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殊

2016年5月6日，贺敬之柯岩文学馆·柯岩馆在台儿庄开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文学馆揭了牌。她说，贺敬之和柯岩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作家，是时代的歌者，是共同走过半个多世纪人生历程的文学伉俪。他们的诗歌在一代又一代读者中传诵，他们的爱情和相携相助的风范，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段动人佳话。

柯岩是一首歌

柯岩，女，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主要作品有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春天的消息》；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等，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等文字。

认识柯岩，始于那首痛彻心扉的《周总理，你在哪里》。

那个时候，我们不识柯岩，大多数人不知道她是一位女士；更不知道，她竟是《回延安》的作者贺敬之的妻子。千千万万的读者，只从诗里感觉到她的伟大与真挚。她用一首诗，一句一句喊出人民的心声，喊出人们一行又一行心头泪；她用一首诗，轻易让人们找到情感的宣泄口，再一次痛快淋漓地大声喊出那个伟人的名字。高山、大地、森林、大海，课堂上的孩子们跟着她跑过漫山遍野，跑过天安门，跑到政治局，跑进中南海，为是就是寻回人民心中那个可爱的、永不逝去的总理。

《周总理，你在哪里》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一天是1977年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一年前，当周总理突然离去的消息传来时，柯岩悲痛欲绝。早在1949年，19岁的柯岩刚刚进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时，曾与周总理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总理问她青艺为什么总演外国戏？她得意地回答：“艺术没有国界！”总理说，“我不反对提高，但是提高必须从实际出發，必须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就是总理的一番话，让她明白了艺术普及的重要性，欣然参加了“青年文化列车”活动。大半年的时间，她与身边的“战友”们鲁亚农、朱漪、罗正、胡辛安、陈刚、王正、于永宽、方掬芬等人一起，从南到北，边走边创作，人手不够时还亲自上台表演，一站一站把优秀的剧目送到基层。

那个时候，她与同事们创作出许多受老百姓欢迎的文艺剧目。那个时候，她的名字叫冯恺。

她也忘不了在青艺、儿艺工作期间，周总理常跟邓大姐跑到售票口买两张票，悄悄坐进剧场看戏。看完之后还要提建议，并且到台上查看演员跳下去的地方有没有危险。

就是这样一位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总理，竟然离去了。于是她采用哭灵的方式深情写下《周总理，你在哪里》：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1955年12月，柯岩正式放弃原来的笔名冯恺，以“柯岩”这个名字在《人民文学》上一下发表了三首儿童诗。这之前，柯岩在创作上做过许多尝试，话剧、诗歌、书评、影评，且也有了不俗的成绩。但儿童诗的发表，让她找到了新的创作方向。她的这次尝试，纯属偶然。当时是丈夫贺敬之接到创作儿童诗的任务。然而他不仅苦熬一夜也没写出几行，还感叹：“没想到写儿童诗这么难。”柯岩听了不相信，“这有什么难的，你去睡，我来。”

那个时候，柯岩虽做出了很多成绩，却常常被人私下说是因为得到贺敬之的帮助。早已憋了一股劲儿的她调动出童年的点滴往事，一口气写出九首儿童诗，让一觉醒来的贺敬之大为惊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三首，就是从这九首中选取的。

今天的许多读者，肯定还记忆犹新。比如一首《小弟与小猫》：

我家有个小弟弟，

聪明又淘气，

每天爬高又爬低，

满头满脸都是泥。

……

无心插柳的柯岩因三首儿童诗一炮打响，并调往之前一直想去而未能如愿的儿童剧院，担任创作室儿艺委员会委员。此后她一发不可收拾，在《人民文学》上连续发表了《帽子的秘密》《两个“将军”》《军医和护士》《“小兵”的故事》《爸爸的眼镜》《小红花》等一系列优秀的儿童诗，其中组诗《“小兵”的故事》还于1979年获得全国第二届儿童文学一等奖。著名诗人臧克家说，“柯岩写的儿童诗，不论在取材还是表现手法方面，都注意到了读者对象这一点。这样，孩子们喜欢读，大人看了也觉得有趣味”。她的一首儿童游戏诗《坐火车》，影响了几代人的童年：

