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炽成

摘 要： 先荀后孟之说从汉至唐一直存在。此种与两人时间顺序相悖之说，当然显示荀子的重要性。在整个西汉，荀子影响总体上大于孟子影响。从东汉至唐代，两人影响各有千秋或旗鼓相当。汉代有对孟子的各种批评，但几乎没有对荀子的批评。宋明时盛行以孟子为儒家正统而以荀子为异端或准异端，这确实为大多数汉唐人所无法想象。在先荀后孟说之中，可看到与程朱道统说不同的、凸显荀子地位的道统说，其中“周孔荀孟”说尤其值得注意。荀学确实为汉唐显学。荀孟后学各自势力、两家思想差异等都可为先荀后孟说之出现提供解释。

关键词： 荀子；孟子；孟荀关系；汉唐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5-0105-10

我们早已习惯先孟后荀之说（“孟荀”）。在时间上，孟子在前而荀子在后，故这种说法很自然。不过，本文试图探讨相反之说：先荀后孟（“荀孟”），这种似乎不自然的说法别有深意。研究此种说法可对孟荀关系或荀孟关系产生新看法，也可对汉唐儒学史产生新看法。

荀孟关系、荀子在儒学中的地位，两者均为老问题，前贤对之已多有研究。对孟荀关系说得最多的是关于两人之异（如孟性善而荀性恶，孟王道而荀王霸杂用，孟民贵君轻而荀君民并重，等等）。本文或接受或补充或修正其中的说法。关于荀子在儒学中的地位，前贤也有很多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者汪中之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1本文同意汪中之说并以先荀后孟说为之提供新证。徐复观指出：“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大于孟子。”2但马积高却持相反看法：“与孟子相较，则其时司马迁、刘向、班固诸人虽以孟、荀并称，然孟子的影响实较荀子为大。”3本文同意徐复观的看法，并将立足于先荀后孟说对之进行拓展与引申。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先荀后孟说，极少有论者注意到。王永平是这些极少论者中的一个，他在说到唐代这种先荀后孟的排序时指出：“有意将荀居于孟之前，只能说明他们对荀学更为重视。”4本文认为，先荀后孟的排序不是有意而为，而是习惯所为，它也不是在唐代突然出现的，而是有悠久的传统。另外，王永平认为，孟子的地位自汉代以来越来越呈现出超越荀子之趋势，又认为，在中唐以前人们没有刻意贬损或抬高荀孟两者中的任何一位。对于这两点看法，本文并不认可。

一、先荀后孟之典型论说

从西汉至唐代一直有先荀后孟之说。兹按时间先后举其要者分述之。司马迁说：“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1因为孟子早于荀子，先孟后荀是一种自然的排序，而司马迁把荀子排在孟子之前，则是一种人为的排序，其目的应该是突出荀子一派在传《春秋》过程中之作用。王充记载：“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2这里把孔、墨、荀、孟都看作贤圣，并置荀于孟前。王充还说：“董仲舒览孙、孟之书。”3“孙”是指荀子，因为他有时被称为孙卿。给《中论》作序者说：“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4两人都被称作“亚圣”。边韶《老子铭》有言：“班固以老子绝圣弃知、礼为乱首，与仲尼道违，述《汉书·古今人表》……抑而下之，老子（缺）与楚子西同科，材不及孙卿、孟轲。”5此铭作于汉延熹八年（165年）。宋代的洪适把它收录于《隶释》之中。

魏晋南北继续有先荀后孟之说。傅玄儿子将他父亲的《傅子》送给王沉看，王回信说：“足下所著书……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6“孙孟”就是“荀孟”。段灼谈到魏文帝时说：“孙卿、孟轲亦各有所不取焉。”7李重称述陈原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8。颜之推说：“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者……”9这里，荀子紧接在孔子的两个学生之后，而排在孟子之前。唐代常见的“游、夏、荀、孟”排序（详后），已在此显示。

