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豪

关键词： 习近平；《之江新语》；绿色发展

摘要： 《之江新语》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撰写的系列短评文集，意蕴丰富、可读性强。其中包含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新颖独到。习近平提出“发展观决定发展道路”，重视发挥科学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促进作用；提出抓好生态省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体现了推动量变向质变转化的思想；提出“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激活先进文化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提出要建设“两型”社会，重视激发合适形式对内容的积极作用；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内蕴“重点论”、“两点论”对立中相统一的理念。

中图分类号： A811；X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2014407

Key words： Xi Jinping； Zhijiang New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Abstract：

Zhijiang New Words is an important book written by Xi Jinping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in Zhejiang， rich in meaning and readable. In this book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idea of green development are innovative. It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development concept determines development path”，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social consciousness' role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exist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province is a longterm strategic task， which embodies the ideas of promoting quantitative change to qualitative change； “ecological culture is rooted in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and activating the advanced culture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the development； the “two type” society should be constructed， which emphasizes to stimulate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right form for content； the “winwi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hould be achieved， which embodies the unity of “two points” and “focus” concepts.

《之江新語》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撰写的系列短评文集，意蕴丰富、可读性强。其中包含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新颖独到。

“两座山论”作为关于绿色发展的深刻见解和著名主张，最早出自习近平写于2003年8月8日的《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一文〖HTK〗（收入习近平《之江新语》）。尽管此文没有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或“绿色发展”的字样，但是习近平在此文及在此前后撰写的系列短评中，提出了构建绿色浙江的设想，对于建设生态文明进行了深入而切实地思考。学习和研读《之江新语》，有助于推进当前和今后的绿色发展，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找到思想指引和理论支撑。

一、发展观决定发展道路：发挥科学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具有事实和逻辑上的先在性，因此，前者对后者的作用是本源性和决定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拥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而言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它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后者，尤其是科学的社会意识还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看，科学社会意识之所以能够发挥广泛深远的指导作用，主要是由于它在正确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能够对事物的发展趋势进行正确地分析与预测。科学发展观作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战略思想就是这样的科学社会意识。习近平强调，武装共产党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教条，而是使其开展实践活动不致迷失方向的灯塔，并提出“发展观决定发展道路”[1]93的论断。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前阶段，需要继续发扬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这一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后，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提出并实践了有别于苏俄搞中心城市暴动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才创立了新中国。1949年后，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本土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使社会主义中国以新的巨大成就而备受瞩目。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同时，吸取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与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对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粗放增长的沉痛教训作出反思的结果。据统计，中国经济在1985-2000年的高速增长期间，每创造1美元的GDP，就要消耗为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的能源。全球10大环境污染城市，8座位于中国；流经城市的河流7/10的河段被污染，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2]这就表明， 尽管中国的GDP保持了快速增长， 然而，社会财富与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不与此同步。因此，习近平指出：“磨刀不误砍柴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1]83强调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上，必须花力气、下功夫，扎实推进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工作。因为传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将使环境资源的支撑难以为继，那种“好日子”终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所以，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内在规定性。习近平说，当这番道理被点破说明时，大家不觉得深奥隐晦；但如果没有揭示出来，人们就未必意识得到，在实践中还可能会忽略，而一旦忽略，许多问题就会出现，甚至还会致使一些问题越发严重。正是存在偏差的发展现实“倒逼”着人们必须更新发展理念。只有觉悟了，尽快行动，才能够摆脱“倒逼”变得主动，科学发展观也才能够落地生根。

另一方面，反思以资源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与危害，必然要提出和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发展观。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是贯穿整个人类史的基本内容。自然界是人类产生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延续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人为了维持生存，就要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必需的交换，包括物质的、信息的、能量的等等。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体中，人是主动的灵活的一方。自然作为受动的一方，是自发的存在，无法对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提供心领神会式的保障服务。大自然只是人的衣食来源，并不是衣食本身。人必须通过自身劳动去变革自然界，才能从中获取各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随着实践水平与认识能力的不断进步，人类越发能够给自然界打上自身的印记，也越发能够变天然自然为人化自然。资源能源的有限性、时效性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多样性是一种永恒的矛盾。人类社会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生活困窘的时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有限，而工业文明以前所未有的惊人的生产力塑造了数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同时对人类生存与地球生物存活造成了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对自然界直接现实性的活动中，存在着“人”和“物”两种尺度。任何成功的实践，不仅是人以自身为尺度去改变自然，同时，也是对“物的尺度”的遵循过程。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才是有效有益的人类活动。因此，为避免欧美式现代化的弊病，我们必须扬弃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在污染环境的盲目发展上不能再执迷不悟，否则，必然要给后世子孙留下沉重负担，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协调推进环境、人口与资源等各项工作[1]37是唯一的出路。

二、抓好生态省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学习和掌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证法