小板凳，排一排，

小朋友们坐上来，

这是火车跑得快，

我当司机把车开。（轰隆隆隆，轰隆隆隆，呜！呜！）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柯岩佳作频出。1957年发表了儿童诗《流星》《小红马的遭遇》；诗集《大红花》《最美的相册》；诗歌《眼光》；独幕剧《相亲记》。1958年创作了儿童诗《放学以后》《飞向星星世界》；儿童独幕剧《娃娃店》；与子友合著的儿童多幕剧《飞出地球去》。1959年创作了影评《友谊的赞歌——看影片〈白鬃野马〉和〈红气球〉》；论文《试谈儿童剧》；儿童歌剧《双双和姥姥》；诗歌《感谢你！亲爱的阿姨——献给保育员同志》；儿童诗《不信国庆你来看》。1960年到1962年，创作了儿童诗《床头的画》《小袁的家》《“小迷糊”阿姨》《红领巾日志》《爸爸的客人》；儿童游戏诗《红灯、绿灯和警察叔叔》。

柯岩越来越认识到诗歌服务人民的重要性。1956年夏末，她深入到海淀区温泉村工读学校，用自己的热情与爱心改变了大批问题少年。

那几年，柯岩的创作进入忘我状态。1960年5月份生儿子时，竟然忘记了预产期。那天，她与同事们从上午开始为一个剧本讨论到下午，期间几次疼痛她都忍了。最终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骑车赶到医院时，还是晕倒在走廊上，导致大出血。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后，竭尽全力抢救了六个小时，才保得母子平安。

许多读者知道贺敬之一首经典作品《雷锋之歌》，却不知道，这首诗不仅是柯岩鼓动丈夫写的，之前还是她亲自跑到抚顺感受了一个月时间，第一时间接触到《雷锋日记》，率先创作出244行长篇抒情诗《雷锋》，以及儿童诗《我对雷锋叔叔说》和《向雷锋叔叔致敬》。

1978年，柯岩被调到中国作协诗刊社任副主编，此后，她继续在儿童诗上下功夫，出版了《月亮会不会搞错——题画诗百首》《春天的消息——题画诗集》等作品集。诗人徐鲁曾说，“在整个80年代里，柯岩的一系列题画诗，是许多读者，尤其是小读者最美丽的阅读回忆之一。”

在《诗刊》的日子里，柯岩除了继续创作优秀的作品之外，还仗义执言，配合主编李季，于1979年1月14日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诗歌座谈会，从北方黑龙江到西南边陲云南，再到大西北建设兵团，他们几乎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牛棚”、曾身陷囹圄的诗人们统统请过来。当时，许多诗人还戴着右派的帽子。柯岩一一点名让他们参加，为的就是让他们早日得到平反。不仅如此，为了解决部分诗人到京路费，她还找到画家黄永玉，得到他12幅画的慷慨相赠。会议当天，柯岩还力邀王震到场接见诗人们，请胡耀邦到会讲话，把曙光带到会场。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第32届青春诗会名单刚刚确定，许多年轻的诗人，更是以能参加这一被誉为中国诗坛“黄埔军校”的活动为荣。1980年7月，正是柯岩组织创办了第一届“青春诗会”，热情培养扶持了包括舒婷在内的一批著名诗人。她本人在此期间创作并获得“小天使”奖的《假如我当市长》，今天都值得大力推崇：

假如我当市长 / 首先要贴出一张大大的招贤榜 / 看谁能让工厂产值上升又无污染 / 看谁能让本市比其他城市更漂亮 / 看谁能有城建的整体规划 / 不要成天拆了东墙补西墙 / 把马路掘得到处是洞 / 今天挖开，明天又补上 / 当然，当然 / 整座城市还要浓荫覆盖 / 空气里充满绿色的芳香 / 让所有美丽的鸟儿都愿到本市定居 / 为此，居民们也该学会不要大声喧嚷……

