图1 教科书研究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

在我国，教科书研究长期处于教育研究的边缘。对于教育理论界来说，长期的统编制的教科书政策使得教科书的编写与使用更多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留给学术讨论的空间极为有限。而且教科书一直被默认为“教育研究的成品”，即教科书作为学科专家和教育专家合作的产物，从构思编撰到付梓发行，俨然是“教育科学”指导下所生产的，教科书研究被认为对学术研究只具有衍生性而非原创性的贡献。①张倩、黄毅英：《教科书研究之方法论建构》，《课程·教材·教法》2016年第8期，第41-47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教科书难以像其它教育现象一样，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教育实践界来说，在“一纲一本”的编写格局时期，教学大纲作为一种纲领性文件，在内容上它规定了学生学习的知识点，在方法上用“内容概述”的形式向教师说明了该如何向学生解释这些知识。教科书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教师对于教科书的态度就是“吃透教科书”，从而尽可能地执行教学大纲的要求，研究教科书只是限于如何忠实、有效地传递教科书的内容。1999年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酝酿实施，从此我国的教科书开始从统编制真正走向审定制，教科书从“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同时，随着教师对“课程开发者”角色的认同，教师和教材的关系被定义为从“教教材”转变为“用教材教”。这一系列变化，引发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对于教科书研究的关注，使得教科书研究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成为可能。

2.作者分析

统计过程中采用正规计数法对原始文献的作者进行分析，经统计，教科书研究领域的2017 篇论文共有1805 位作者，见表2。

表2 不同发文量作者分布

由表2可见，发表一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几乎占总作者数的80%，著有两篇论文的作者数量为213 人。这与洛特卡定律所描述的数据还存在差异，这表明有关教科书的研究尚未达到使用洛特卡定律的条件，也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仅发表一篇关于教科书研究论文的这80%的作者大多是工作于教育一线的中小学教师，他们在自己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关注、研究、解决教科书使用中的问题。尽管由于各方面因素，教学一线的中小学教师未能形成有效的“问题意识”，未能形成稳定的研究兴趣，但教科书研究进入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视野则是不争的事实。

从表2还可以得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论文数为47 篇，依据文献计量学中著名学者普赖斯所提出的计算公式②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209页。进行统计：

按照取整选择，即发表5 篇或5 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就可以视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统计所得共55 人。在核心作者群中，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现象：55 位核心作者中，有9 人来自以石鸥教授为核心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占16.4%；发表文章超过10 篇的9 人中，有4 人来自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占44.4%。石鸥教授以教科书为篇名的论文发文量高居榜首，吴小鸥、刘丽群、李祖祥等发文量较高的作者均为石鸥教授教科书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自2007年起，《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开始以专题的形式为教科书研究成果提供交流平台，迄今已有近10年的时间。石鸥教授教科书研究团队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收藏了较丰富的教科书原件或原始资料，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极大地强化了研究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二是团队协作，可以说任何一项有分量的研究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甚至具名都可以是集体的；如果有个人的具名，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表达了集体智慧由个人执笔而已。①石鸥：《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5-9页。以团队作战的形式，保障了该研究团队在10年的时间里，不仅在期刊发文量、专著出版量上引人注目，还成功申报国家级、省部级课题40 余项，斩获“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一个研究领域，团结高效的研究团队，不仅可以有力地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还实现了团队成员的学术成长。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教科书研究者还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研究群体，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虽然实力雄厚，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力，但距离核心研究群体还有一定的距离。

3.作者单位分析

利用BICOMB2.0 统计了全部作者的单位，现列举出发文量较大的部分作者单位，以下单位在教科书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百分比均达到1%以上，见表3。

表3 作者单位分布

统计的结果显示，我国教科书研究文献的作者大多分布在高校与出版社，而且这些院校多为师范类高校。交叉对比论文作者分析，发文量最高的两位作者石鸥与吴小鸥分别隶属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与宁波大学教育学院。石鸥教授原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专攻教学论，20世纪90年代曾出版《教学病理学》而名声大振。自 2004年始，石鸥教授的研究重心转移至百年以来的中小学教科书。借助耗费数年之功收集的两万余册教科书，石鸥教授开始聚焦教科书研究并指导博、硕士展开相关研究，逐步形成了教科书研究团队。据前所述，9 名发文量较高的教科书研究团队成员中，8 名为石鸥教授的博士，其中6 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可以说，石鸥教授教科书团队发轫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1年，石鸥教授受聘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他指导的博士生有2 人迅速进入教科书研究核心作者群。以首都师范大学为基地，教科书研究团队再出发，筹建教科书博物馆，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教科书高峰论坛”，出版大陆地区唯一的教科书研究专刊《教科书评论》。吴小鸥教授师承石鸥教授，教科书论文发文量为42 篇，其指导的硕士也多以教科书研究为选题，使得其工作的宁波大学教育学院逐渐成为又一个教科书研究的基地。“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研究的展开、学科的发展都需要领头人，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4.研究文献的来源分析

