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

阅读何立伟

我将何立伟的《白色鸟》裁开，贴在书房的墙上，大声朗读：“设若七月的太阳并非如此热辣，那片河滩就不会这么苍凉这么空旷。唯嘶嘶的蝉鸣充实那天空，云和风，统不知踅到哪个角弯里去了。”我还对何立伟引用的那句外国民歌“夏天到来，令我回忆”充满感情。因为我的童年似乎是永远和夏天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写作也多描述童年的夏天。我曾写过一篇《顽童记》，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童年夏天的天空真的是蔚蓝无比。那是从孩童眼睛里望出去的天空。我整日无所事事，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转悠，见到公家办公的窗子开着，便顺手将墨水够出来……”，我有时突然想起童年的一些事情，嘴里会忽然冒出“夏天到来，令我回忆”这两句诗。这真的是实情，并非妄言。

何立伟对我的创作应该说是有影响的。我那时有一本阿城的《棋王》、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和一本徐晓鹤的叫《疯人院》的红色封面的什么书。我那时还在高邮湖边上的一个小县城里猫着。突然有一天得到一次到省里学习的机会，而且时间还是一个月。那时省里对我们来说，就是天边。这句话毫不夸张。我们觉得省里太大了。于是我便带着这几本书，来到省城。其实是在城乡接合部的一个什么干校，开始了会计方面的学习。一个月里，课余我便坐在公共汽车上，在城市街道的高大的法国梧桐下的马路上转悠，抓紧分秒时间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上课，我便带着这三本书，将《白色鸟》和《棋王》抄在一个大笔记本上，边上还自作多情地加了许多批注！这种抄读，印象相当深刻。这三位可以说是非常文体的作家。因此对我后来的语言影响非常大。

后来我和何立伟有了些交往。那是已到了1996年，这年冬天何立伟他们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学方面的会。我也已借调到北京的一家报社管副刊。于是我便请何立伟一行吃饭，请他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和画漫画。果然过了不久，何立伟给我寄来了他的散文和漫画。有几幅漫画，我记忆深刻。一幅是路燈下擦皮鞋的孩童给一个戴礼帽男人擦鞋。下款题的是“把皮鞋擦得锃亮是为了照见街角少年的不幸童年”；还有一幅是一个结发髻着古装的男人捧着一本书，边上墙上还挂着一把剑，下款是“男人的一生不是与书打交道就是与剑打交道”。

之后我离开了报社，我们便又间断了联系。去年我要出散文集《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因出版社要一些插图配到书中去，让我自己找一个人画，于是我便找到了何立伟。何立伟一口答应，让我把书稿寄去，果然没过多久，他便给我寄来了根据我书中内容画的20幅漫画插图。我一幅一幅仔细看过，心中甚是高兴。那些漫画线条简洁稚拙，而文字又简，有书卷气。

何立伟的早期小说充满诗意。汪曾祺曾说他“写直觉，没有经过理智筛滤的，或者超越理智的直觉……是用绝句的方法写小说”。后来的《花非花》，便有了些古怪，那时他正是壮年，一心求变，亦可理解。但我始终认为，何立伟的早期作品要比后来的好。作家这个行当，出作品是不分先后的，许多大作家，都是处女作或早期作品是代表作，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等，都是这样。创作有时通俗地说，就像母鸡下蛋，你看那母鸡的第一个蛋，带着血丝，可色泽红润，鲜艳饱满，可以说，营养又是最好。

何立伟后来小说写得少了，但他编杂志、搞摄影、画漫画、写散文，样样都做得很有情致。他是一个有味道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也竭力显示出他为人的本质和个性。他去了一趟拉脱维亚，在《文汇报》发了一组黑白的摄影作品，取其名为“黑白志”，每一幅作品都充满照片之外的弦外之音，非常美。那是艺术品，不是照片。他写了大量的散文，他的散文接近笔记，或者说，他是用笔记的方式写散文，散文既短，意思又淡，只写人生的那么一点小小的叹息，或者小小的无奈和可笑。