诗歌创作上的极大成就没有让柯岩满足，她不断寻求新的路子。1978年偶然接触了报告文学，并很快发展得风生水起。老党员、刺绣专家、船长、辅导员、画家、农学家女经理、革命家……她笔下出现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光辉照人的形象。一位总部首长看了柯岩的作品后称赞，“这才是人民的作家！”

作品《船长》和《特邀代表》荣获首届（1977-1980）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美的追求者》于1981年获“十月文学奖”；《船长》同时于2009年荣获“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并被收入北京师院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编写的《写作文选》。柯岩也于1978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并任副会长，1986年又被聘为文汇报社报告文学征文评奖评委。

报告文学的轰动并没有让柯岩满足。1980年，她再一次重返工读学校，并令人惊讶地创作出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作家丁玲说，“这本书是一本好书，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是一本写了一群好党员、一群好人、一群有美丽心灵的人的书。”1984年，该小说由著名主持人王刚演播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此后又由柯岩亲自操刀改编成12集电视剧，于1986年1月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并引起轰动，被誉为“新中国的教育诗”。同年10月，该剧获得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电视剧一等奖、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育电视片奖”等一系列奖项。

光环笼罩着柯岩，然而她始终坚守一个作家该有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多次说过，“我的愿望只是让我的作品像岩石上的小树一样，能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一分氧气，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一片绿荫，并且让它活得比我的自然生命长一点。”

她就像一团火一样，热烈地奔跑在文学的路上，最终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病倒了，被心脏病、无痛血尿、高血压、糖尿病、动脉血管瘤、腰椎错位等等疾病同时缠身。尽管这样，她依旧不停看书，不停写作，用手中的笔为人民歌唱、呼唤、呐喊。

1994年1月6日，柯岩因右肾坏死，第一次上了手术台。为家人留下遗书的她最终逃过一劫，活了下来；1996年9月19日，柯岩第二次因心脏搭桥再上手术台，8个小时，医生为柯岩搭起3根桥，她再一次戰胜了死神。

臧克家早就劝她，“才高心雄，为我所重。青山永葆，勿与天争。保健珍重，毋过负荷。”然而两次大手术后，柯岩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为人民书写。她说，“崇高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理想。要了解一个国家和她的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看她怎样教育下一代。我最大的追求就是用崇高的理想塑造下一代！”

2002年11月14日，北京电视台《夫妻剧场》播出了贺敬之、柯岩专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贺敬之在回答主持人关于来世这一问题时，深情回答，“下辈子我还找她！”

2006年7月，柯岩获得全球华语诗歌界的最高奖——“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09年7月，588万字、10卷《柯岩文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一年，柯岩整整80岁。

这棵美人松，终究无法战胜身体疾病，于2011年12月11日13时35分，于北京协和医院医治无效逝世，终年82岁。

柯岩的一生，一直在路上，一直在歌唱。

贺敬之是一首诗

贺敬之，1924年生，山东枣庄市峄县人（今山东台儿庄）。现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7岁入党。早年在中央戏剧学校创作室工作，曾任《剧本》月刊、《诗刊》编委，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曾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委员。代表作有新歌剧《白毛女》；诗歌《回延安》《雷锋之歌》；歌词《南泥湾》等。

贺敬之的童年，没有柯岩幸运。柯岩虽然也家境贫寒，父亲却是一名有文化的铁路工程师。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是柯岩的表姑妈，所以小时候的柯岩不仅可以看到大师的著作，身边也不乏读书人。后来她还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跟着父亲坐着火车走南闯北，积累了难得的生活经验。不过那时候，她既不是柯岩，也不是冯恺，而是冯成保。而贺敬之这个名字，却是一出生大祖父就给起好的。然而他的家境却太贫寒，从小便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也因此家中曾想过让他当厨师、教堂修士，为的就是可以早早挣一些生活费。然而最终，家人还是克服一切困难，满足了贺敬之强烈的求学愿望。