生態破坏是一种疑难杂症，由多种因素所致，包括不相宜的经济结构、负效应严重的落后生产方式、人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因此，治理这样一种社会生态病，如果幻想指日可愈，奢望一两副药就能根除，急于求成，事实上就是陷入了激变论的误区，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事与愿违。正确的态度与做法是要坚持科学精神，多措并举、综合治理、精心调养、长久为功，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指出，生态省建设是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在推进这一浩繁的系统工程的建设中，不能抱着所谓的顺其自然的态度，拈轻怕重。因为改良主义的态度会迁延时日，加重生态失衡的病情。只有正视矛盾，有勇气迎难而上，“真正沉下身子，痛下决心、真下决心”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总之，搞生态省建设，急躁冒进搞面子工程与消极无为的顺其自然，都是要避免的错误倾向，充分估计建设中的困难与矛盾，清醒认识建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才能切实做好打赢这一场耐久战的精神心理准备。为此，习近平主张领导干部要着力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努力具备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知识结构。如何通过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做到既挣得金山银山，又保护好绿水青山？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就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而言，注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发展理念也只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渐进入了它们的发展规划当中。因此，面对我们的知识储备、能力水平、素质状况还满足不了时代要求的新的严峻现实，习近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发扬党的不断学习的优良传统，强化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主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切实把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成为自己的一种兴趣、一种习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生活方式”。[1]41在学习理论新知上，有信心、有办法依次达到治学三境界，经历了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的“独学”，和潜下心来不畏辛劳的“苦学”这两重境界，在实践中具备了从理论的层次进行观察和思考的能力，当“蓦然回首”时，就能于凌乱芜杂的生活表象中发现内在的本质。他说，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深入学习、持久学习，真正做到了靠学习来增长知识、启迪智慧，学以致用，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就能做到处变不惊。如果领导干部面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的伟大实践，不故步自封安于做外行，有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的真诚意愿与方法，那么就有机会成为学习型创新型领导干部。有本领去化解难题、干事兴业、造福百姓，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就能树立起来。把群众团结组织起来，唤醒了人民的力量，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省也就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学习和掌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证法。习近平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个阵痛期。[1]158为避免因转变方式而减缓经济增长，致使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要反对胸无全局的瞎子摸象，又要反对纸上谈兵，对待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处置浮泛无当。他主张，首先要分析认清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既学习曹冲称象，懂得从宏观着眼；又学习庖丁解牛，善于从微观着手。[1]243其次要正确理解与把握“富”与“绿”的关系。既不能只顾“绿”，不管“富”，使群众因生活得不到有效改善，而缺乏“绿”的主动性、积极性；也不能只顾“富”，不管“绿”，造成环境污染，资源能源透支，最终使“富”无法持续，“富”得不健康、问题成堆。习近平提出，在论证相关决策、敲定配套措施时，必须要拿捏好分寸，不失度，把握得准平衡点。他认为，只有既照顾眼前利益，又不伤害长远利益，使转方式和经济较快增长良性循环，兼顾“绿”与“富”，才是绿色发展的真意，绿色发展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三、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激活先进文化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

习近平认为，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方面和体现。搞生态省建设，不仅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全社会培育和建设生态文化，是绿色浙江建设能够顺利开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由于生态文化的核心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1]48本质上是一种反对迷信落后、抵制传统糟粕和外来腐朽因素、开放博采、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先进文化，因此，习近平指出，要发挥其作为先进文化的促进作用，认真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遵循认识发展的一般过程，“提升群众的环保意识”。习近平总结道：“像所有的认知过程一样，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认识”，存在着一个从不以为其为问题到深以为然，“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1]13只要金山银山，不顾绿水青山，对吃祖宗饭，断子孙粮式的发展浑然不觉，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意识到了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有了一定的保护意愿和行动，但是是只顾自家的绿水青山，以邻为壑，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认识到了地球是我们共存的家园，这个家园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是绝无仅有的，生态问题无边界，保护环境是全球各地区人民共有的责任，生态建设成为了许多人不约而同或相约联动的自主行动，是认识的第三个阶段。不过，人由于受到自身生理因素、生活经验、认识能力等等的限制，其认识的过程有快有慢，水平也高下不一。为培养促成人们的环保意识，缩短其从偶一为之到惯性而为的过程，就要通过有力有效的宣传教育，发挥文化对人的浸染与塑造功能。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显性文化的培育功能，也要注重借助隐性文化的塑造力量。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惯性力量，可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思维，使人们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筛选性和倾向性。因此，党和政府就要有意识地发展生态文化，长期不懈地努力倡导健康的出行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其成为全社会一致认可的价值理念，让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愿与行动。由此，在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生存质量的同时，人自身也能够得以解放与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456