根据BICOMB2.0 统计，2017 篇论文共发表在565 种不同期刊上，现列举出部分数据，见表4。

表4 研究文献的来源期刊分布

教科书研究相关的论文接近1/4 发表于表4中列举的期刊，由此可以发现，教科书研究相关的论文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分布于教育类期刊，特别是关注课程与教学的期刊。

（二）高频关键词统计与分析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摘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某一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越表明该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是研究热点。通过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分析，高频关键词集中体现了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

对2017 篇教科书研究有效文献的关键词通过BICOMB2.0 进行统计，共有5374 个关键词，其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关键词为4071 个。根据1973年由多诺霍J.C（Donohue J.C）提出的高频低频词界分公式①魏瑞斌：《基于关键词的情报学研究主题分析》，《情报科学》2006年第9期，第1400-1404，1434页。

其中I1 是指数据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关键词数量，通过计算得出 T的值为89.5，即频次超过89 的关键词可以认为是教科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在统计的样本上，符合这一要求的关键词只有教科书、语文教科书、历史教科书、人教版四个，比较接近的还有实验教科书。这显然不能反映研究的根本问题，出现该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未将相似关键词合并，比如“比较”和“比较研究”，“小学语文”和“小学语文教科书”等。为避免人为合并关键词所带来的主观性，又可以更好地反映研究热点，将高频词的频次设定为20，共得到34 个关键词，如表5。

表5 教科书研究高频关键词

表5的高频关键词表明，教科书研究在学段上主要集中在中小学阶段，尤其是高中及小学阶段，义务教育课程（49）、中小学教科书（46）、普通高中课程（23）、小学（20）四个关键词频次均超过20。在学科上，语文、历史、数学、化学四个学科显然是研究热点，特别是语文和历史学科，语文教科书（154）、小学语文（30）、小学语文教科书（21）、学语文（20）、历史教科书（138）、历史教育（32）、历史人物（27）、历史事件（27）、高中历史（21）等关键词占据了关键词的4.42%。对于教科书的研究集中于选文（51）、价值取向（41）、插图（26）、课后练习（20）等方面。比较研究是教科书研究重要的方法，人教版和苏教版教科书以及实验教科书是教科书研究最为重视的版本。

（三）高频关键词的相异矩阵与分析

如果仅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无法看出这些关键词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处理，主要是通过关键词共现技术来深入挖掘它们之间的联系。基于关键词的共词分析是文献计量中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根据文献中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及成对出现的统计学特征，分析关键词词频及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从而可以揭示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领域的热度及各个领域之间的关联结构。

Ochiia系数可以将共词矩阵转换为相关系数矩阵，高频关键词Ochiia系数相异分析是以矩阵中的数字表明数据间的相异性。其数值越接近0，表明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小，则相关度越高；反之，其值越接近1，表明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大，则相关度越低。将34 个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矩阵分析，形成的词篇矩阵导入SPSS21.0，选取Ochiai系数并将其转化为一个34*34 的共词相似矩阵，将此相似矩阵采用（1-相似矩阵）转化为相异矩阵，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高频关键词Ochiai系数相异矩阵（部分数据）

从表6可以看出，各关键词分别与教科书距离由近及远的顺序依次为：课程标准（0.965）、选文（0.981）、人教版（0.992）、语文教科书（0.996）、历史教科书（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语文教科书、历史教科书因为自身含有“教科书”作为关键词，所以与关键词“教科书”的相异性较高。但是关键词“教科书”与关键词“小学语文”“小学数学”的相异系数分别为0.845、0.897，是相异系数最低的两组关键词。由此可见，当进行教科书研究时，主要还是从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在此基础上，研究教科书最关注的是课程标准和选文，人教版教科书是最主要的研究文本。

