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彦昌

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是最适合农民的？

◎邱彦昌

从建国初期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包产到户，再到如今推行的农村合作社，中国对农村改革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

人民公社体现了集体的优势，却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却丧失了“集体”的优势。实践证明，这是两条违背农业发展规律的道路。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既不能套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超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来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积极发展“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国家鼓励的农民合作社该如何发展?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社区如何迎来自己的复兴,而不是衰败下去?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是最适合农民的？

农村合作社的建设已经很多年了，在实践中，各地探索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模式。尽管这些合作社的功能、性质、形式不尽相同，但仍然有规律可循，它们都以农民为主体、以利益为纽带、以自愿为原则、以服务为主要内容。

蒲韩乡村社区跨镇合作模式

山西运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在当地农民谢福政、郑冰夫妇1998年创办的“寨子科技中心”基础上逐步演变而来的农村合作组织，兼具经济、社会、文化多功能，服务范围覆盖两个乡镇一半人口，为当地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共同购买、共同运销、小额贷款、农技推广、品种改良、文化教育等综合性服务。经过近20年的发展，破解了三农难题，实现了农民共富、利益共享、城乡合作、社区稳定。

蒲韩乡村社区管理概括起来为四大原则和四种方法。

四大原则：1.鉴于农村需求的多方面和深层次，要坚持生活第一，经济第二；2.经济事业自负盈亏；3.工作优势互补；4.利益统筹分配（30%利润需归社区公共支配）。

四种方法：1.企业制度和社区人情化相结合；2.公共服务与经济建设分阶段按优先序指标管理；3.权能分立与职责互通结合；4.管理人员在组织学习中完成管理目标。

社区不仅在生产、销售环节实现了小农户的合作，而且，在生活领域也实现了合作。社区将经济收入扣除各类成本后的剩余用于社区公共服务、生产经营和社员分红。

社区实行理事长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三年一选举。金融部门（资金合作社）、经营部门（有机联合社、城乡互动中心、手工艺合作社、农资购销中心）、研发与农技推广部门（青年农场）、公共服务与文化部门（老年服务中心、健康协会、儿童服务、农耕家园）的服务内容涵盖生产经营、文化教育、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各领域。

社区基层组织是会员小组，由邻近的5户农民结成，共有700多个。小组之上是技术产销班，共有22个，按各种农作物分类负责农技培训与推广，以及农资和农产品的统一订购、统一销售和统一集货。经营部门为这22个班进行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农资购销和农产品营销服务。

社区工作人员分片包户，建立农户活动档案，及时了解农户的各种需求，并在部门的每日晨会和社区每周、月工作例会上互通信息。它不仅密切了各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发现农户需求并且及时满足。老年服务部就是通过这样的信息交流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了卧床不起的失能老人和残疾人的需要。

可以说，蒲韩乡村社区已经成了当地小农户共同致富、共享公共利益和维系社区基本秩序的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观点】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著名三农问题学者）：当前农村的发展,面临着“要素流失”和“组织失灵”的双重困境,而蒲韩社区的实践为探索突破这些困境提供了参考：一是通过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积累社会资本,为形成农户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二是探索出了使农村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进入现代生产体系的有效路径；三是通过综合性的合作实现了社区内社会、文化、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温氏“公司＋家庭农场”合作模式

近年来，广东云浮市新兴县改变“公司＋农户”的旧发展模式，大力推行温氏“公司＋家庭农场”的现代农业经营机制，利用“互联网＋”完善发展物联网技术，为合作养殖户及家庭农场提供小额贷款，培育家庭农场超过5100个、种养大户超过1.1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500个。

新兴县簕竹镇永安村的猪农郑文带是新兴县“公司＋现代家庭农场”计划的受益者。2016年5月，在温氏技术员的指导下，她们家建起了密封式、大跨度的钢结构现代化养猪场。养猪场采用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自动温控等全自动化控制系统，同时配套物联网系统，24小时监控生长动态及饲料管理情况。

“按以前的传统养猪法，什么事都要自己干，一天干到晚，搞得非常累。现在则非常轻松，不用管猪吃喝拉撒，只需盯着屏幕防止它们打架就可以了。”郑文带说，以前夫妻俩拼命干，一批只能养500头猪，还要请两个帮工；新猪舍建成后，现在一批能养1200头猪，只需一个人看着监控屏就行了，如有急事外出，用手机也可以遥控。

出栏的猪全部由农业产业化集团温氏回收，除去成本每头猪纯利润可达210元。按每年饲养两批，每批1200头算，年纯收益超过50万元。

【观点】

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只有农民为自己劳动的组织才是适合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家庭经营之所以爆发出巨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就在于它符合这样的特点。不要认为家庭经营就是个体经济，一群人在一起劳动就是集体经济，更不要误认为集体农业优于个体农业。实际上，个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也可以变成十分有效的集体。是不是集体，不在于有多少人在一起种地，而在于它是否实现了农民之间实质性的联合与合作。

