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个古老但常谈常新的问题。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其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人类语言学或“人的研究”背景下去考察，从任何单一角度得出的結论都会走入“以偏概全”的误区。本文从语言学、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以及神经生物学四个角度出发，对目前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进行梳理并加以评论，以期全面揭示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

关键词：语言 思维 语言学 发展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 神经生物学

一、引言

从古希腊学者柏拉图提出“思维是无声的语言，因此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开始至今，语言与思维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关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语言学界、哲学界、心理学界、心理语言学界以及神经生物学界等一直争论不已，莫衷一是。本文对目前学者从语言学、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以及神经生物学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行论述和评论。

二、四个不同角度

（一）语言学角度

第一位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他以人类语言为途径去揭示人类思维的奥秘。通过人文和语言研究，洪堡特提出四个重要观点：语言与思维相互影响；思维决定语言；语言决定思维；语言与思维具有同一性。洪堡特关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的四个论点，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不然，这是由他论述方式上的问题以及他所坚持的辩证法造成的。要想准确把握洪堡特的思想，就要把他的每一个论点置于他所有的著作中加以审视。因为洪堡特所进行的是基于大量经验事实之上的“总体语言研究”，所以要以“总体”的眼光看待他的思想。尽管洪堡特坚持辩证法，但每个学者在看待或评论一件事情时，难免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或倾向性，故笔者认为，洪堡特本人更偏向第三种观点。洪堡特把语言置于具体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的概念，即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世界观，通过比较不同的语言可以得知人们不同的世界观或对世界的不同认识，这也是洪堡特研究语言的根本目的所在。（张如奎，2012：4）

20世纪美国著名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及其学生沃尔夫继承了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并指出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言结构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影响不是任意的，而是无意识地受语言社团规则的制约。美国语言学家Farb支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并于1973年把语言社团的规则大致分为两大类：Speaking和S-P-E-A-K-I-N-G。“Speaking”指的是语言特有的语法规则及发音体系。如：“singer，hanger，linger，anger”这四个英语单词中都有字母g，在“singer”“hanger”中，字母g不发音，但在“linger”“anger”中，字母g发音，这是因为英语发音体系规定只有词缀“er”在动词之后时字母g不发音，否则须发音。“S-P-E-A-K-I-N-G”指的是语言的组成成分在语言游戏中操作的方式，各个字母分别代表背景（Setting and Scene）、参与者（Participants）、结果（Ends）、行为顺序（Act Sequence）、语调（Key）、语言工具（Instrumentalities）、规范（Norms）以及体裁（Genres）。通常情况下，每种语言都要受各自内部规则以及社会文化规则的制约，但我们也经常看到或听到语言使用者有意或无意违反这些规则的情况，这种违反并不是任意的，大多是为了达到言外之意的效果。

（二）发展心理学角度

俄国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反对前人把思维和语言完全等同或把二者彻底分离的做法，主张把语言和思维看作一个统一体来进行探讨。为了了解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动态发展过程，维果茨基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而是不断相交的。这两条曲线可能会变成直线，齐头并进，甚至有时会合并成一条直线，但它们总是会分开的（Vygotsky，1986：68）。种系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都遵循这个发展规律。

从种系发生来看，思维和语言的发生根源不同，各自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维果茨基，2010：50）。在苛勒关于动物的实验中，黑猩猩通过利用棒头敲打栅栏外的果子以及将一根棒头插进另一根棒头的洞眼并用这种加长了的棒头够到较远的目标的做法展现了他们的“创造力”。但这只能算作源于低级心理机能的初期智力或初步思维，与语言没有任何关系，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人类和动物都具备。相比之下，人类思维源于低级心理机能以及在工具和符号的中介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高级心理机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为人类所独有（Vygotsky，1986：210）。语言的发生根源是表述性发声反应，动物和人类都有语言。但是，动物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本能反应或接近本能的反应，是脱离动物的智力而起作用的语言（维果茨基，2010：42）。苛勒研究发现，黑猩猩所发出的声音只表示各种欲望、情感或社会情绪，不表示任何“客观”的东西。然而，人类语言不仅可以表达纯粹的情感，还可以表述客观发生的事情或自己的所思所想，如：人类可以利用语言向同伴讲述昨天国内和国际发生的新闻事件，也可以告诉同伴自己对这些事件的想法。

从个体发生来看，思维和语言具有不同的发生根源。2岁之前，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彼此独立，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这一时期儿童的智力反应不依赖于语言，语言发展也不依赖于智力（思维）。但在2岁左右的某一时刻，思维和语言的发展曲线相互交叉，彼此相互联系和依存，至此语言开始为思维服务，思维开始用语言来表达。