（四）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是将关键词按距离远近分为不同的类别，以反映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并形成关键词聚合类团。将表6的高频关键词相异系数矩阵导入 SPSS21.0 进行聚类分析。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教科书研究高频关键词可以分为五类，具体分布见表7。

表7 高频关键词聚类结果

图2 教科书研究高频关键词聚类结果

种类1，历史教科书研究，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教科书、历史教育、高中历史、编写者6 个高频关键词。内容选择是历史教科书编制过程中最重要、最棘手的环节之一，也是历史教育界历来关注的对象。①张天明：《回顾与展望：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编制研究》，《当代教育与文化》2014年第4期，第67-71页。因此，历史教科书研究较为聚焦教科书内容研究，分析、质疑、纠正教科书中的专题或史实，发掘其历史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种类2，实验教科书研究是教科书研究的又一研究热点。高频关键词为实验教科书、义务教育课程、人教版、课程标准、普通高中课程、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标准是教科书实验的标准和约束，因而人们习惯于立足课程标准分析、研究教科书，用课程标准指导、引领教科书实验。①孔凡哲：《完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的若干思路——来自中小学教科书实验的启示》，《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第56-62页。新课改以来的教科书实验，验证了课程标准的诸多理念与设想，同时也反映出一些矛盾和问题。实验教科书研究集中于基于义务教育课程或高中课程标准某一出版社的一本或一套教科书的内容介绍或特色分析，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

种类3，语文教科书研究，包括课文内容、课后练习、语文教科书、选文、苏教版、学语文、价值取向、中小学教科书8 个高频关键词。语文课程具有思想性与工具性统一的特殊性，我国语文教科书的主流模式又是“文选模式”，选文及其背后所反映的价值取向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比如，“鲁迅在语文教科书中的存留”的话题一再提及，一篇课文的删去可能会引发诸多讨论，新入选的课文常常也会面对多方诘问。

种类4，化学教科书研究，主要以课程改革为高频关键词，说明课程改革更多地引发对于教科书的思考，哪怕是化学此类基于科学学科，学科体系相对明晰、确定的课程。

种类5，以语文、数学为代表的小学教科书研究，其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插图”为高频关键词。对于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小学生来说，插图是帮助他们理解教科书内容的重要工具。小学数学教科书注重比较研究，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不同教育体制影响下的中外小学数学教科书的比较和国内不同版本的小学数学教科书的比较。数学教科书研究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特别热衷于比较研究，《回顾与反思：小学数学教科书研究综述（2001-2010）》《课改以来初中数学教科书研究回顾与反思》《回顾与反思：课改以来高中数学教科书研究综述》都特别介绍了数学教科书比较研究的概况，在高中数学教科书研究中，“关于比较的研究是最多的”②孙彬博、陈婷：《回顾与反思：课改以来高中数学教科书研究综述》，《课程教学研究》2014年第7期，第71-75页。。

三、结论与展望

依据对新世纪以来的教科书研究文献统计可知：第一，教科书研究正成为教育研究领域里的“显学”，越来越引起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学一线教师的关注；教科书研究不再是教育研究领域里的边缘性话题，而是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第二，教科书研究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整体研究实力尚需加强，但可喜的是，以石鸥教授为代表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已经形成，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经验，具备了形成核心研究群体的潜力。第三，教科书研究者的供职单位主要是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其中，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宁波大学等单位均与石鸥教授有一定联系，反映了石鸥教授在推动教科书研究过程中的巨大贡献。第四，刊载教科书研究文献的刊物主要是教育类刊物，尤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管的《课程·教材·教法》为突出；《语文建设》发表有关教科书研究的文章较多，可能既与其编者的学术旨趣有关，又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颇受关注有关。

依据对教科书研究文献关键词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近十多年间，教科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中小学各学科教科书研究，特别是历史、语文、化学、数学四个学科。在各个学科内部，研究热点又有不同。其中，历史学科教科书的研究热点主要在内容选择和历史史实辨析等方面，语文学科教科书的研究热点主要在选文与价值取向类研究，化学学科教科书研究主要集中于课程改革类研究，数学学科教科书的比较类研究较为火热。这些研究既推动了教科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也为促进学科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借鉴与支持。