家境的贫困，再加上社会的动荡，贺敬之的求学路跌跌撞撞，从山东到湖北，再到四川，在流亡中拼命追寻着一扇又一扇知识的大门。

路途的艰难更加点燃了贺敬之旺盛的诗意火花，1939年，年仅15岁的他在《华西日报》发表了散文处女作。紧接着重庆《中央日报·平明》又连载出他的散文《失地上的烽火》。这一年，他的诗歌处女作《北方的子孙》也在成都的《朔风》发表。

少年贺敬之一边写作，一边扎在各种进步书堆里。慢慢地，革命的种子在他心底发了芽。也因此，他与志同道合的几位同学受到国民党三青团的监视。但是年轻的学子们自有对付的办法，因为他们已经被一团火点燃，那就是要去延安这个圣地。

机会，很快来了。1940年4月的一个傍晚，诗友李方立匆匆找到贺敬之，神秘地拿出一本杂志。贺敬之一看，竟是胡风主编的《七月》。翻开看内容时，突然被一则招生简章吸引住了，这则招生简章，竟然是鲁艺的。

夜。

西北的苦涩的长夜……

狼，

火红的眼睛啊，

燃烧在夜的丛莽。

黑色的森林，

漫天的大幕；

猎人跃进在深处。

猎枪像愤怒的大蛇，

吐着爆炸的火舌。

而我们四个，

喘息着，摸索向远方……

“我们四个”，就是贺敬之、李方立、吕西凡、程芸平。他们拿着想办法搞来的路条、假通行证、学校证明信，用了假名字，奔走在荒凉的山道上，他们要去“那边”，他们要上鲁艺。

四十多天，徒步跋涉两千余里，山路的崎岖挡不住一腔信念，四个青年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是在这里，贺敬之第一次放开肚子吃了平生第一顿饱饭。在等待到延安的时间里，他们又惊喜地见到当时在鲁艺任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他们缠在冼老师身边，请他给他们上音乐课。十几天后，四人通过审核，又意外地与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几位革命前辈一路同行，往延安去。

八百里崎岖山路的奔波，梦寐以求的圣地出现在眼前。土窑洞、煤油灯、欢笑声、小米饭、南瓜粥、炒白菜，遥远的梦想终于成真。

笑在脸上，泪在心里。

瘦小的贺敬之穿上一套肥大的军装。

“我要考鲁艺！”迫不急待，贺敬之执着地说出自己的心声。此时，鲁艺刚刚由“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可是贺敬之只有16岁，按年龄应该到自然科学院读高一。他不愿意，便疯狂地以写诗来发泄着自己的情绪，也表达着自己一颗坚定的心。他的态度最终打动了老师，同意他去试试。然而没上过高中的他考试并不顺利，几轮笔试后，面试中又遇到大诗人、文学系主任何其芳。

聪明的贺敬之立即拿出来延安路上的组诗《跃进》，递到他敬仰的考官手上。面试中的问题尽管发挥不是太好，然而何其芳却从诗中看到贺敬之的潜力与诗人的气质，破格录取他成为鲁艺文学系第三期学员。与他同来的另外三个伙伴，也都如愿以偿。

幸福就这样从天而降，贺敬之站在窗前，扬起双臂呐喊：“这丰收的十月呵！”