隋朝刘炫《孝经述议序》也有“荀孟”之序：“孔氏参订时验，割析毫厘；文、武交畅，德刑备举，乃至管、晏雄霸之略，荀、孟儒雅之风，孙、吴权谲之方，申、韩督责之术。”10在唐代文献中，先荀后孟之说更多见，它们可分为几大类：

（1）与道统有关者。令狐德棻说：“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风；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弘正道以励其俗。”11孔、墨、荀、孟等贤圣“弘正道”，与尧、舜、汤、武等帝王“垂至德”相提并论。此道统容墨子于其中，特别值得注意。这与《论衡》之“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一脉相承。“孔墨荀孟”之说从汉代延续至唐代，表明在汉唐人心中儒与墨并非水火难容。长孙无忌说：“姬孔发挥於前，荀孟抑扬於後。马郑迭进，成均之望郁兴；萧戴同升，石渠之业愈峻。历夷险其教不坠，经隆替其道弥尊。”12在长孙无忌看来，周（姬）、孔、荀、孟之后，还有多人传经、传道，他们包括马、郑、萧、戴等。道统通过经统传下来。魏徵说：“《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13可见周公、孔子、荀子、孟子、董仲舒、贾谊的传道系统。给《荀子》作注的杨倞说：“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斯道竟不坠矣……荀孟有功于时政，尤所耽慕。”1杨倞显示周公、孔子、荀子、孟子一脉相承之道。

（2）与文统有关者。裴度说：“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2此文統与上述道统密切相关，其顺序同样是：周、孔、荀、孟。柳冕说：“至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然荀孟之学，困于儒墨。”3他还说：“文而知道，二者兼难……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4可见文统与道统之合一，也可见荀子在其中的地位。孔颖达在解释《左传》记载叔孙豹关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最后不朽时说：“其身既没， 其言尚存……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 制作子书， 屈原、宋玉、贾逵、扬雄、司马迁、班固以后， 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 使后世学习， 皆是立言者也。”5此处文统不仅含儒家，还含其他家，比裴度、柳冕所说的文统复杂，当然，荀、孟仍然是其中重要之两家。许孟容说：“游、夏、荀、孟、李斯、贾谊之徒……其文融朗恢健，沉深理辨。”6受人非议的荀子的弟子李斯也在文统中。王昌龄《诗格》说到一种独特的文统——诗统：“夫子传于游、夏，游、夏传于荀卿、孟轲，方有四言、五言，效古而作。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7在此诗统中，同样先荀后孟。

（3）与儒门有关者。卢照邻说：“昔文王既没，道不在于兹乎！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8他还说：“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9可见，在唐代，“游、夏、荀、孟”的说法很常见。上一段所引的柳冕、许孟容、王昌龄的话都含这种说法。另外，权德舆还有“偃、商、荀、孟”的说法：“自孔门偃、商之后，荀况、孟轲宪章六籍。”10

（4）见之于唐诗者。不少唐诗有先荀后孟的排序：“无名升甲乙，有志扶荀孟。”11“先崇丘旦室，大惧隳结构。次补荀孟垣，所贵亡罅漏。”12“通隐嘉黄绮，高儒重荀孟。”13

除上述四大类之外，唐代还有其他先荀后孟之说：“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14“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15“研精义窟，与荀、孟而连衡；高步翰林，共扬、班而方驾。”16总之，唐代存在大量的先荀后孟之说，这里难以一一尽引。

唐代后，先荀后孟之说继续存在。宋真宗说：“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17夏竦说：“虽周、孔无以施其鉴，荀、孟无以展其材。”18两者都显示历史悠久的“周孔荀孟”之排序。欧阳修说：“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19刘绘说：“属文列事，能准荀、孟以下，若贾谊、董仲舒、马迁、刘向，则文可逼古人也。”20杨慎说：“培以周、孔之根柢，断以荀、孟之斧斤，饰以扬、马之藻帨，揖以班、范之光尘。”1清代的袁枚说：“古来归周、孔者，荀、孟、程、朱俱有流弊，有习气。我不以为然。”2这些大量的先荀后孟之说，如果用“残存”来形容，则应该是太轻了。