另一方面，把生态文化蕴含的理念和准则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习近平认为，我们看生态文化是不是在全社会落地生根，就要审视这些合理的行为准则与科学的价值理念，是否自觉贯彻和内蕴在人们的各种生产和生活行为之中。例如，在城市建设中，是否全面考虑设计规划、选用建筑材料对城市居住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产品生产中，是否达到了绿色环保与质量安全的标准；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爱惜资源能源、善待地球上的各种生命等。因为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須奠定社会大众广泛认同与自觉自为这一基础性工程。在这一问题上，习近平主张人们养成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使这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成为一种习惯。他说，发展不能单看经济方面的指标，社会人文环境方面的指标也必须兼顾。[1]73这就意味着，追求人民共同富裕，不能只顾“能挣”，同时也要考虑“会花”。“只要不偷不抢不受贿，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流行消费观念似是而非。例如，高尔夫运动在一些人看来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随着改革开放，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全国各地修建了相当数量的高尔夫球场。这种球场建在大块的土地上，有些占用的还是优质耕地，耗费巨量的水资源，使用的生化制剂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污染，但这一球类的运动者却极少。显然，它是违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规划的。因此，习近平强调，必须看到资源、环境等等仍是制约经济社会的突出因素，我们在发展规划安排与工作部署监督上要有长远眼光，切实爱惜资源、保护环境，关键要在“节用”上下功夫出实招。不打折扣地反对铺张浪费，坚决抵制奢靡享乐的做法。既要GDP，又要绿色GDP，有所为有所不为，使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生成金山银山，才是符合国情与科学理念的绿色发展之路。

四、建设“两型”社会：激发合适形式对内容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容决定形式，有什么样的内容，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形式与之相适应。人的生存繁衍是人类史时间问题，而许多能源的再生是地质史时间问题，所以，对于生生不息日益增多的人口而言，有限的资源可以说就是不可再生的。因此，习近平强调，“对于既是资源小省、又是经济大省的浙江来说”，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十分紧迫的一项系统工作。[1]118马克思主义也认为，适合于内容的形式能对其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工作。关于为什么要大力建设“两型”社会，他说：“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 [1]141这是大自然不以人的意愿、好恶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力不可违拗。这就指出了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性，尊重自然，节制人自身的行为是必由的发展之路。在怎样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问题上，他通过《科技创新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结构调整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本》〖HTK〗（已收入习近平《之江新语》）等系列文章进行了阐述，其内蕴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在习近平看来，作为绿色发展重要方式或支撑的“两型”社会建设，首先是一种社会形态的调整与构建过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整个社会生活可以划分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与文化精神生活等基本领域。稀缺性是资源的基本属性，因此，建设“两型”社会就要认真反思与充分认识浪费资源、滥采滥伐、不当消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严重危害，对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环节的规划和安排都渗透或体现节约理念，遵循环保节约原则。对此，习近平指出，在生产领域，要严格管控高耗能、高耗材新项目的上马，坚决淘汰违背生态文明又不可更新的落后产能，下大力气形成使资源可以持续利用与环境能够得到保护的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政府工作中，要本着必要、俭省的准则抓紧办公硬件与软件的改造，参考一些民营企业在办公建筑投入与机动车辆使用上的成本管理，尽快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办法，将厉行节约与实际效果纳入各级机关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考核体系中；在思想认识上，要不惜用真金白银来偿还对环境的大量欠债，保持宁肯不挣钱，也不要污染的清醒与决心。总之，他主张通过“两型”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劳动和生活的绿色化、生态化，把依赖自然与保护自然融为一体，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相互生成、相互养育，从根本上协调人口、环境与资源之间的关系。

其次，建设“两型”社会是一种文明形态塑造的过程。农业文明时代是一个干净但普遍贫穷的时代。人类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足，为满足生存不得不牺牲自身的主体性屈从于自然，自然对人的奴役成为人与自然外在统一的重要内容。人为了摆脱自然的束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达，必然会以另一种文明形态将其取代，这种文明形态就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尽管翻转了此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屈从于自然的主体性得以舒张，但却出现了新的偏执，突出的表现是生态由于不堪人类的非理性行为而危机重重。对此，阿诺德·汤因比说，由于人类把几乎全部的注意都聚焦到了如何将原材料转化为能量与产品方面，社会成员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的过程，而对于这一过程所引发的后果人们却不以为然，觉得没有什么价值。这就说明，工业文明追逐的只是人类价值的实现，如果因维护自然价值而劳心费神，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无意义的。[4]事实上，西方工业文明还是一种造就了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贫穷，使穷人富人一起忍受肮脏的文明。习近平认为，如果大多数人都以少数富人的生活为样板去追求、效仿，人类文明就可能崩溃。因此，要超越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病，人类当然就要走出一条“富裕”且“干净”的发展新路，建设“两型”社会，而与此相对应的文明形态就是生态文明。习近平认为，到了一定时候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绿水青山，但绿水青山却可以带来金山银山。在二者难以兼得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懂得权衡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创造条件推进“两型”社会建设，造成绿水青山不断生成金山银山的现实。

