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资本主体性；价值；僭越与谵妄；拜物教；扬弃

摘要： 〖JP2〗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质上是资本主体性批判。资本主体性是资本权力与形而上学绝对同一性的联合，是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人的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幻影，因而是一种虚假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只有人才有主体性，或者说，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资本主体性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资本主体性表现为拜物教式的谵妄。在拜物教的“三位一体”中，资本拜物教是最后的、也是最神秘的形式。因此，瓦解资本主体性，必须从扬弃物化入手，而扬弃物化的根本在于铲除物化产生的私有制基础。只有在扬弃私有制的现实运动中，才能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中把握人的总体性，在总体性中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回归。

中图分类号： F091.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2017908

Key words： capital subjectivity； value； arrogation and delirium； fetishism； aufheben

Abstract：

Marx's capital criticism is essentially a critique of the capital subjectivity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absolute identity of the power of capital and the absolute identity of metaphysics. It is the economic power that governs everything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illus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the real life， so capital subjectivity is a kind of false subjectivity. Marx believes that only the human has subjectivity， or that the subjectivity is actually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capital， and capital subjectivity is the transgress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Capital subjectivity manifests the fetishism of delirium. In the "three-in-one fetishism"， capital fetishism is the last and the most mysterious form. Therefore， in order to disintegrate the capital subjectivity， start with the discard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undamental of aufhebening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duction is discarding the basis of private ownership. Only in the actual movement of the private ownership， can we grasp the totality of human in the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and achieve the return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totality.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质上是资本主体性批判。资本主体性是指资本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功能和状态，是人的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幻影，是现代社会生存本体论的重要根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本性及其逻辑的剖析与反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主体性特征，从而深刻地揭示出资本宰制下人为非人的缘由，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体性批判的理论任务以及瓦解資本主体性规制下私有制根基的实践任务。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唯物史观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只有瓦解和终结资本主体性，从资本的统治中摆脱出来，并对私有制进行彻底地扬弃，人才能获得解放和自由。马克思的资本主体性批判，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1，从而开拓出一条最终瓦解资本主体性的道路。

一、资本主体性的生成

马克思对资本主体性的见解是以对资本本质的揭示为前提的。在以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资本只是一种物，一种生产要素，因而也就没有主体性可言。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当然不能没有这个基础，但又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个基础。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绝不仅仅是一种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土地和劳动看成是生产要素，由资本生产出利息、土地生产出地租、劳动生产出工资“三位一体”的说教，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2]922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既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资料，也不是脱离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关系，而是两者的统一，是社会关系的物化或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这正是唯物史观的深刻性之所在，马克思透过物的现象看到了事情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生产关系呢？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有一段重要论述：“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1]724这个论述告诉我们三层意思：一是生产关系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二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三是由一定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具有历史性，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及其特性和功能，既成为揭示资本本质的前提条件，也构成了资本主体性产生和扩张的预设性前提，同时，还为资本主体性的瓦解提供了合理的阐释路径。

马克思首先提出了理解资本的一个基本原则：“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3]878这个基本原则包含着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关系维度。只有在关系中，才能把握资本的本质。或者说，只有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理解为一种以物为中介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才能洞悉资本的本质及其未来走向；二是历史维度。资本具有历史性，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因此，资本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它在一定历史中产生，也必然在一定历史中消亡。在这两个维度之中，私有制关系维度是最重要的，它既是资本主体性产生的胎胞，也是资本主体性瓦解的基础。离开了这种私有制关系，我们既不能理解资本的本质，也不能理解资本的主体性，当然，也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的物化特征，因而也就找不到瓦解资本主体性的现实道路。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之中，才能揭示出资本的本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工人“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3]658，因此，工人及其劳动一旦并入资本之中，成为资本增殖自身的手段，也就意味着“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而且，“只要活劳动进入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不是为活劳动本身而存在，而是为资本而存在；活劳动本身已经是资本的要素”[4]77。也就是说，雇佣工人的劳动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或者说，雇佣劳动构成资本的关键性或根本性要素，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也就没有私有制的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雇佣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而资本的最高使命就是占有雇佣工人的活劳动疯狂地生产剩余价值以增殖自身。这就是资本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展现资本的主体性。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较频繁地使用“意志”“自我意识”“自我意志”“权力”“主体化”“主体”等概念，表明资本主体性的客观存在。当然，这种“客观存在”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主客体的“关系的颠倒”，但这种颠倒却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活劳动已经是资本的要素，也就意味着活劳动被资本（死劳动）所统治和支配，从而资本一跃而成为主体，“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统治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4]353。