二、西汉荀学显于孟学

上列先荀后孟之说还不是这类说法的全部。遗憾的是，极少有论者注意到它们。王永平是其中之一，但他只是一笔带过，对其意义的开挖还远远不够，并且他的某些看法也存在问题。下面我想尽自己之所能阐明先荀后孟之说对客观把握汉唐儒学史的意义。

前引司马迁之言“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显然突出荀子及其弟子传《春秋》之作用。由此可推断：他们在这方面之作用比孟子一系的大。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晚于孟子的荀子反而排在前面。不仅如此，在传《诗》、《礼》等儒家经典方面，荀子一系之作用也要比孟子一系的大。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毛诗》，荀卿子之传也……《鲁诗》，荀卿子之传也……《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左氏春秋》，荀卿之传也……《谷梁春秋》，荀卿子之传也。荀卿所学，本长于《礼》……曲台之《礼》，荀卿之支与余裔也。”3汪中对荀子及其后学在战国末年至汉初之间传授《诗》、《春秋》、《礼》等重要经典的贡献作了中肯、全面的概括。荀子向弟子毛亨 （即大毛公）传授《毛诗》，毛亨传之于毛苌（即小毛公），并向弟子浮丘伯传授《鲁诗》。而《韩诗外传》引《荀子》者有44处之多，故《韩诗》与荀子的关系更密切。《诗》三家皆直接或间接地与荀子有关。在《春秋》三传中，有两家荀子直接传授过：他把《左传》传与张苍，张苍传与贾谊，贾谊传之于世；他把《春秋穀梁传》传与浮丘伯，浮丘伯传之于申公，申公传之于江公，江公的后人传之于世。在《礼》之传授方面，现存《礼记》中的《乐记》、《三年问》和《乡饮酒义》，大部分出自《 荀子》一书之《乐论》和《礼论》。而成书于汉代之《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事篇》，基本出自《荀子》的《修身》和《大略》。因此，荀子及其后学在传经过程中之作用确实很突出。作为一位经学大师，他在战国末年至汉初具有显赫的地位。现代学者多有同意汪中之说者，例如周予同指出：“秦汉儒生所学习的‘五经及其解说，大多数来自荀子。”4

另一方面，孟子及其后学传经中之贡献相对没那么突出。虽然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5司马迁也说他“序《诗》、《书》”，6但是，就现存文献而言，我们看不出孟子及其弟子之明确的传经系统（像荀子及其后学那样的传经系统）。不过，由于孟子从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更有人说他从学于子思，汉人会自然地认为，他得孔子之真传。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应该反映汉初一般人对孟子之看法。作为一位出色的儒家代表，孟子在汉初的名气应该很大。赵岐指出，在孝文帝时，《孟子》与《论语》、《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7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它对我们了解孟子在汉初之影响会很有帮助。但遗憾的是，由于在《史记》、《汉书》等权威著作中未发现类似的记载，故很多人都怀疑赵岐此说的真实性。

在荀孟身后，他们各自弟子之作为，对老师之社会影响很起作用。据赵岐《孟子注》，孟子弟子15人：乐正子、公孙丑、陈臻、公都子、充虞、季孙、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陈代、彭更、万章、屋庐子、桃应。另外还有学于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8相比之下，荀子弟子至今知其名者只有几人：韩非子、李斯、浮丘伯、张苍、毛亨、陈嚣。就现在看到的史料而言，孟子弟子确实比荀子的多。虽然如此，正如司马迁所说，在战国末年，“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1。而孟子弟子可能没有“著书布天下”。除今天能读到的《韩非子》外，应该还有其他没流传至今而当时有影响的荀门弟子之作。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也会为老师增色不少。因此，尽管荀子的学生不如孟子的多，但荀子的学生如韩非子、李斯等大名鼎鼎，其社会影响要比孟子的学生大得多。孟子最出色的学生都没有韩非子、李斯那么有名。另外，如前所述，浮邱伯、毛亨等在传经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由学生的影响而推论老师的影响，我们大体上可说：从战国末年到汉初，荀子的影响要大于孟子的影响。在时间上后于孟子的荀子，确实显示出后来居上之势头。