何立伟曾给我写过一点文字。他说我是“简约不繁，质朴文风”，其实，反观何立伟文字，何尝又不是这样呢？

徐星片断

认识徐星在二十五年前。

1989年3月，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是鲁院的第五期进修班，简称“五进”，比现在的“高研班”时间长一点，四个月。我们班上，现在出息一点的是“虹影”，就是写《饥饿的女儿》和《上海王》的那个虹影。她结业后去了英国，在那里写作，获得了广泛的名声。她是重庆人，那时她瘦瘦的，很单薄的一个女孩。

而徐星那时正上鲁院的另一个班：鲁院和北师大联合办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研究生班。那个班上大腕云集。那时就是“大腕”如今仍是“大腕”的莫言、刘震云、余华、洪峰、迟子建等。虽然那时他们已是“大腕”，可那时“大腕”并不稀奇，他们同我们一个食堂吃饭，一个宿舍住着，一个教室上课，下了课一起瞎玩：散步的、打球的、踢球的、玩单双杠的。学校有个篮球场，一群人在那里抢一个球，莫言也在那抢，抢了就往篮里扔，——有时是抛。莫言的动作抒情极了。他是“一个中国式抒情的篮球运动者”。余华独来独往，身材单薄的一个浙江青年。这个青年不常笑，表情冷峻，他总是一个人活动，一副先锋的样子。

徐星在这个班也是一个另类。他在学校是有一个床位的，可是他不常来睡，上课了就来一下。他那时好像在忙着一个电影，也是一个先锋的。电影可能不是他在拍，而是给别人帮忙，他在电影里蹭了个小角色。这些是他将电影拿到班上放时我知道的。第一次见他正是他来放电影的那次。他瘦长如白杨，哐啷着两条长腿。电影在五楼大教室里放，男女同学二十多人或坐或躺（躺在椅子上，脚跷在桌子上），我记得迟子建也在，她蜷在椅子里，或者是披了个大围巾的，反正像一只安静的猫。徐星坐在最后，看着大家看。在电影中，徐星也是“哐啷”着长腿，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鲁院的学习是松散而自由的。过去说西南联大的校风，只有两个字：自由。我们那个鲁院，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可以说是十分自由的。莫言、刘震云等，多少也得益于鲁院三年的生活。

鲁院结业我回到了县里，徐星据说出了国，从一个烤鸭店的小伙计，因为文学，走了出去，并且走得很远。

再次与徐星重逢，纯属偶然。七八年前他到合肥来放映他的纪录片《五加五》，在牧云人酒吧，我过去了。见到徐星，他还是那个样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瘦，只是老了一些。过后的一天，我陪着他，一起吃饭、喝酒，聊了许多，对他的生活有了些了解。因为他多年无业，这是最好的状态，也是最坏的状态。对文学肯定是好的，但对于生计，也许这不是最好的。

后来他又来过两次合肥，我都陪着他。他的纪录片大约在合肥这个城市放映的是最多的。就《五加五》，我先后看了四次，除牧云人外，在安大和保罗的口袋（书店）又看了一遍。每次我都认真地看下去，总是会有会心地笑。这样的纪录是十分有趣的，当然是有价值的。他另外的几个片子，《我的文革编年史》《罪行摘要》，我都看过。他做的这项工程，是一个人的战斗：一个人跑，一个人拍摄，一个人剪辑。——我去过他北京的家，两间不大的房子，一台大电脑，他就在那台电脑上工作（我去时他正剪片子，于是他说：“你看一会片子等我忙完。”我于是又将《五加五》看了一遍）。屋里除一个大沙发，就是几个书橱，书橱里胡乱地插满了各种书籍。书橱边斜靠着三脚架和一台普通的摄像机。

在北京他请我吃过一次饭。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喝一種什么牌子的白酒，他说很好，是朋友送的。他特地给我拎了两瓶，说：“这个酒很好，你喝喝看。”我不太会喝酒，对酒也兴趣不大。饭是吃的羊肉馆，吃了许多羊肉。他一个人喝了许多酒，我只是象征性的喝了点。席间说了许多他的同学的事，谈得最多的是莫言，说到莫言的作品，我们还争论了几句。