当时的鲁艺，名家荟萃，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荒煤、齐燕铭、张庚、吕骥、周立波、王朝闻、严文井，各位大师们上课时个个口吐莲花、形象生动，贺敬之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来之不易的营养。入学三个月，他就创作出新诗《生活》《自己的催眠》《雪花》《没有注脚——献给“鲁艺”》《十月》《我们这一天》《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等，其中《十月》发表在《大众文艺》上。当初慧眼识中他的何其芳，越发欣赏与喜欢这个爱徒。第二年，贺敬之的诗歌更加成熟，《小兰姑娘》刊登在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陈荒煤主编的《草叶》上；《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發表在延安《新诗歌》上；小说《情绪》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何其芳激动之余，向鲁艺副院长周扬特别推荐了贺敬之，并且在他写的《夜歌》里称赞贺敬之是“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

意气风发的贺敬之忍不住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

我唱着属于这道路的歌。

我跟着前面的人，

后面的人跟着我。

……

天空更蓝，大地更辽阔。1942年5月一个飘着毛毛细雨的早晨，贺敬之竟然见到了毛主席，并聆听了关于“大鲁艺”与“小鲁艺”的命题。醍醐灌顶的他随师生一起走出校门，到乡间、跑田野、走进农民中间。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就是在这次采风过程中创作完成的，在1943年3月15日的三五九旅拥军大会上一炮唱响。

不满19岁的贺敬之，一曲成名，也向鲁艺交上一份满意的毕业答卷。紧接着，由他作词、刘炽作曲并演唱的《翻身道情》也传遍各抗日根据地。

21岁时，贺敬之更是接手了一个新的大任务，那就是创作新歌剧《白毛女》。创作的过程无比艰难，结果一炮打响，不仅红遍大江南北，而且名扬海外。《白毛女》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并被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成为中国新歌剧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崭新的艺术形式为新歌剧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然而他没有骄傲，更没有满足，而是深入到战场，与扛枪的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还险些受伤。这一英勇表现吓坏了在场的营长，也让贺敬之荣立了战功。

1948年，贺敬之到华北联合大学任文艺学院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1949年初，贺敬之随部队到了北平，当选为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并与诗人阮章竞一起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年轻的贺敬之，光芒四射，成为众多读者的偶像。

然而那是一个只闻其文不见其人的年代。

遇到柯岩，便是如此。1950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想请贺敬之给他们讲《白毛女》的创作，于是派了创作组的小编剧、任课代表柯岩前去。

那一年，柯岩还叫冯恺，刚刚21岁。她崇拜《白毛女》作者许久，但内心一直以为他一定是一个沧桑的老头。

四目相视的一瞬，双方都把“想不到”三个字写在脸上。那一年，贺敬之26岁。两位年轻人的心里，都感受到了别样。他们把喜悦藏在心里，开始在工作上频繁来往。

爱的火花，也一天天升起，然而谁也没有表达出心中那一个心愿。

转机发生在贺敬之生病之后。相识后不久，贺敬之到河北大名县深入生活，没想到刚刚转完关系，他便开始吐血。戏剧学院迅速把他接回位于北海的北京红十字医院，确诊为两侧浸润性肺结核。那个时候，肺结核没有特效药，不仅有传染性，而且死亡率比较高。贺敬之无奈地开始了漫长的隔离治疗。

病床上的时光，郁闷而漫长。他想着一个人，却不敢让她来。然而心有灵犀，突然有一天，美丽的柯岩推门而入，让贺敬之既惊又喜，“你怎么来了？”

“怎么能让你这样的好同志被疾病打倒呢！”

“我这个病可传染人呢。”

“越怕才越容易被传染呢！”

两颗心，一下就拉近了。贺敬之住院三年多时间，除了柯岩去太原体验生活的几个月，几乎天天来看他。1953年，贺敬之终于康复出院。此时柯岩也从太原回到北京。贺敬之马上提出结婚要求。当时，名气远没有贺敬之大的柯岩却一阵犹豫，但在身边同事们的劝说与帮助下，两人几个月后领了证，于9月12日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从此开始携手风雨路。

1956年，贺敬之在时隔11年之后，受《中国青年报》邀请，随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再次回到了延安。