现代论者可能会说，汉初秦政名声极坏，而韩非子、李斯与秦政相关，故他们会给老师声誉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说法需要分析。说李斯与秦政相关，可能有一些根据，但说韩非子与之相关，则缺乏根据。韩非子在秦灭六国前即死于秦狱，对此，汉初人一般会给予很大同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该传引《说难》全文，叙说韩子的字数比叙说老子的起码多两倍。本传还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正面评价有三点，而负面评价只有一点，而且还加了条件（“其极”，指推到极端）。另一方面，汉初对李斯确实有更多负面评价，主要因为他与秦亡密切相关。但是，对他的功业也有充分肯定。《史记·李斯列传》肯定他推行郡县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弟子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李斯一开始反对，后来经受不起赵高的磨与诱，终于被迫同意。秦二世即位后，李斯也曾谏争过。该传总结道：“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这些话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汉初对李斯的评价：对他辅助秦始皇成就帝业给予充分肯定，对他顺从赵高篡改遗诏给予严厉谴责（如果他不这样做，其历史地位就可与周公、召公相提并论了），如此等等。“严威酷刑”等表述确实显示了李斯与秦政的关联。不过，汉初还是有不少人以为他“极忠”，对其悲惨的下场抱有同情（“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也说：“李斯极忠，胡亥极刑。”总体上说，韩非子与李斯在汉初没有给其师带来负面影响，而是带来正面影响。前引司马迁的话“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可帮助我们明白很多实情，而将韩非子机械地贴上“法家”标签，则可能遮蔽真相。《春秋》被后人固定为儒家著作，但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当时也跟荀孟一样广泛讨论、发挥这部经典。刘向在叙说荀子时把韩非子作为“名儒”：“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2与今人习惯了把韩非子作为法家不同，刘向把他与浮丘伯一样都作为有名的“儒家”。儒法泾渭分明之模式无法反映真实的韩非子。

关于荀子在汉初的影响大于孟子的影响，清人早已明之，而现代学者亦有明之者，如前引徐复观之说就是一例。但马积高却持相反看法。我认为徐复观的看法更接近历史真实。我还想把它略作引申：在整个西汉时期（不限于西汉初期），荀子的影响都大于孟子的影响。多个西汉重要思想家（如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受荀子之影响很明显，而受孟子之影响则相对不那么明显。钟泰说：“贾、董之学，皆出于荀子，为无疑也。”3贾谊可以说是荀子第三代学术传人：贾谊师吴廷尉，吴廷尉师李斯，李斯师荀子。董仲舒曾“作书美荀卿”4。他明确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而继承荀子的性“本始材朴”论。5司马迁也深受荀子的影响，《史记》中不少表述来自荀子，例如，《史记·游侠列传》的话“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出自《荀子·劝学》的“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从“贾谊—贾谊之子—贾谊之孙贾嘉—司马迁”的传授体系可见司马迁与荀子的密切关系。

此外，西汉有一皇族与荀学很有关联。《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邦弟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卿门人也……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卒业”。刘交后代中有刘向、刘歆等名人。该家族跟荀子很有学术渊源，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对荀学的传播有重要作用，比较孟荀在西汉之影响须特别留意此点。刘向乃《荀子》之编者，对荀子评价甚高：“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1班固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2在这六个人中，董仲舒、刘向在学术上明显属于荀子一脉，司马迁也较偏向于荀子，唯有扬雄偏向于孟子。当然，刘向和班固之言都有先孟后荀的排序，这只表示孟子在时间上先于荀子，而不一定表示孟子的影响大于荀子或孟子比荀子重要。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对扬雄说：“孙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3这非常明确地赞扬荀子而攻击子思、孟轲。扬雄回答：“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唯圣人为不异。”扬雄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还说：“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4扬雄强调孟子与孔子不异，突出孟子之地位。我猜测：扬雄可能反潮流，属于少数派，而这个说话者可能属于多数派。