徐星的作品不是很多。他自己说他是文坛边缘的人。他的《无主题变奏》和《剩下的都属于你》，当然是有意义的。不仅是有文学史的意义，就其文本本身，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他的写作是用生命写作。他的写作是毫无功利的。他所写的都是他跑出来的。原来沈从文说：一个作家，还是要能跑，能吃苦，能受冻挨饿。这一点，徐星做得最好。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至于他作品的价值，自有历史检验。这不用我饶舌。

去找一本书

——笔记一种

北京安静的窗外的雪。晨七点二十起床。来北京两天，一直是下着雪。今日雪停了。我背上包，要去涵芬楼和三联书店看看，去找一本书。

从南礼士路坐地铁。这个地方我应该是熟悉的。多年前我曾在离此不远的公主坟工作，每每骑自行车从此经过。我踩着雪轻轻地走着，可方向还是有点晕。走了一截，忽然看到中国化工那个“试管瓶”的LOGO标志，一下子反应了过来。多年前我每次从这里骑车而过，都会想起我的一个女同学。中学时我曾和她一起补习，上学时总是能遇到她。遇到她我就在她后面走。我并不知道她发没发现我走在她后面，而我就是要走在她的后面才觉得安全和幸福。我有时在后面踢石子，弄出一点响动，她依然如故地走。她不知道我走在后面吗？她那么敏感的一个女孩。后来她考取了北京化工学院。虽说化工我弄不懂，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词汇。一想到化工鼻子里就会有一股怪怪的气味。可是她考上了这个学校，我便对化工充满了好奇。

再往前走是复兴商业城，这我也是熟悉的。这里都还是老样子。我从门口走过，店里的员工们都在门口铲雪。多年以前，也是在一个大雪的冬天，我曾和朋友在此吃过一顿难忘的晚餐。那回朋友带了一瓶好酒，叫我抱着。我们冒雪在北京城游荡，找这个叫复兴商业城的地方。

我上了地铁，列车呼啸而过，几个站一会儿便过去了。在灯市口地铁站，我下了车，往外面走。在地铁出口处，一个男孩戴着大口罩把一个女孩紧紧抱在怀里，恨不得把她揉碎。他们并不顾忌来往的行人。——这算是一种什么行为艺术？

我往地铁出口走去。在一处，我问一个地铁员工：涵芬楼或者三联书店怎么走？这个高个子小伙子一无所知。他通过对讲机问，涵芬楼、三联书店谁知道怎么走？对讲机里哇哇了半天。小伙子说，不知道，没人清楚。我出了地铁，又往前走，过了一条小街。在一个超市，进去买了些水果。结账时我问收银员：请问涵芬楼或者三联书店怎么走？收银员是一个好看的小姑娘。她说，什么楼？是个饭店吧？我说，书店。另一个女孩，同样青春美丽，她抢着说，噢，书店，这一条街多得很。往前走就是王府井书店，要什么书有什么书。我无奈，只得出来，往前踏雪而走，只拐了一个弯，就见涵芬楼在眼前。

嘁，这叫个啥事！

我进到书店，打问我所要的书有没有？之后匆匆浏览，便出得书店。我已走出书店好远，踏着雪轻轻往北走。忽然觉得来了一趟，不带走一本书有欠厚道。于是又转回来，匆匆选了一本法国女作家的《花事》，给我结账的小店员，是个小姑娘。她站在那里，不断地用手捶自己的小腹。她正跟另一个店员聊天，是说自己有了小肚子，很忧心。我对她说：“苦恼的是肚子问题，是吧？”她笑。我说：“担心有小肚子？”她笑，非常开心、漂亮地笑着。