最后，建设“两型”社会是一个在新的愿景目标观照下渐进的过程。“建设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这是建设“两型”社会的愿景目标。建设“两型”社会与打造“绿色浙江”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二者都把摆脱污染，建设和维护生态家园作为首要的诉求，回应了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广大人民期待健康宜居的生存环境的意识越发明朗，呼声越发响亮。因此，从执政为民的战略高度着眼，在逐步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与设施的同时，为全社会营造天蓝水净、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也成为了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工作。而建设“两型”社会遵循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基本理念，实行循环经济的生态运行机制，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关系，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的良性交互，事实上本身就是打造“绿色浙江”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

五、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学会十根手指弹琴

唯物辩证法启示人们，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普遍而又具体地联系着的，不可随意割裂。在深化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如果片面武断、简单草率地看问题，难免会犯下形而上学的错误。因此，习近平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辩证分析，正确看待问题，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学会善用“十指弹琴”。[1]62所谓“十根手指弹琴”是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如果十个指头同时按键，那也弹不成曲调。好的音乐的产生，要求十根手指相互配合，动作起来符合节奏。[5]1443这是围绕解决主要矛盾，抓好工作全局的一种著名的形象比喻。关于如何摆脱要经济增长就得破坏环境，要不伤害环境经济增长就会乏力的恶性循环，实现“挣得下金山银山，又护得住绿水青山”的双赢，习近平认为，促进发展观念的更新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刻不能拖延。当然，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协调并趋向和谐，客观上要经由一个过程。他说，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在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环境污染由轻趋重与人均收入的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到达某个拐点后，污染会减轻，绿色环境会逐步恢复。但以为只要坐等拐点的到来，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多就会自发地资助环境质量的改善，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盲目乐观。他提醒道：“这种错误认识将使我们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最终将使‘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落空。”[1]223“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5]1131要绿色发展，就必须积极作为，敢于作为，千万不可对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的现象、问题采取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

一方面，推动全省经济布局不断优化。习近平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决不是到处都办工业，应当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1]186综合运用“加减乘除法”：加法，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减法，即缩减资源消耗、减轻生态破坏、减少污染排放；乘法，即更新推广适用科技，增强劳动者素质；除法，即推动人口向城市集聚与向外迁移。统筹安排合作项目，做好“四个倾斜”：即重点向生态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倾斜，向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倾斜，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倾斜，向劳务有序对外流动项目倾斜；同时，限制资源高消耗、污染物高排放的工业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或扩散。[1]94欠发达地区必须避开“环境换取增长”的老路，走“环境优化增长”的新路，真正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调并进，才能既灌注好“金山银山”，又能使“绿水青山”欣欣向荣。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促进低碳消费与经济增长。习近平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减轻资源压力，摆脱能源困窘，避免伤害环境，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他说，浙江省资源比较短缺，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资源量却很大；环境的消化能力、承载容量比较小，但庞大体量的经济造成的废弃物又很多；经济结构的层次比较低，但广大群众对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又很高。这些矛盾倒逼着我们必须在实施循环经济上现在就开步走，千方百计在资源的高效利用与重复利用上出实招、见成效。要从广泛宣传、加强政策引导、完善法规体系、深入研究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和保障、抓试点示范和不同层面的有序推进等方面，全方位开展工作，在典型示范中引导公众参与建立循环型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他特别强调要运用市场规律来因势利导。他说，如果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偏低，那么企业对巨量耗费的资源就不会心存爱惜，不易主动采取节约措施。由于“价格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牛鼻子”，所以，如果通过宏观调控抓住了它，那么就可以说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1]172使厉行节约者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与机会，使不知爱惜资源能源者付出更大的成本与代价，由此，就能有力地推进循环经济的实现，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据《今日浙江》记者统计，截至2004年11月，浙江全省有两百家左右的单位通过了ISO14000认证，八十多项产品获得环境保护标志产品认证。[6]这说明，促进循环经济，坚持绿色发展，当时在浙江已见初步成效。

总之，在习近平看来，促进绿色发展与追求“两座山”是内在一致的。绿色发展观或者说“两座山论”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生态文化，必须贯彻到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的一体化进程中。各地在发展导向、生产力布局、政绩考核与财政政策等方面的相关规划与安排不能千篇一律，必须坚持把绿色发展理念与当地实际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高晓林，夏洪海.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客观依据和时代背景[J].社会主义研究，2005（1）：3335.

[3]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趙建军，杨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哲学意蕴与时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12）：104109.

[5]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金国娟.共绘绿色浙江蓝图——生态省建设综述[J].今日浙江，2004（21）：2931.

责任编辑：陆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