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连杰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的作用探究

郭连杰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自为在传统的农村地区的家庭当中，妇女往往需要承担双重的责任，即照顾家庭与参加农业生产，尤其是在最近十年当中我国的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女性化方向发展，因此对女性的劳动力供给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本文当中笔者利用2013年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研究了“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攻击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之后发现，“新农合”中的报销比例与年度住院封顶线会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对于我国的农业生产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使得男性劳动力外出所导致的不足得以有效的弥补。因此，现阶段必须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并完善“新农合”制度。

“新农合”；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

一、引言

在最近几年当中由于城市建设的步奏不断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许多农村地区的男性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逐渐放弃了农业生产进城务工，当前阶段在农业生产当中女性已经逐渐替代男性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力。根据我国2008年的农业普查的结果，截止到2006年，我国的农业生产当中女性劳动力的数量已经突破1.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53%左右，同时从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来看，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都已经超过50岁，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与老龄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导致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对医疗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由于农村地区的女性劳动力需要承担大量的体力劳动从而导致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并进一步导致贫困的加剧，为了减轻农村地区居民的医疗负担，我国2003年的时候建立了“新农合”医疗制度，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新农合”制度对于农民福利的改善作用进行研究，同时现阶段大部分的研究在考虑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方面都没有考虑“新农合”的作用，基于此种情况，本文对“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进行了研究。

二、“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的作用分析

“新农合”与其他医疗保险之间存在着较为类似的作用，一方面“新农合”会通过门诊与住院报销的方式有效降低农业家庭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从而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家庭生产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得以增加，同时也可以促进农民及时就医，促进农民获得一定的医疗服务，对于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从而使得农民可以持续性的劳动。由此可见“新农合”对于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具有健康与收入两方面的效应。

（一）“新农合”的健康效应

在人力资本的构成当中，健康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增加对健康的投资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时还可以减少劳动力因为生病而耽误一定的劳动时间，从而有效的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由于农业生产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农民的健康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健康状况会随着年老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与生产率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此外健康除了本身的内在价值之外，往往还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所谓的工具性价值是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参与的扩大。根据最新的研究资料显示，“新农合的出现”有效改善了农民“有病不医”的状况，对其健康的改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

（二）“新农合”的收入效应

“新农合”是一项以政府财政资金注入为主的社会公益事业，建立“新农合”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农民在医疗方面的经济负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贵与看病难”的基本现状。因此，“新农合”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同时还可以通过降低女性劳动力的医疗支出而对其家庭的消费以及生产投资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导致劳动力供给的行为得到根本性的改变[3]。此外，根据“理性经济人”的相关理论，由于“新农合”可以降低居民在健康方面的投资，从而可以使得农村女性劳动力原本由于健康管理的相关资金投入到人力资本或者生产投资方面，从而使得农业的收入得以增加。此外，根据相关的研究，在农业家庭当中，女性作为家庭收入的第二贡献者，收入的增加会对其健康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能力。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变量说明

（一）实证模型假定

在本文的研究当中，所建立的模型是以劳动天数为解释变量，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表示无法预测的因素[4]。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在本文的研究当中，所采用的数据为2013年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在该调查当中所选择的对象为年龄大于45岁的居民以及其配偶，调查是于2013年与2015年在我国范围内的28个省展开的，最终获得的调查样本总量分别为17402与18241份，在删除无效样本之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总数分别为15234与16456份。对本文的研究当中所选取的相关变量解释如下所示：

1、劳动供给：劳动天数。本文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分析时从女性劳动力在自己家的农业生产以及经营活动和农业打工两个方面进行的，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官方解释，所谓的农业打工是指参与其他农户的农业生产而获得劳动报酬的过程，同时所考虑的自家经营与农业打工的都是指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劳动的天数大于10天。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调查问卷当中设置了递进式的问题让被调查者进行选择并回答劳动的时间。问题的内容如下：（1）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月的时间您是在从事自家的农业经营活动？（2）在过去一年当中，在您从事自家农业经营活动的月份当中，一周您一般会工作几天时间？（3）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月的时间您是在为其他农户打工？（4）在过去一年当中，在您为其他农户打工的月份当中，一周您一般会工作几天时间？