我继续向前走，踏着吱吱的积雪。去三联书店，找我想找的一本书。

六月十九日北京记

办完事，还有半天时间。上午便去逛书店。逛书店比逛商场好。逛商场出来心情差，逛书店虽比逛商场出来好不了多少，但总是要好一些。因为书还是要比商场里的东西便宜一些。连青菜都已三块钱一斤了。于是先直奔王府井新华书店。

书也是看不完的。满架的书也只是走走看看。在四层古典文学书架前，见到许多叶嘉莹先生的书。之前曾看过一本她的《人间词话六讲》，深入浅出，所谈甚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些古典文学基础差的人阅读。于是冲动之下，又拿了《迦陵谈诗》《迦陵谈词》《小词大雅》和《名篇词例选说》。也不管回去看完看不完，对书的态度，就像女性对自己的脸蛋，总是没有一个够。

出来已近中午，于是便在东单三条的宏状元解决肚子问题，要了一份荷兰豆炒木耳、一份滑子菇炒山药和一碗米饭，三扒两噎，结束战斗。出来向北再去三联和涵芬楼看看。依然只是个念想，每个书架转转，时间已不多了，便买了一本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因老太太刚去世，以为纪念吧。

出了三联书店，心情极差，嘴里叽叽咕咕，便拐进一条胡同。这条叫多福胡同的小胡同，真是极小，又极短。我走在里面，心情似乎便好了些。我见一个老人和一个中年汉子坐在门口石磴上，老人打着赤膊，一身的肉。因腰躬着，前胸的肉都嘟噜下来，不亚于一个妇人。老人腿边一只黄狗，安静地趴在那里，老人边讲话边用手抚摸着狗的头。

“不知几年？”

“大约两三年吧。”

问的秃头秃脑，中年人答的也秃头秃脑。不知说些什么。走过这条胡同，拐过去，就是报房胡同了。这条胡同明显大多了，开着许多饭馆，多为面馆和羊肉馆。迎面一个老年妇女骑着一个极小的电动三轮，在她的前面怀里，还坐着一个老人，那个老人看上去至少八十多歲。老人是谁？是她的母亲吗？

之前去三联时，曾过一个甘雨胡同，也就是干面胡同的对面。在胡同口不远处，我见一个小饭店，匾牌上只三个字：无为菜。我纳闷：是无为而治的“无为”？还是俺的家乡“无为”？于是走进去，在堂内到处看看。这时隔着大玻璃操作间内一个切菜的青年问：

“什么事？”

我说：“你们是安徽无为的？”

他用浓重的无为腔说：“是无为的。”之后又说：“你听我的调听不出口音来啊。”

无为是个县，竟然在北京开了一家饭店，竟然就“无为”二字。可见无为在北京的名气。

是无为的小保姆带来的名气吗？一个地域因为出了许多保姆，而使它全国有名，也是一个奇迹、一个佳话了。

我临走时问：“老板贵姓？”

“丁。”

“我下次带家乡朋友过来吃饭，给你宣传宣传。”

“谢谢谢谢。”

我比较喜欢这样闲逛。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是最惬意的。昨晚与汪朗姊妹仨吃饭回来，在东单路口，见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他中风了。在他胸前的腿上，垫着一个大围裙。围裙上坐着一只棕色小狗。

他不断用身体摆动他的轮椅，于是轮椅就两边晃动。

我走过去，问：

“这狗叫什么名字？”

“乖乖。”他嘟哝着说。

“什么品种？”

“博美。”

“有几岁啦？”

“三年。”我并没有听真。

“三岁啦！”

“十年。”

“啊，十岁啦。”

他笑笑，用手摸了摸腿上的狗。

我想，这个老人是寂寞的，像他这样常年坐在轮椅上，家人陪伴他的时间是有限的，而狗，是可以时时刻刻陪伴他的，而且还极其的忠诚。

狗和一个常年不能行走的人做伴，是人之幸？还是狗之幸呢？

人的内心总体来说，是有着巨大的寂寞的。不管你是何方人士，是富贵还是贫穷，是高贵还是渺小。寂寞，对于一个人，一个生命，它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逃脱。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