延安，是在贺敬之心中掀起壮阔波澜的地方。那些关于小米饭的日子呀，那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地方啊，怎能忘！回延安，似乎像是一个在外飘泊已久的孩子终于可以回到母亲的怀抱。那个晚上，贺敬之特意喝了白酒，借着酒兴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哭一边写。影响巨大的名作《回延安》诞生了：

白羊肚手巾红腰带，

亲人们迎过延河来。

满心话登时说不过来，

一头扑在亲人怀……

扑进亲人怀、感受到亲人情的贺敬之，终于找回失去多年的诗魂，诗歌创作再一次进入黄金鼎盛期。

之后，他又接连创作出《三门峡歌》《放声歌唱》《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以及永恒的《雷锋之歌》。

1200余行长诗《雷锋之歌》，随后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并相继被《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登载。

雷锋的名字，迅速传遍九洲。雷锋精神，也因被贺敬之“诗意化”而有了永恒的价值。

然而，生活并没有让才华横溢的贺敬之一帆风顺。像爱人柯岩一样，他也经过了漫长的十年沉寂期。他最早的磨难，是因在《七月》发表《跃进》与《自己的催眠》两首诗而牵连进“胡风案”，最终被关押在创作室接受隔離审查半年多，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十年之后随着“文革”运动的掀起，贺敬之率先被“揪”出来批斗，原因是他在1962年3月广州的戏剧创作会议上，作了一篇《有关戏剧创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不仅尖锐批评了当时文坛流行的“把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看得非常简单，否认其中有些劳动人民以外的阶级意识反映，否认劳动人民里边可能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甚至有封建思想影响”，更点名批评了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造反派批斗贺敬之当初的发言是“大毒草”，还把歌剧《白毛剧》说成搞人性论、歪曲丑化劳动人民。

这些可怕的“罪名”让贺敬之很快被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专题批斗行列，从此大会小会辱骂，电台广播宣传，贺敬之成了人们眼中的恶霸“黄世仁”。

这个时候，爱人柯岩也被戴上了“漏划右派”、“反党集团”、“反动学术权威”等9项帽子，关入牛棚。这一对时代的歌手，双双陷入黑暗。

炼狱般的日子里，贺敬之没有屈服，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义正严辞贴出《挺起腰杆干革命》的大字报，表明自己一贯对党的忠诚。“文革”十年，贺敬之尽管不断受到隔离、批斗、下放，但也得到众好友及喜欢他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尤其是王震将军与周总理，更是给予他贴心的关爱。期间还在好友李季的帮助下再版了《放歌集》，刚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磨难的日子虽然漫长，但总有结束的时候。“四人帮”垮台后，诗人得到解放，不仅可以继续借助诗句放声歌唱，还出任了文化部副部长。

曾经，许多读者有过担心，中国多了一位文化部长，却失去一位优秀的诗人。然而事实证明，贺敬之从未放弃过诗歌，从未放弃过用诗歌为人民服务。进入新时期后，他又在诗歌上开始了新的追求，从新古体诗中开拓了新的意境，再回老家山东登上泰山时他写下：

几番沉海底，

万古立不移。

岱宗自挥毫，

顶天写真诗。

到了晚年，他与柯岩回归家庭，一起去公园，一起去买菜，一起看书练字，一起写诗，同时依旧密切关注祖国的文化事业。当他看到许多文艺作品出现低俗化倾向时，大声疾呼：“沉渣呼崛起，呜咽趁朦胧。信有猛士在，登高唱大风。”

贺敬之是真正的诗人、人民的诗人。他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

2016年5月，贺敬之再一次回到老家台儿庄。这一次，他是带着爱人的心愿去的。站在柯岩文学馆前面，诗人的内心该是多么感慨万千啊。他一定又默默为他的小柯吟出曾经的那首诗：

小柯，你在哪里？

谁说你已离我而去？

不，你我的同一个生命永在！

永在这里——

在战士队列，

在祖国大地，

在昨天、今天和明天

永远前进的足迹里

……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