Heintel（1964）在其著作中写道：“赫尔德说过，‘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有了语言。”这说明从动物到人，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有一定的发展上的连续性（姚小平，1995：82）。维果茨基采用实验的方法从发展心理学角度阐明了这种发展上的延续性，并证明了语言与思维在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上有不同的发生根源，二者的发展过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呈动态发展态势。endprint

（三）进化心理学角度

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Jackendoff（2002）认为，“Bickerton是语言进化思想中为数不多的有见地者之一”。早在1995年，Bickerton就反对达尔文的传统进化论，反对平克提出的现代语言是人类大脑高度进化后的产物的说法。Bickerton认为，从原始语言到现代人类语言，其间没有任何中间状态，在一个“神奇的一刻”，大脑的内部结构突然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他在《语言与人类行为》一书中所说：“人类只是偶然进入了语言的领地，而语言出现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类的意识、思维与智能也得到了发展。”这与洪堡特所主张的“突现论”的语言起源说一致。笔者认为，语言的出现不是“突变的”，在有声语言出现之前，应该有一个“内部无声语言”或“抽象语言”的中间阶段，维果茨基提出的言语发展的四阶段就是对此观点的一个佐证。Bickerton认为，人有线上和线下两个思维系统。“线上思维”是外界事物的存在与刺激引起神经原反应的结果，遵循此时此地原则（成晓光，1999）。该思维是非语言的，动物也可以有。如：在电视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中有这样一幕，在去往古城的途中，当骆驼发现前面有危险或它害怕的东西时，会发出不安的叫声、拒绝前行并试图掉头往回走；人们在听到“地震了”这个信号时，会立马跑向空旷的地方。与“线上思维”不同，“线下思维”不受外界物质的刺激和时空的限制，不必立即做出机械反应，完全在人脑中用抽象的语言来进行，使人们意识到并控制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该思维是语言的，为人类独有。如：人们会回顾过去一年经历的事情，思考和总结自己的得与失，并在头脑中勾画新一年的蓝图。这种依赖抽象语言的“线下思维”与维果茨基提出的内部言语是一致的。

（四）神经生物学角度

英国著名哲学家Carruthers指出，Bickerton的语言“突变论”和“两段论”存在不足，认为Bickerton忽视了原始语言和现代句法语言之间的联系，如果仅靠原始语言中的一些实义词语，不依靠句法关系，那么真正意义上的“线下思维”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Carruthers认为，Bickerton否认了大脑的模块本质。然后，他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提出了语言认知观，认为大脑是由一系列各司其职、专门化的模块组成的，如：听觉模块、视觉模块、运动模块、躯体感觉模块、语言模块等。语言模块作为其中一个独立的模块，其基本功能是思维，它位于左侧大脑外侧裂周区，与中枢认知机制关系密切，在认知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Carruthers（2006）认为，原始语言能使其使用者以听觉及运动想象的方式来产生内在话语，中枢认知机制可以利用这些内在话语来启用语言模块的资源，以实现其自身的功能。这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开始。若非语言模块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中枢认知机制不可能进行信息融合。总之，语言在人类的创造性思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创造性思维的载体。该论点得到了成晓光的支持，他认为，“四万年前，知识的积累及知识通过语言的传播达到了临界点，促成了创造性思维的爆发”。（成晓光，2006）

三、不同视角评论

由上可知，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都在一定层面上揭示了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代表性不足

尽管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和Farb都致力于在研究中囊括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将它们进行对比以揭示语言结构差异对民族思维的影响，但由于种种限制，他们考察的语言范围主要集中在非洲语言、欧洲语言和美洲语言区，其中包括很多地方方言和土著语言。这些语言区的语言特征不能代表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总体语言特征”，无法全面地揭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维果茨基试图从发生学上更加科学地阐释这个问题，但在种系发生上得出的结论仅基于对黑猩猩这一种动物的研究，没有涉及蜜蜂、喜鹊、大象、乌鸦、灌木松鸭等同样具有“创造力”的动物。研究发现，蜜蜂可以识别人脸，喜鹊和大象有自我意识，苏格兰乌鸦能制造工具，灌木松鸭可以预测未来，这说明动物的智力并不低于人类。维果茨基仅通过苛勒测试黑猩猩的实验就断定动物不能借助工具和符号中介发展高级心理机能，这个结论是不科学的，亦不具有代表性。Bickerton从进化角度研究语言的起源问题，但是他误把猿视为人的祖先。人不是从猿进化而来的，猿不能代表人的祖先，对猿的研究也不能代表对人的祖先的研究。因此，Bickerton所得出的結论必然不能真正说明语言的起源问题以及语言及思维之间的关系。Carruthers从语言在大脑中的位置及作用角度进行探讨，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正常说话者和失语症患者。笔者认为，对其他人群（如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和行为进行研究，也许更能揭示语言与思维的具体关系。不可否认，语言模块的提出大胆、新颖，已经得到Chomsky（1995）、Pinker（1994）、Fordor（1983）以及Baron-Cohen（1995）等学者的认可或验证，但还需要更多实验研究的佐证和补充。成晓光（2006）提出，今后可以从意识思维、显性思维、推理以及创造性思维等方面展开研究。