马克思认为，资本首先是一种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权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体性首先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马克思多次强调了一个观点：“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4]13这是对资本主体性产生过程的精辟阐释。生产中人的客体化和消费中物的主体化实际上统一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阐释着资本主体化的起源。人的客体化意味着物的主体化，物的主体化则意味着人的客体化，这正是资本主体性产生的过程。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资本的增值表现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和消费是两个关键性的环节，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和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体性生成和不断扩张的过程，因为“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體”[3]180。所以，“资本作为主体，作为凌驾于这一运动各个阶段之上的、在运动中自行保存和自行倍增的那种价值，作为在循环中（在螺旋形式中即不断扩大的圆圈中）发生的这些转化的主体，它是流动资本。所以流动资本最初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相反，它是处在一个进一步发展了的规定中的、作为上述运动的主体的资本本身，而上述运动就是资本本身表现为它自己的价值增殖过程。”[5]7

但是，资本的主体性绝不仅仅是一种一般的经济权力，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3132。也就是说，资本的主体性绝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必须向整个社会扩散，形成一个统治现代社会人们全部生活领域的绝对的“终极权力”或“特殊的以太”、“普照的光”。一方面，资本的惟一目的是实现自身增殖，并且没有止境，因此，它必然把整个社会生产都纳入自身增殖的范围，也就是说，它必然把一切有利于自身增殖的要素都纳入其中。在这个方面，资本必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疆域，从而使之达到无限。既然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构成社会关系或社会形态，那么，资本就必然把它的权力扩张至整个社会。这是由资本本性所决定的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行动，亦可称之为资本主体性的活动。马克思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一过程：“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5]14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这种“不断扩大的圆圈”，使自身成为现代社会一切存在物的“本质”或“实体”，使整个社会生活都被一种“同一性”和“总体化”的力量所控制，从而形成为一个抽象的、世俗化的、统治一切的虚幻主体。

二、资本主体性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

当然，马克思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道说资本主体性的。关于这一点，《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重要论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46尽管写下这段话时，马克思还没有明确提出资本主体性这一概念，但却内蕴着对资本主体性的内涵及其性质的规定。由此可以认为，资本主体性是资本在实现自身扩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但是，这是一种看似真实、实则虚假的主体性，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体性是以榨取人的主体性力量为源泉的，是以扼杀人的能动性而形成的恶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体性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即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以及资本是如何僭越人的主体性的。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是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中产生的，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活动，首先是从主体性理论入手的。毫无疑问，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主体性思想既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产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以前，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有着丰富的人的主体性思想，但它们或是构成唯心主义的重要内容甚至核心内容，或是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为基点，因而，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哲学没有一个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正是以现实的人及其生活过程、历史发展为出发点或基本坐标，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人的主体性思想。应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开始形成，人的主体性思想主要表现为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自由的活动”，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文件中，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得以确立。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499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主体，人具有主体性，或者说，主体性是人现实的实践活动的表达，主体性本质上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归根结底，人是實践的主体。因而，人的主体性最重要的内容和表现是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与此相对照，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主体性理论的主要缺点是：前者没有看到人的能动性，而后者则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显然，马克思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中把握人的主体性。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思想是马克思第一次阐述自己的“新世界观”时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思想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认为，它构成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重要基石。以前，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这恰恰对于把握唯物史观的真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既然人的主体性是在“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即实践中体现出来的，那就意味着人的主体性是在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中得以确立并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人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是人的主体性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充实和确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自由的活动”提升为“自主活动”，从而把人的实践与人的主体性内在地统一起来，使人的主体性建基于坚实的实践的基础之上。如果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自由的活动”还带有旧哲学的某些痕迹的话，那么，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准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主体性问题上的革命性变革。因此，可以认为，人的主体性是指以实践过程中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为前提条件，通过实践活动把握客体，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创造性的改造客体，从而在对象当中确证人的能动活动的过程。自主性、自为性和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中，自主性是核心，创造性是最高表现形式。

但是，在资本占统治的社会中，整个社会呈现出普遍的异化状态，一切都被颠倒了，“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56。因此，资本主体性既是异化劳动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异化劳动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这一过程：“劳动能力占有的只是必要劳动的主观条件，——从事生产的劳动能力的生活资料，也就是劳动能力单纯作为同它的实现条件相分离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而且劳动能力使这些条件本身变成以他人的、实行统治的人格化的形式而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物，价值。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增殖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总之，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4]101毫无疑问，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一旦确立，人的主体性就被资本所压制和禁闭，甚至取而代之，也就是说，资本的主体性僭越了人的主体性而成为一种绝对的统治权力。