在考虑荀学学脉对整个西汉思想与学术之影响时，“荀子—浮丘伯—申公……”和“荀子—浮丘伯—刘交……”两脉特别值得重视。《汉书·儒林传》记载，申公弟子众多，“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是荀子的徒孙，申公学生之多，势力之大，显示了荀子学术之盛况。至于通过刘交而传的另一脉，则涉及众多皇室要人，与荀学渊源也很深。

三、东汉至唐荀孟各有千秋

综上所述，在整个西汉时期，荀子的影响总体上大于孟子的影响。至东汉，孟子的影响有所扩大和提高，主要体现在：出现多家《孟子注》，而以赵岐的最为有名；有人将孟子与孔子并提。在这种情况下，孟荀的影響便各有千秋：有人更偏重孟子，而有人更偏重荀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东汉有人将荀子与孔子并提。《汉书·古今人表》列孟荀为第二等“上中仁人”。孔子与周公等为第一等，孟荀与颜渊、仲弓、子思等为第二等，表明荀孟两人不相上下。

东汉注孟者相传有五家：程曾、郑玄、高诱、刘熙、赵岐，而流传至今者只有最后一家。赵岐说：“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著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帝王公侯遵之……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5赵岐将孟子称为亚圣并暗示：他继承尧、舜、汤、文、周、孔之道。韩愈所说的道统在此已有雏形。显然，黄俊杰言“《孟子》在北宋以前，未获重视”，肯定不成立。6

东汉有孔孟并提的说法：“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7“孔子圣人，孟子贤者，诲人安道，不失是非。”8“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9“温直扰毅，孔孟之方也。”1这些说法对考察孟子在东汉的影响很有意义。但是，它们并不常见（“孔孟”的说法在东汉似乎仅此一见），更不像元明时那样固定化、体制化。它们主要表明孟子与孔子的一致性，表明他们是儒家代表，而不表明孟子具有孔子的继承人的身份。王充一方面称孔子为“圣人”，称孟子为“贤者”，另一方面又以“贤圣”来合称二人，这显示圣、贤的差距没有后人所理解的大。他还说过“圣犹贤也”2。更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已说过，王充的《论衡》有两处先荀后孟的说法，其中一处把“孔墨之党”与“荀孟之徒”都作为圣贤。在作先荀后孟这种排序的人之心目中，荀子肯定比孟子重要。另外，下一段可以看到，徐幹《中论》有“仲尼、荀卿”的并排，这可看作是“孔荀”之说。可见，“孔孟之道”，是元明的固定说法，而不是汉代的固定说法。

如果我们把赵岐的《孟子注》与徐幹的《中论》对照来读，那么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东汉有人序《中论》，一开始就说：“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3不仅先荀后孟，而且两人都被称作“亚圣”。序的作者还说，徐幹“有讥孟轲不度其量，拟圣行道，传食诸侯，深美颜渊、荀卿之行，故绝迹山谷，幽居研几”。徐幹对荀子的评价很高：“荀卿生乎战国之际，而有叡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拨乱之道。”4“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以之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以之说儒家，而徐幹以之说荀子。《中论》只引孟子一次（《智行》），而直接以“荀子曰”来引荀子三次（《贵言》、《考伪》、《亡国》）。除直接引用荀子之外，全书很多地方体现荀子的思想。对照《中论》对荀子和孟子的引用，很有意思。本书《贵言》道：“荀卿曰：‘礼恭然后可与言道之方……孔子曰：‘惟君子然后能贵其言，贵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后知之。”5这里荀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先引荀子，后引孔子。“仲尼、荀卿”的排列显示了与“孔孟”不同的“孔荀”。《智行》道：“仲尼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6这里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但先引孔子，再引孟子。在孔子被普遍尊为圣人的东汉时代，《中论》先引荀子，再引孔子，这实在太意味深长了。显然，徐幹和为他的《中论》作序者，都偏向于荀子。他们对荀子之赞美，与赵岐对孟子之赞美形成对照。徐幹生于170年，赵岐约生于108年，两人相差60多岁。因此，徐幹看过赵岐《孟子注》的可能性很大。我大胆推测：徐幹对荀子的高评价可能就是针对赵岐对孟子的高评价。不难看出，赵岐倾向于孟子，而徐幹则倾向于荀子。在东汉，分别倾向于两家者，大概不少。