（二）研究结论主观性强

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尽管都是立足于经验，以对搜集到的语言材料进行分类、整理以及分析为立论基准的，但所得结论多是主观归纳和推论的结果，遭到了不同学者的反对。如：针对洪堡特提出的语言的完善和不完善以及萨丕尔、沃尔夫提出的语言的表达和不可表达的观点，美国语言学家霍克特提出，语言的差别在于表达容易性。霍克特认为，当用一种语言表达某些事情相对容易时，就会帮助强化那些思想和理念，同时把其他事情推向注意力的边缘（刘润清，2013：194）。洪堡特提出的语言和思维具有起源上的同时性和发生上的同源性的观点，遭到了维果茨基的强烈反对。维果茨基提出，语言和思维有不同的产生与发展根源，并且不是同时的。如：不会说话的儿童想要拿到冰箱上层的东西时，会搬过来一个凳子，爬上去然后再拿。笔者认同维果茨基的这个观点，但是不同意他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如：语言以及高级心理机能只为人类所有，动物没有；动物的叫声只能表达情感，而不能表达客观的东西。笔者认为这些结论是武断的，关于高级心理机能和低级心理机能的划分标准不明确，甚至不科学。笔者认为，动物也具有高级心理机能，也能表达客观的东西，如：蜜蜂可以通过舞蹈向同伴传递远处花蜜的位置信息，黑猩猩会生火做饭等。人是高等动物，从动物到人，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这中间应该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完全分离。或许从动物思维到人类思维之间也存在这样一个中间过渡阶段，那么就不能将思维系统直接划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endprint

（三）研究方向和方法单一

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和Farb都是从语言学角度采用观察法横向比较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揭示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研究广而不深，容易浮于表象；维果茨基和Bickerton采用实验法纵向比较动物与人在语言与思维方面的异同，实验难以重复，结果难以验证；Carruthers通过对大脑的神经解剖或生理解剖，发现语言模块的存在，并承认与此共同进化而来的先天认知机制（思维）的存在，揭示了语言和思维的本质特征及内在联系，但他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语言及后期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而该方向是本文语言学角度研究的重点。

四、结语

本文从四个不同角度对目前学者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发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极其复杂，从不同角度得到的观点充满矛盾对立，但又相互统一，互为补充。要想全面把握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具体关系，就要多角度、多层次地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忽略任何一个角度都有失偏颇。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每个角度的研究范围，增加研究对象，还可以采用更加科学的神经科学或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有声思维、MEG、fMRI、MRI等，扩展该领域的研究，验证及补充当前研究成果。如：在今后研究中，可以采用有声思维方法，考察双语者在相同任务下选用不同的汇报语言对其思维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参考文献：

[1]Baron-Cohen，S.Mindblindness：An Essay on Autism andTheory of Mind[M].MA：The MIT Press，1995.

[2]Bickerton，D.Language and Human Behavior[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

[3]Carruthers，P.The Architecture of the Mind：MassiveModularity and the Flexibility of Though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Chomsky，N.The Minimalist Program[M].MA：The MITPress，1995.

[5]Farb，P.Word Play：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Talk[M].NewYork：Alfred A.Knopf，Inc，1973.

[6]Fordor，J.A.The Modularity of Mind[M].MA：The MITPress，1983.

[7]Jackendoff，R.Foundations of Language：Brain，Meaning，Grammar，Evolution[M].New York：Basic Books，2002.

[8]Pinker，S.The Language Instinct[M].London：PenguinBooks，1994.

[9]Vogtsky，L.S.Thought and Language[M].MA：The MITPress，1986.

[10]成晓光.《语言与人类行为》评介[J].当代语言学，1999，（3）：56-60.

[11]成曉光.西方语言哲学教程[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13]列夫·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M].李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15]张如奎.俄罗斯学界视野中的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张姣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100089）endprint