2、“新农合”医疗制度。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与2015年的调查对象当中，其中有90%的受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还有10%的农民未参加“新农合”。在对“新农合”的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时，需要对农民是否参与“新农合”进行区分，同时对比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但是从“新农合”的具体政策规定来看，不同地区的“新农合”在报销水平、给付结构、起付线以及封顶线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仅仅从农民是否参加“新农合”医疗保险对“新农合”的效果进行评价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弱化作用。从“新农合”的具体补偿政策方面入手，“新农合”的补偿政策包括住院、门诊、大病救助、老年医疗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现阶段大部分省份的“新农合”往往仅仅提供门诊报销的补偿政策，因此，很难有效体现出“新农合”政策的实际效果，基于此种情况，本文的研究是从“新农合”住院补偿给付结构层面考察“新农合”政策如何影响农村妇女的农业劳动供给行为[]。

3、其他变量。（1）健康状况。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库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健康状况的测试数据，如自我健康状况评价、慢性疾病、日常活动能力、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内容。（2）究对象是农村妇女,本研究不考虑性别因素。此外,还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数、家庭年总收人、集体分配的农地面积等变量[6]。

四、结果分析

（一）样本基本描述

下表一给出了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2015年接受访问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全年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天数为180天，而2013年受访农村女性劳动力全年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为170天，同比增加10天，但是相比于2013年，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其他农户打工的时间减少了13天。接受访问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全年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为在其他农户打工时间的2.5倍左右。

从“新农合”的住院补偿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乡镇、县级医院以及县外医院的报销比例大约在78%、65%与49%左右，此外，从年龄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女性劳动力的年龄都相对较小，但是为其他农户打工的女性劳动力的年龄则相对较大，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逐渐难以承受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强度，但是还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可以从事一些短期的劳动。此外，从家庭的收入方面来看，所有样本的群体收入都相对较低，收入最高的样本群体为9200元。对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2013年所调查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有41%受到过小学及以上的教育，而2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4%受到过小学及以上的教育。而在健康自评方面，有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身体较为健康[7]。（二）“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劳动时间的影响分析1.通过集体分配所得到的土地面积可以反映出家庭对于农业的依赖程度，对本文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处理，回归结果表示，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大，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就相对越长，在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的前提之下，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每增加一亩，劳动的天数就会增加0.07%，此外家庭总收入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时间占据总时间的10%左右会出现明显的正相关，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说明，在现阶段农村收入相对低下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强度会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长而不断上升，此外还说明了家庭条件越差，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就越长。另一方面，根据边际效应的相关计算结果，家庭的总收入如果增加1万元，则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就会大约增加1%[8]。而相对于未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劳动力，接受过小学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劳动力在自家农业经营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大约会降低1%。但是家庭的人口数量对女性劳动力的供给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同时表明，“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与女性劳动力在自家农业生产与经营的时间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这说明，越高的报销利弊，女性劳动力从中所获取的利益就越大，从而越倾向于增加家庭农业劳动时间。

表一 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现阶段的农业兼业化发展是现代化农业的一个重要趋势，农村女性劳动力进行打工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家庭的收入，同时还可以有效解决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基于此种情况，笔者还分析了“新农合”对于女性劳动力打工决策以及劳动力供给的相关影响。从表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新农合”的给付结构会明显影响到农村女性劳动力打工的时间，这不仅扩展了女性劳动力获得兼职报酬的途径，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总收入，另一方面有效缓解了部分家庭劳动力不足的状态，对于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本文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相对于县级医院以及县外医院的补偿封顶线，乡镇医院的报销比例对女性劳动力的打工时间具有大的影响[9]。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的女性劳动力在进行农业打工的过程当中都是选择离家不远的地区进行，在发生疾病时，往往都是选择到乡镇医院就医，如果乡镇医院的报销比例越高，则女性劳动力从“新农合”当中所获得的收益就越多，从而使两者之间出现明显的正相关[10]。

表二 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与“新农合”关系的回归

五、结语

当前阶段女性逐渐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在本文当中笔者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的影响。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报销比例与补偿封顶线对女性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第二，乡镇医院的报销比例对女性劳动力的打工时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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