两汉有对孟子鲜明甚至猛烈的批评，但几乎没有对荀子的批评。《论衡》有《刺孟篇》专门攻孟子，但该书无《刺荀篇》。是书《本性篇》对荀子人性论有所不满，但如果说批评了它，则用词过重，因为该篇对多种人性论（包括孟子、告子、陆贾、董仲舒、刘向等的人性论）都有所不满，而又有所肯定。前面说过，有人对扬雄讲：“孙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7讲话人赞扬荀子而非常明确地攻击了子思、孟轲。扬雄的“见同门而异户”的回答则似乎谈不上是对荀的批评。在《盐铁论》中，代表中央的大夫批评孟子“守旧术，不知世务”等，代表地方的文学则反复正面引用孟子，但双方都未批评荀子。《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和《实性》明确批评孟的性善论，但全书无任何对荀的批评。总之，我们几乎看不到汉代有对荀子的批评。相反，赞荀子之言很显眼：“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呜呼！贤哉！宜为帝王。”8这些话应该为汉代人所说，他们认为荀子也是圣人，不比孔子差，甚至还说荀子适宜做帝王。刘向编《荀子》时没有删去这些“狂妄至极”的话，很值得玩味。

根据我个人的有限视野，在对荀子的批评中，最早的且值得注意的批评是出自晋代的仲长敖：“赵荀卿著书，言人性之恶。弟子李斯、韩非顾而相谓曰：‘夫子之言性恶当矣，未详才之善否何如？愿闻其说。荀卿曰：‘天地之间……裸虫三百，人最为劣……父子兄弟，情异殊计；君臣朋友，志乖怨结……怀仁抱义，只受其毙……荀卿之言未终，韩非越席起舞，李斯击节长歌，其辞曰：‘行生有极，嗜欲莫限……纳众恶，距群善……”1仲长敖对性恶论作了极大的歪曲。《荀子》中的《性恶》并不主张放任恶，而是强调控制恶、改造恶、变化恶。性恶论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无论如何不是仲长敖所说的那样。

在汉代，由于荀子后学势力大，没有人敢激烈地批评他。至魏晋乱世，就有人敢这样做了。这似乎显示荀学影响力的降低。荀子在汉代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而到魏晋则有争议了。汉代没有人把批评李斯、韩非与批评他们的老师联系起来。那时有不少批评荀子的这两位学生的说法，但批评者不批评其老师，而仲长敖则大胆地批评之，并以他的人性论为罪魁祸首。前面指出，作为荀子的著名学生，韩非子与李斯在汉初没有给老师带来负面影响，而是带来正面影响。但后来随着两位学生被魔化，老师也受到了牵连。唐代陆龟蒙说：“世以孟轲氏、荀卿子为大儒……然李斯尝学于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为左丞相。一旦诱诸生，聚而坑之……斯闻孔子之道于荀卿，位至丞相……反焚灭诗书，坑杀儒士，为不仁也甚矣……吾以为不如孟轲。”2陆龟蒙明确以批评李斯为入口而批评荀子，并以之为荀子不如孟子的根据。从仲长敖到陆龟蒙，他们都显示了荀门师生同咎的倾向。不过，这样的批评在魏晋至唐代也不多见，至宋时才多起来。