南宁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投入、多层次合作模式

南宁市以农民为主体、以利益为纽带、以自愿为原则、以服务为主要内容、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创品牌为目标，走出了一条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投入、多层次合作的发展路子。

多主体参与：截至2016年，已从2007年的30家猛增到2904家。其中专业大户成立401个，农户成立1333个，农村能人成立987个，企业领办41个，村委领导带动68个，供销社领办11个，其他63个。

多元化投入：全市合作社出资总额达24.6亿元，入社农户71865户，带动农户256558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24.25%。

多层次合作：由最初的单一生产合作转变为产、加、销一体化合作，由单一要素合作转变为劳动、技术、资金、土地等多要素合作，由松散型合作转变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型合作。

抱团发展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宾阳县在创建古辣香米产业示范区过程中，推行“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按照农户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原则，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由企业统一进行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经营，所得利润实行按比例分红、保底二次分红，企业为入社农户提供生产技术帮扶、订单收购香米等多种模式，入股水田面积1.1万亩，亩产实现收益比分散经营增值15%。

2015年，全市合作社农产品销售收入14.5亿元，实现盈利1.8亿元，上缴税金116万元，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人均增收约2000元。

实现“种产品”到“种品牌”转变。隆安县绿水江香蕉专业合作社的“绿水江”牌自主香蕉品牌，已在全国18个省23个地市拥有固定营销网络，连续几年被评为国产香蕉品质第一的优质品牌；横县陶圩镇德山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陶圩”牌土鸡口味鲜美，一直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通过合作社的示范作用，实现了从“种产品”到“种品牌”的转变，增强了农产品竞争力。

以邕宁区“顶蛳山”野猪、“雪淮”淮山、隆安“绿水江”香蕉等特色产业为基础，依托粮食、糖料蔗、水果、蔬菜、花卉苗木、桑蚕、食用菌、生猪、草食动物、罗非鱼等十大农业优势产业基地，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多种经营模式发动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围绕优势产业从事产、加、销等经营活动，有效促进当地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推进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向区域化、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

【观点】

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农业组织的基本路径是从家庭经营到家庭农场，再到合作社、合作社联合社……这里的社区合作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传统集体，而是以合作社原则、以乡村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农民合作组织。合作社不仅能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生产、技术服务，也能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供销服务和金融服务，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肯定的“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

四川崇州农村合作社CEO管理模式

崇州隆兴镇顺江村48岁的农民王志全是我国首批农业职业经理人，又是崇州首个凭农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获得银行贷款的人。

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之前，王志全曾和周围很多人一样进城打工。2010年，他返乡务农兼做小生意，同时被选为生产小组长。2011年，村里动员村民拿土地入股，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初期的合作社仅有20户农民、82.8亩土地。在之后举行的合作社股东大会上，王志全被聘为农业职业经理人。

合作社正式运转时，已到了小麦播种季节。麦苗要防虫，农户治虫成本15元一亩，而合作社只需8元。收割季节到了，单干户请的收割机70元一亩，而合作社是50元。年底算账，合作社小麦平均亩产比普通农户多出260斤。土地经营收入除去成本后，与农户二八开，王志全每亩地获得180元佣金。

很多农民看到合作社的土地交给王志全后收益明显提高，加入的积极性高起来，老乡们时髦地称呼他是农业CEO。2012年，政府主导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育体系正式建立，并颁发相应的证书。王志全成了3个合作社的CEO，管理着2987亩土地，还请了18名管理人员，多是60岁以上老农，每年的薪酬2万多元。随着合作社实力的壮大，他在崇州开了两间门市，经营大米、面粉、菜籽油。这些都由合作社生产加工，包装统一打合作社品牌。

进入2017年，王志全打算把3个合作社的土地扩大到5000亩。如今，像他这样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在崇州批量出现，已发展到1000多人。

本文列举的案例，证实了一个几乎是老生常谈的原理：中国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生产力问题，而且是与物质利益相关联的以农民为中心、以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联结的社会关系问题。

在劳力、土地、资金三要素基本流出农村的现实背景下，破解“三农”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建立能够改变现行乡村资源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强有力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它既能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又能维护农民的基本权利，还能对于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落后局面做出看得见的贡献，可以从根本上加强农村内生的解决问题和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

上述案例的经验表明，农民中蕴含着极大的组织创造力。综合农协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企业。它拥有一种奇异的创造力和自我修复力，使得这个组织的可支配资源，无论资产、收入、人才，还有会员以及协会内外的各类经济、社会组织，都能在不断更新和自我修复中逐渐长大，同时，协会自身的能力也得到训练与提升。在这种农民集体实践的创造过程中，新的意识、新的观念、新的价值、新的道德、新的伦理、新的制度就迸发出来了。

这告诉我们，想要寻找的“三农”现代化的普遍标准不在别国和他人那里，就在我们自己脚下。所以，把目光对准当今中国农村的社会实践，即便现在还处于边缘地带，属于零散和非主流一类，却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有奇效的实践，并从中挖掘支撑中国“三农”现代化的新逻辑、新规则甚至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