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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2017-05-20李琳琦孟颖佼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徽商徽州学术

李琳琦+孟颖佼

关键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回顾与思考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人数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其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徽学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数量呈现出“井喷”之势,反映其影响力在持续扩大,其学术基础也更加厚实。徽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加强、文献基础的夯实、相关领域的细部研究以及把徽学和徽学的相关研究放到“大历史”中进行审视。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20166007

Key words: since 1980s; Huizhou studies;Review and Thinking

Abstract:

〖JP2〗Since 1980s, Huizhou studies have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for the number of researchers, continuously expanding research field and research methods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results continue to increase.Especially in the new century, the number of Huizhou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shows a “blowout” situation.The influence of Huizhou research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its academic foundation becomes more solid.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uizhou studies needs to strengthen theoret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foundation, these related fields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Huizhou into “Great history” review.

“徽学”或“徽州学”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徽学作为一种学术潮流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20世纪80、90年代是徽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徽学走向繁荣。今后徽学研究的深化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一、20世纪80、90年代徽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FK)〗

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徽学研究在80年代的兴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区域性徽学研究学术团体成立。1985年,相继成立了安徽省徽州学学会和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1989年,杭州市徽州学研究会成立。

二是徽学研究专刊创办。1982年,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江淮论坛》杂志开辟了“徽商研究”专栏;1985年5月,徽州地区社联主办的《徽州社会科学》创刊;11月,安徽省徽州学学会主办的《徽州学丛刊》创刊;1986年5月,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主办的《徽学》创刊。

三是徽学学术交流活动兴起。专题学术会议主要有:1983年10月在绩溪县召开了“全国徽调、皮簧学术讨论会”、1985年5月在歙县召开了“安徽省徽州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1985年6月在屯溪召开了“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1988年在安徽大学召开了“徽州文书契约整理学术讨论会”、1990年11月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了“徽州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等等。

四是徽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团队开始组建。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徽州文书整理组,开始对历史所馆藏的徽州契约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同时对全国相关单位收藏的徽州契约文书进行调查;同年,安徽师范大学成立明清史研究室,组建团队,开始进行徽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五是徽学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相关研究取得初步成果。资料整理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是迄今为止徽商研究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原始资料汇编”[1]426。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经过分类整理、校点并公开出版的最早的两部徽州社会经济类的契约文书集成。徽学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叶显恩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是徽学兴起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之一;另有《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版)。同时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徽商研究的论文有70余篇。

80年代的徽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徽州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徽商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几个主要方面。

90年代,徽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表现有以下数端:

其一,徽学研究的价值得到政府和學界的高度认可。(1)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和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1991年开始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张海鹏主持申报的“徽商发展史”项目顺利进入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名单。整个90年代,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徽学研究课题共有6项,除张海鹏先生的“徽商发展史”外,其他5项是:南京大学李开的“清代皖派语言学史”(1993年)、安徽大学卞利的“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1997年)、苏州大学唐力行的“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的比较”(1998年)、南京大学范金民的“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1999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卢家丰的“徽文化研究”(1999年)。(3)1999年,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荣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这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级别的奖励。(4)1998年由卢家丰副省长牵头,安徽省委宣传部和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编撰的《徽州文化全书》20卷本正式启动,“这是安徽省建省以来最大的一项社科研究工程”。[2]209

其二,徽学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黄山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的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就有4次:“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黄山市,1994年)、“第二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黄山市,1995年)、“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绩溪县,1998年)、“2000年国际徽学研讨会”(合肥和黄山市,2000年)。徽学相关专题研究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的次数更多,如“第二次戴震学术研讨会”(黄山市,1991年)、“大陆首届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黄山市,1991年)、“全国元明清文学与徽州学讨论会”(黄山市,1993年)、“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研究会”(黄山市,1993年)、“朱熹与新安理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黄山市,1995年)、“第一届徽州历史档案与徽州文化国际研讨会”(黄山市,1998年)、“徽州历史档案与徽州文化国际研讨会”(美国第二档案馆,1999年),等等。

其三,徽州契约文书整理和徽商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出版发行。一是王钰欣、周绍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1-20册)、清民国编(1-20册),由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出版的种类最齐全、内容最丰富、部头最宏大的一部徽州原始契约文书资料汇编”[1]427。二是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部著作“既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在林林总总的商人研究成果中,恰如根深叶茂的老树,又当融融春日开出了绚丽的花朵”[3];这部著作“对驰骋明清商业舞台数百年的徽州商帮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是徽商研究中的一部创新著作”[1]432。另外,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著作还有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徽商和徽州文化的研究论文近500篇。

90年代,虽然徽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仍集中在徽州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徽商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上,但新安理学、徽州教育、徽州宗族、徽州乡村社会治理等领域受到学界的重视,并有相应的成果发表。

二、新世纪徽学研究的繁荣

进入新世纪,徽学研究迎来繁荣时期。据不完全统计,2001-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的相关徽学研究课题共有63项。

从表1至表6所列的数据可以看出以下事实:

第一,与20世纪相比,进入21世纪,徽学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的数量呈现出“井喷”之势。20世纪后10年,进入立项项目的只有6项;而21世纪的前10年则达到了24项;2011-2016的六年更是达到了39项。徽学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数量的快速提升,一方面说明徽学研究的意义更加凸显,另一方面说明徽学研究的学术基础更加扎实。

第二,对徽学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日益增强。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主要是历史学科的学者从历史学科的视阈来对徽学相關领域进行研究,90年代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6项相关徽学研究课题,其中就有5项的立项学科是“中国历史”。而21世纪的63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立项学科已达到12个,它们分别是中国历史、哲学、语言学、法学、艺术学、图书情报、社会学、体育学、中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虽然从“中国历史”学科立项的仍有一半以上,但其它11个学科的立项课题数也将近有一半。这反映出徽学的多学科影响力在逐渐增强。

第三,从事徽学研究的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日益增多。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从事徽学研究的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屈指可数,主要是安徽省的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以及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的复旦大学、江苏的苏州大学、浙江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广东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入21世纪,虽然安徽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仍是徽学研究的主体,但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的角度看,从事徽学研究的地区已扩大到11个省(市)、从事徽学研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已扩大到23所。这反映出徽学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第四,从事徽学研究的一大批年轻的学者正在茁壮成长。21世纪的前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徽学研究项目共63项,其中明确以“青年项目”立项的就有17项、占27%,如果再加上“一般项目”“后期资助”和“西部项目”,青年学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徽学研究项目的数量会更多、比例会更高。这批青年学者都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开阔的视野和创新性思维,是徽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进入21世纪,徽学的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徽学资料整理方面,除对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校点重版之外,徽州契约文书整理的标志性成果无疑是刘伯山主编、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的《徽州文书》第一至第五辑,共5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6年、2009年、2011年、2015年版);另外,还有黄山学院编《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10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李琳琦主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粹》10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徽学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无疑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20卷本的《徽州文化全书》;另外,还有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韩结根《明清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力行《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徐道彬《戴震考据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汪崇筼《明清徽商经营淮盐考略》(巴蜀书社2008年版)、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丁希勤《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方光禄等《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万曙《徽商与明清文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吴媛媛《明清徽州灾害与社会应对》(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方利山等《源的守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研究》(中国社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这一时期,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徽商和徽州文化的论文有3000余篇,新世纪15年发表的论文是20世纪80、90年代20年的5倍多。

三、徽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人数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其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作为一种学术潮流,徽学研究始终在澎湃向前。回顾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接下来,就徽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出几点个人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徽学的理论研究亟需加强。徽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对徽学的内涵和外延,徽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价值、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有过初步的讨论,但未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徽学的研究实践已经有30多年了,徽学的理论阐释和学科体系建构到了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时候了,因为这关系到学界对徽学的认可和徽学自身未来的发展。

学科是一种学术思想和知识学问的体系。徽学学科的理论阐述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样几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徽学的学统问题。徽学有没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学统?即徽学的学术思想、知识学问有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传承关系?二是徽学的学术旨趣问题。徽学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学术旨趣、知识兴趣和话语体系?三是徽学的学统和学术旨趣与中华传统的学统和学术旨趣的关系问题。即承继和发展了什么?有没有地域性特征?如果有,其表现又是什么?四是徽学和已有的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与其相近的人文社会学科,如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其次,徽学的文献基础亟需加强。文献资料是学科研究和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过去的30多年中,学界虽然在徽学文献资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显著。但作为各种文献资料遗存最多的府级区域,我们对徽州文献资料发掘、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仅就契约文书的角度来说,目前我们整理出版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这方面,我们需要打破各收藏单位对文献资料的封锁,需要收藏单位和研究单位的协同配合,需要学者们的奉献精神。

第三,需要对徽学相关领域进行细部的研究。细节决定成败。这虽说的是做事,但对学术研究同样适用。细节决定着我们对问题了解的程度;细节有时还决定着事实的真伪,关乎我们对问题和事件性质的判断。我们以往的徽学研究,对问题的细部分析不够,导致我们对问题的解剖浅尝辄止,对問题的分析不够透彻,所得出的结论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细部的研究需要有大量具体材料的支撑,这方面条件基本可以具备;细部的研究还需要我们对相关材料的细致分析,而这方面需要我们自身的努力。

第四,需要把徽学和徽学的相关研究放到“大历史”中进行审视。我们不能就徽学来研究徽学,也不能就徽学中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而是需要把徽学和徽学的相关研究放到“大历史”中进行审视。所谓放到“大历史”中进行审视,一是指要有“过程观”,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们首先要去了解它是怎么产生的、又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每个演变和发展阶段的特征是什么;二是要有“整体观”,无论是小徽州抑或大徽州都只是中国行政区划的一个部分,徽州的历史和文化也只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要把徽学和徽学的相关研究放到“整体”中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徽学和徽学相关问题的特点,才能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卞利.20世纪徽学研究的回顾[C].徽学:第二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2]刘伯山.安徽省徽学界大事记[C]∥安徽省徽学学会.徽学丛刊:第1辑 总第3辑. 合肥:安徽学林印刷厂, 2003.

[3]范金民.老树春深更著花[J].中国社会科学,1997(2):204206.

责任编辑:汪效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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