仲长敖对荀子的批評，除影射现实外，很可能还影射其后人。荀子十三世孙荀彧深深地卷入曹魏政治，并起过重要作用，时人对他应该有不同评价。裴松之指出：“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移位，实彧之由。”3虽然裴松之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当时可能多有人认可它。荀彧的侄辈荀攸也参与了曹魏政权。荀彧的祖父荀淑在东汉后期名望很高，其八个儿子（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诜、荀爽、荀肃、荀旉）都很出色，当时被称为“八龙”。他们的后人在魏晋南北朝时各显神通，使荀氏家族很有势力。确实，荀子后人一方面可能给荀子以负面影响，假如人们不认可这些后人的所作所为的话，而另一方面也可能给荀子以正面影响，假如人们认可这些后人的所作所为的话。其中之复杂情形，非三言两语所能尽之。我们看到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仍然有先荀后孟之说。持此说的王沉、段灼、李重、颜之推等都应该倾向于荀学。颜之推的出生地琅邪临沂，与荀子晚年生活的兰陵很近。诸葛亮的出生地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也与兰陵很近。估计诸葛亮小时候就受到荀子这位乡贤的影响。此外，刘勰、王肃、王戎、王羲之、臧荣绪等，都是兰陵附近的人。刘向说：“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4荀学在兰陵的影响，实在有太长久的历史。

五、先荀后孟说成因试探

要完整系统地说明先荀后孟说形成之历史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面已在不同地方涉及这些原因，下面试图再集中讨论之。首先值得考虑的是荀子后学势力曾经比孟子后学的大。《史记·吕不韦列传》有言：“吕不韦以秦之强……招致士，厚遇之……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根据“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的描述，除今天能读到的《韩非子》外，应该还有很多没流传至今但在当时有影响的荀门弟子之作。这些荀门之著书立说者，相当多的人在吕不韦处，在“三千食客”中占有比较高的比例。据司马迁的叙述，《吕氏春秋》的编者，多为荀门的人。清人包世臣说：“《吕览》亦多成于荀氏门人之手也。”1因为荀子后学势力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置荀于孟前就不难理解了：“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孟子后学也根据《春秋》来著书，但似乎不如荀子后学之盛。荀弟子的韩非子又有自己的徒子徒孙，他们也参与这方面的著书工作（我们甚至可推论荀门后学和韩门后学还参与其他方面的著书工作）。这样，荀子一系就更兵强马壮了。

荀子后学有以著书而名扬天下者，亦有为传《诗》《春秋》《礼》等经典而作贡献者。本文第二部分已引清人汪中的详细论述。西汉人所理解的儒家带有深深的荀学色彩。相比之下，就今天我们看得到的文献而言，孟子弟子于战国末年至汉初在传经方面的贡献，总体上应该不如荀子一系。

荀子后学中还有以建功立业而著名者，杰出代表当然是李斯，其他还有孔安国（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等。这些汉初官员是申公的弟子，而申公是浮丘伯的学生。到申公门下受业者超过一千人，他们中不少人到各地主政。由此不难见荀子后学之盛。相比之下，孟子后学中以建功立业而有名者似乎很少。