这种僭越又主要通过两个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劳动产品不再表现为仅仅具有值用价值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劳动和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4]102。另一方面，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工人把“结合劳动”看成是他人的劳动，而他自己的劳动对他来说却是“异己的、被强制的生命活动”。这种活动“直接表现为某种与实际存在的单个劳动不同的东西，——既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他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因此，“资本从自己方面看来，表现为扩张的主体和他人劳动的所有者”。[4]121于是，资本的主体性便被创造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4]166。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论述，可以肯定，在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之所以具有主体性，尽管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虚假的主体性，除了资本是生产资本的主体外，“资本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尽管资本家不等于资本，而是一种人格化的资本，但正是由于这一点，资本主体性足以以假乱真。

三、拜物教：资本主体性谵妄的证明

由于主体性资本的掌控，在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2]940。在这个世界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而所谓“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4]59。由此可见，“抽象”具有两重意蕴：一是在观念层面上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同一性与抽象性；二是在现实层面上直接表现异化劳动、抽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价值。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层面都体现出资本主体性，或者说，是资本主体性的表现和确证。正如科西克所言：“到了十九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7]85这种“抽象的力量”与其说是形而上学的统治力，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体性的精神表达——尽管科西克称之为“伪具体”，但正是这种“伪具体”，才使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商品统治劳动、虚假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

在根本上，资本主体性既是拜物教存在的根据，亦是拜物教的最高表现，或者说，资本主体性是拜物教存在的渊薮，而拜物教则是资本主体性谵妄的证明。从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特征。

严格地说，拜物教是从宗教意识发展而来的，是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表现。正因为如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宗教批判转化为拜物教批判，因为拜物教和宗教观念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虚幻性，即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而是“颠倒的世界”[1]3。也就是说，拜物教无疑是改变了的宗教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现代社会最大的宗教。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3]90。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拜物教的“物”犹如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一样，不是指实体性的对象物，而是指客观存在的现实经济关系。也就是说，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或者说，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当作最真实、最深刻的异端批判，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一度中去了。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拜物教也呈现出“三位一体”的特征，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者构成了拜物教的总体图景，或呈现出拜物教的运动样式。

拜物教首先表现为商品拜物教。或者说，活劳动受死劳动（资本）的统治是从商品拜物教开始的，因为商品是构成资本的要素。从表面上看，商品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只要我们深入到它的本質之中，就会发现“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其神秘性不在于它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它以交换价值的形式作为某种关联中的中介，并且是既普遍又特殊的中介，因而“就转化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3]88。所以，“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这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89，并且把这种社会关系当作商品本身固有的魔力来崇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最恰当的宗教形式”。

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发展，货币拜物教之谜就是商品拜物教之迷，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关系取得了货币形式，从而使人们对商品的崇拜转化为对货币的崇拜，由此产生一种幻觉：货币本身天然地具有这种社会关系力量，转而“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8]173。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世界，货币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世俗的上帝，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主宰，使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指向资本，并使之成为最高价值追求。那么，“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3]101货币的魔术由此而来。因此，货币的神秘性正来源于货币的这种魔术般的特性，或者说来源于抽象的货币形式本身。

正如商品和货币是资本的元素形式一样，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最终必然归结为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最为极端的表现，因而，在拜物教的“三位一体”中，资本拜物教是最后的、也是最神秘的形式。这是现代社会的普世宗教，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以这个宗教为原则构造起来的。资本是以商品和货币为前提的，资本拜物教当然也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198。在这个“新时代”，不断地演绎着资本促进生产力巨大发展的“神奇魔力”，给人的感觉是资本自身具有自行增殖的魔力，是资本生产资本，从而是价值增殖的真正源泉，于是，劳动本身被掩盖了，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崇拜对象，成为统治一切的世俗的上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2]936

拜物教的盛行，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物化。拜物教世界，一定是一个物化的世界。可以把物化看作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的一种表现，但它却更深刻地展示出“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统治的范畴、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神奇魔力”：“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从而使人和人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物化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必然以物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者说，物与物的关系取得了对人与人关系的主宰地位，其结果必然是人的主体性被资本主体性所遮蔽。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体性对人的统治采取了物的形式，好像这是一种自然的关系，一种无人的统治，但实质上，“无人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无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9]72。毋庸置疑，当人的主体性被压制、遮蔽甚至消解，人的地位就沦为物的地位，人性就遭致沉沦与毁灭。用马克思的话讲，人就成为非人，这是资本主体性最残酷、最暴虐的一面，这是资本主体性统治下所有人的必然命运。