依据以上结论，对教科书研究与发展趋势做如下初步讨论及展望：

第一，加强教科书研究者的队伍建设，尽快形成稳定的作者群体。

回望我国十几年的教科书研究，成果丰硕，在很多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突破，然而，从事教科书研究的队伍中，偶尔为之者多，持之以恒的坚持者少，形成像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如何壮大教科书研究的队伍，是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壮大教科书研究队伍，关键要形成稳定的作者群体。如前所述，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宁波大学的教科书研究者多，发文量高，均与石鸥教授的辛勤耕耘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稳定的作者群体是教科书研究成果“喷发”的重要助推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稳定的教科书研究群体，需要扎实的教科书理论体系的支撑。目前绝大多数学科教科书研究均以大部分篇幅去说明分析所得的数字，对于诠释所需的理论基础较少关注；更遑论由分析所得去建构教科书理论了。语文教科书应该选择哪些文章成为经典？历史教科书的史实该如何解读和呈现？中外数学教科书的比较以何为优劣的依据？这其实是在探讨教科书的性质、功能、价值以及教科书评价的标准与框架，需要教科书理论体系的构架与支持。如果不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来研究教科书，就很难体现教科书研究的专业性。教科书问题频频引起社会关注，这说明教科书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科书形塑儿童功能之强大。这其实更迫切地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投身于教科书研究，对于引发讨论的教科书热点问题，以学术的视野进行辨析和澄清，从思想性、学术性和科学性等方面提出合理性建议。以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体，持续有效的关注和研究来构建教科书的理论体系，研究教科书的热点问题，是教科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应然选择。

第二，教科书研究的领域需要拓展。

教科书研究多集中于中小学阶段的学科教科书研究，特别是语文、历史、数学等传统的强势学科，而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冷门学科”，如英语、物理、生物等学科，则关注不多。从学科发展平衡的角度来说，“冷门学科”的教科书研究还需加强关注。教科书研究是为教科书编写和课堂教学服务，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冷门学科”的教科书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因此，教科书研究的学科领域亟需扩展。

此外，很多其它类型的教科书研究无法及时提供理论上的引领作用，已经形成被教科书实践倒逼的态势，例如数字教科书和少数民族教科书。数字教科书并不是纸质教科书的翻版，而是带有媒体性、交互性、关联性、开放性的新型学习媒体和学习方式。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在积极推进数字教科书的开发工作，部分数字教科书已经以电子书包等形式进入学校，而且这一趋势非常强烈，普及速度异常迅速。然而，我国对数字教科书的监管却处于缺位的状态，至今没有教育部门官方颁布的数字教科书的监管制度和审查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数字教科书研究的急剧匮乏，无法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智力支持。少数民族教科书是民族地区的学生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与工具。少数民族教科书应该包含哪些教材，怎样在保证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大前提下通过教科书传承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少数民族教科书和汉语教科书如何取得共存而又相互促进，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研究者面前亟需解决的少数民族教科书方面的问题。

具体到某一学科，教科书研究应该从热点领域向非热点领域延伸。以语文教科书研究中的高频词为例，与“课文内容、课后练习、语文教科书、选文、苏教版、学语文、价值取向、中小学教科书”等相关的研究属于语文教科书研究中的热点，然而“性别文化”“德育内容”“编排特点”“人物形象”等等非热点问题亦不应忽略，也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未来的教科书研究，将不仅拘泥于教科书文本的研究，还应关注教科书与课程标准等其他教育要素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教科书的功用和价值。

第三，教科书研究需要新的研究范式。

目前的教科书研究较多地以历史学、教育学特别是教学论的视角进行研究，集中于对教科书的历史梳理和就教科书论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这些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从更加广泛的视角去研究教科书，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都是我们审视和研究教科书的良好角度。除此之外，Craw ford 认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政策社会学（policy sociology）、社会行动政治学（politics of the socialmovement）也都是颇具启发性的理论，值得我们持续灌溉深耕。①张芬芬：《台湾教科书研究：背景、概况与趋势》，《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9-21页。同样的教科书问题，研究角度的转换，会让我们发现不同的问题，得出对于教科书更加全面的认知。

就教科书研究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而言，目前的研究文献使用的主要是内容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较少运用调查法、访谈法和其他质性研究方法。显然，反复复制类似的研究主题，因循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甚至设计，只能导致量的积累，而无质的提高。因此，教科书研究需要尝试借鉴、使用多种研究方法，为教科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提升研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