荀子后学中还有西汉皇室成员。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邦的弟弟刘交少时与申公等受业于荀子的学生浮丘伯。刘向是刘交四世孙，刘歆是他的五世孙。我们在比较孟、荀在整个西汉的影响时要特别注意：这个跟荀子很有渊源的家族在西汉政治上、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对荀学在那时的传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说明先荀后孟说之成因，当然要考虑荀孟两派的思想差异。虽然荀子本人并未反孟子，2但两人思想确实有差异，而各自后学（尤其是荀子后学）又不断加深两派差异。孟荀两家差异主要包括：孟子主人性善，荀子主張人性朴（荀子后学主张性恶）；孟子重仁而荀子重礼；孟子主张寡欲而荀子不赞成寡欲；积、积靡、群分、师法等，是荀子常用的概念，而孟子则几乎不用。对我们现在讨论之问题而言，以下几种荀孟不同尤其值得注意：孟子一律反对“霸”，而荀子则在一定意义上承认“霸”；孟子主张法先王，而荀子则既主张法先王也主张法后王；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而荀子则主张君民并重；孟子有“汤武革命”等激进说法，而荀子则无类似说法。这几种不同，使孟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现实政治的倾向，执政者比较难以接纳；而荀学则在不失理想的前提下具有较强的现实精神，执政者相对容易接纳。因此，荀学对立足现实的士人和为政者的吸引力似乎比孟学大，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时间上后于孟子的荀子反而排在孟子之前而形成先荀后孟之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轲……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该传描述孟子因其理想与现实反差巨大而四处碰壁之实情。“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只是齐宣王一人对孟子的评价，后来泛化为对他的普遍评价。与之相比，荀子则既有理想精神也有现实精神。该传还说：“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在司马迁笔下，荀子相对“达”与孟子相对“穷”形成鲜明对照。比较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为兰陵令”与孟子“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可看出前者之幸运与后者之不幸运。事实上，孟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而荀子与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似乎不那么明显。从个性上说，孟子比较激进而荀子比较平和。这种不同，从他们各自的写作风格中也可看到。总体而言，平和（不是平庸）的风格似乎比激进的风格更能为一般人所愿意接受。

韩非、李斯等荀子后学充分发展荀学的现实精神，而浮丘伯等人则坚持其理想精神。汉代两方面的人都很有影响。荀学在汉代得到朝野公认。荀子后学中有人在朝从政，也有人在野讲学，还有人横跨朝野。没有人批评荀子及其后学“迂远而阔于事情”。在盐铁会议上，人们对孟子有争议对荀子则没有争议。代表地方利益的“文学”反复正面引用孟子以支持自己的看法，但代表中央（朝廷）利益的“大夫”则反复批评他。因此，金春峰说在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取得了主导地位”1看来很难成立。另一方面，“文学”和“大夫”两方都没有批评荀子，都尊重荀子，但对荀子的学生李斯和包丘子（浮丘伯）则有不同评价：大夫褒李斯而贬包丘子，文学褒包丘子贬李斯。不难看到，盐铁会议上文学显示理想精神而大夫则显示现实精神。批评李斯的文学没有像后世那样因贬学生而贬老师，对师生二人作严格区分。班固也同样如此，他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李斯为第六等的“中下”，列荀子为第二等的“上中仁人”。盐铁会议上大夫不批评荀子，是因为他有现实精神，而文学不批评荀子，是因为他有理想精神。兼有理想精神与现实精神的荀子，比偏于理想精神的孟子，可以被更多人接受，甚至被对立双方（例如大夫与文学）接受。如果说，此会上大夫代表在朝者，文学代表在野者，那么，双方不批评荀子，显示了朝野都能接纳荀子，但不能显示朝野都能接纳孟子。

荀学和孟学是儒学之重要两支。本文研究先荀后孟之序，并未否认孟学之重要性。《孟子》宋代升为经，自元代起是科举考试基本教材之一，故孟学在宋元明清千年间比荀学显赫得多。总体而言，在这一千年间，孟学光彩夺目，而荀学则相对暗淡。本文以先荀后孟为中心考察上一个一千年（汉唐时期）的孟荀对比，则看到非常不同的境况。后一千年人所理解的儒学，更多地是“孔孟儒学”，而前一千年人所理解的儒学，就有深深的“孔荀儒学”色彩。“孔孟儒学”与“孔荀儒学”不同，突出表现在前者具有更多内倾性（仁），后者既有内倾性，也有外倾性（礼）；前者具有更强的理想性（拒斥“霸”），后者则既有理想性，也有现实性（不拒斥“霸”）。这里的“霸”是中性词，有强势、强大等意思，而没有野蛮、不讲理等意思。

宋明道学家扬孟抑荀。本文研究先荀后孟说，并非出于要跟他们不同。我的本意是作客观叙说。扬荀抑孟，不是我本意。我不否认后一千年人心中的荀子，只是提醒论者不能以此荀子替代前一千年人心中的荀子。

（责任编辑：周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