卢卡奇在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认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更為重要的是，卢卡奇指证了物化在全社会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物化的内化，即物化不只是作为一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外在力量和结构而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沉浸入人的意识里”[10]161，从而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和活动方式之中，变成一种物化意识。这是资本主体性以及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化，它不仅使人的肉体，而且使人的精神臣服于资本主体性的统治，从而使人丧失了超越物化或异化的批判维度，并进而使人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之中。

四、扬弃私有制：人的主体性复归之路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是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根据卢卡奇的理解，“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感性‘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这就是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10]7172，而物化对人的存在及其发展的最重要的消极影响在于，它使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丧失了内在的、有机的、具体的总体性。这种理解与唯物史观的真精神基本一致。从马克思和卢卡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的总体性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是人作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因此，必须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中把握人的总体性，在总体性中把握人的主体性，或者说，必须以人的主体性为主要视角来透视人的总体性。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总体性首先是人作为统一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而存在的总体状态，而当人一旦失去了这种统一性，只是作为纯粹的客体而存在时，就意味主体性以及以由主体性所决定的总体性的丧失，从而被物化所俘获，沦为非人。资本主体性既为这种统一性破裂的前提，也是这种统一性破裂的结果，它表征着人的主体性以及总体性的丧失。也就是说，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必须从扬弃物化入手，进而从根本上揭示并铲除资本主体性，彻底瓦解私有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消灭资本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即消灭资本主体性的历史任务，而且明确指出，实现这一任务要靠现代工人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把颠倒了的社会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把主体性还给劳动者即无产阶级。从表面上看，褫夺资本主体性，必须以扬弃物化为手段。在资本统治下，物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掩盖着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把人从物的统治和支配中解放出来，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才能显露出来，从而实现以主体性为核心的人的总体性的复归。但是，物化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正如拜物教只是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一样，它不具有根本性。也就是说，要消除物化，就必须铲除物化产生的根基。只要这个根基还在，物化现象就不可避免。而且，既然物化是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那么，扬弃物化就必须以扬弃私有制为前提。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异化劳动仍然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立足点。[11]

马克思认为，产生社会关系以及劳动目的和手段颠倒的原因就在于分工。私有制以及物化现象是这种颠倒的表征。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分工是私有制以及物化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此有明确的指认：“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1]537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所讲的分工是指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强迫、强制为特征的固定分工，它把每一个人当做一个零件固定在机器上。这种分工的实质是使生产资料分属于不同的个人所占有，而这种占有是这个组织在此之前积累起来的资本的劈分。既然生产资料以及全部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归属于少数人即资本家所有，这就意味着创造资本的人越来越与资本没有关系，从而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既是抽象劳动产生的根源，也是私有财产产生的渊薮。而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就活动而言，另一个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536。也就是说，分工即代表私有制，异化劳动根源于分工即根源于私有制。因此，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的根本前提和现实路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指出的消灭异化的两个实际前提，实际上也是消灭私有制的两个实际前提。一是“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1]538。也就是说，资本在创造自己主体性的同时，也在创造消灭自己的另一个主体——工人阶级。这既是扬弃私有制的前提，也是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186。二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与自由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只有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从而“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538。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中才能实现这两个前提，或者说，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197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资本主体性的积极扬弃，从而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复归或复原，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劳动才能成为一种“自主活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所谓自主活动，是指劳动是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是一种“独力生产”的过程，因而也是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过程。生活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物质生活，既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也是自主活动的结果，而且，它还是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根据和动力源。“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1]575576这个论述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被人们誉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极其相似，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的自主活动既构成生产力的核心内容或核心要素，又构成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主活动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展望未来人的自由联合体的核心立足点。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主活动从属于拜物教生活，拜物教生活成为目的，而自主活动则表现为手段。在资本主体性的宰制下，真正意义上人的自主活动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人占有现有的生产力的总和，劳动才能转化为自主活动。这种占有，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由联合才能实现。“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582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自主活动看成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或者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自主活动的表现和确证。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辩证过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物质生产发展而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是必然的；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代表新生产力的社会本身丧失了人的主体性，是不合理的；在新的社会发展趋向中，重新获得人的主体性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实际上，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矛盾发展过程中，内蕴着资本主体性瓦解的奥秘：资本成为主体的过程，也是劳动不断地否定资本主体性而成为主体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体性的揭示和批判，就是要在归还或恢复资本客体本性即资本的属人性的同时，让自主活动重新成为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从而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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